作者：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日本学刊》2022年第4期，《日本社会变迁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全文约1.5万字）、日本学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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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社会体系平稳运行，支撑着经济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战后形成的社会体系开始动摇和瓦解，处于旧的体系已经发生改变、新的体系尚待建设和完善的转型时期。这个过程会对日本的社会心理带来冲击，中日关系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从社会结构角度看，自此至1990年前后，日本社会各领域大体维持了相对平稳的局面。
在人口方面，二战后初期，日本出现人口激增，而后进入平稳增长时期，总和生育率大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或附近，人口规模持续壮大。由于战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日本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历程。但在人口老龄化起始阶段，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并不非常显著，日本的人口红利持续了40余年。在人口持续增长的条件下，日本人口结构相对合理，人口红利持续释放，日本经济历经战后复兴、高速发展、稳定发展直至泡沫经济，维持了较长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家庭方面，二战后日本制定新宪法、颁布新民法，废除了专制的家长权和长子优先继承权，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继承等问题上的平等，传统的“家”制度由此崩溃，日本家庭由直系家庭制走向夫妻家庭制。产业化的进展促进了家庭生活模式的转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家庭角色分工模式逐渐形成，父母与两个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战后日本的“标准家庭”，也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家庭政策的基础。有车有房、家庭收入持续增加、生活富裕的四口之家作为“理想家庭”，成为大众追崇的目标，被称为“家庭的战后体制”或者说“战后家庭模式”。从劳动就业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了日本式雇佣体制，通过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措施，日本式雇佣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并渗透至人们实际生活当中，要求员工及其家庭对企业忠诚成为一种规范或理念。日本式雇佣体制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时期发挥了极大作用，促进了日本经济发展，使日本成为科技水平很高的工业化国家，对战后日本社会稳定也做出了贡献。在阶层方面，战后日本经济经过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国民大多过上了富裕生活，日本进入了“消费时代”。同时，教育的振兴在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普遍对生活感到“满足”，对人生感到“幸福”。“中流意识”作为一种生活意识得以形成和蔓延。而“中流意识”的蔓延又造成了日本中间阶层壮大、日本社会趋于平等的社会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战后形成的社会体系开始动摇瓦解。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过程中，日本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少子化”趋势日益显著。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日本人口结构进入长期失衡状态，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成为日本社会的长期性课题，人口结构失衡持续困扰日本。支撑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耗尽，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负债的沉重负担。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加、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单身家庭的增多，战后家庭模式即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标准家庭”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日本家庭出现了个体化、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女性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她们不再安于“专职主妇”的家庭角色分工，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人日益增多，战后日本形成的夫妻分工模式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日本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战后形成的“一对夫妻+两个子女”的典型家庭模式出现了动摇。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雇佣流动化”趋势，具体表现为非正式员工增多、转职率上升、受雇时间缩短等。在雇佣流动化趋势下，年功工资制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大企业中，员工年龄、工作时间与工资的关联性出现松动，工资评定已从偏重年龄、工作时间转向偏重工作业绩，最后定位为偏重职责和工作角色。另一方面，随着派遣员工、临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增多，员工结构开始多元化发展，新老员工之间的交流减少，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也趋于减弱。同时，企业和家庭之间的纽带关系也逐渐消失。“一亿总中流”形象开始改变，日本社会出现了中低收入人群增多、社会阶层差距拉大的现象。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走高，进入90年代继续保持上升趋势。从国际比较来看，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处于较高水平。这些数据都说明，日本的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规模在扩大。日本社会中的差距，既有看得见的差距，也有看不见或难以看见的差距。劳动就业的不稳定性使低收入家庭增多，还有可能助长各种差距出现代际间固化的恶性循环。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体系发生的变化，日本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政府采取相关政策措施，试图重新构建适应新形势的社会体系。
日本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增长期，如今其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失衡，日本需相应进行制度调整和重建，以应对人口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近年来，日本出现了对“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的动向。日本政府也着力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一是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二是延迟退休年龄。二者相辅相成，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会推动老年人积极就业，养老金保费也会增加，有利于维持和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保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个体化、多样化的家庭形态及家庭生活方式被人们所接受，战后所谓“标准家庭”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鉴于少子老龄化的严峻局面，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整体而言并不鼓励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在社会保障、税制等制度措施上依然以战后“标准家庭”为单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还出台了鼓励三代同居的政策措施。从社会角度讲，日本还存在制约家庭个体化、多样化发展的各种有形或无形压力。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日本正在向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方向发展。2018年日本国会通过“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对劳动雇佣相关八部法律进行修改，并从2019年4月起陆续实行。该法案旨在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实现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保障各种雇佣形式的公正待遇，使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就业形式。为了让更多的日本女性、老年人及外国人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需要日本建立健全更加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来应对。工作方式改革是日本解决社会差距问题的一个契机。如果工作方式改革进展顺利，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工资收入差距，促进个人和家庭收入增加，消除劳动就业和生活上的不安全感，激发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热情，进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社会的创新发展、降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逐渐消除差距。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多次强调没有分配就没有发展，要强化分配功能，提升中间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间阶层，实现发展与分配的良性循环。如相关措施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并取得实效，将有助于日本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日本社会处在由战后体系走向新的体系的转型期。社会体系转型的过程会对日本的社会心理造成冲击，中日关系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在旧的体系开始瓦解、新的体系尚未构建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心理较多地表现为焦虑和不安。就日本而言，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上述几个变化，都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对日本社会心理的影响会更大。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发展缓慢。日本民众希望革新，日本社会也需要改革，但日本社会仍处于坚持和打破“旧体系”的纠结当中，尤其是关系家庭、雇佣等制度方面的改革步履蹒跚。在日本民众希望革新的愿望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社会心理更为焦虑和压抑，进而不断强化日本民族主义的表现，将矛头转向国外。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相继登场，他们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对华认识发生了与西方国家同频的转变。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发展停滞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一直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中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日两国综合实力发生逆转且差距开始拉大。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民众心理难免产生焦虑感和不平衡，以前形成的优越感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下很容易转变为“厌华”和“反华”情绪。从日本社会心理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的角度讲，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警惕。一是日本民众的群体心理与大众媒体等社会舆论相互影响，强化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二是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利用社会心理和社会舆论推高反华气焰。当前日本民众焦虑的社会心理和“厌华”情绪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有可能被日本国内反华势力作为“公共舆论”或“大众民意”加以利用，作为民众支持其对抗中国的“依据”。-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