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紫茵：“承认政治”视角下竞争中的美日特殊关系

作者：杨紫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东亚评论》总字第36辑。《东亚评论》（原《黄海学术论坛》）创建于2003年，由山东大学主办，现由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为半年刊。本刊面向国际问题研究，以东亚研究为重点，突出东北亚研究。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张蕴岭担任主编，聘请国内知名学者专家为编委。

转自：山大国际观察公众号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和美国在短时间内从战败国和战胜国的关系转变成高度相互依赖的同盟关系。对于美国而言，美日同盟的形成使它在太平洋地区收获了一个坚实、忠诚和价值观相同的盟友；而对日本而言，美日同盟则使其获得了美国的军事保护伞，确保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也可以借助同盟优势直接进入美国这一当时世界最大的市场。两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有较强的互补性，美日“从属性合作关系”的形成符合各自国内利益诉求和国际环境变化。从20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经济急速增长并有超越美国之势，美日发生了多次贸易摩擦，两国关系呈现出竞争和合作并存的状态。但是，贸易摩擦并没有削弱同盟关系，时至今日，美日关系继续维持了多领域紧密合作的态势，美日关系愈趋稳定。通常美日关系都在现实主义视角内研究，采用“承认政治”视角对战后美日关系的“特殊性”进行研究是一次有趣的尝试。

关键词：“承认政治”；美日同盟；特殊关系；强式承认；弱式承认

“特殊关系”一词多指英国与美国在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军事合作，尽管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上存在分歧，但是英美“特殊关系”仍在延续。1946年3月6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The Sinews of Peace）的演讲，即“铁幕演说”，其中首次明确提出“特殊关系”一词。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认为，“特殊关系”一词同样适用于形容美国与其亚洲盟友日本的关系，因为美日在面对亚太周边安全威胁时安全利益紧密相连，战略合作深化。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偶有采用“美日特殊关系”的说法。美日关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上：一是美日同盟建立的动因；二是美日同盟的韧性。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1993年曾指出，日本会在冷战结束后利用其经济优势地位寻求更大的均势或战略独立。这似乎意味着美日同盟将走向终结。不过，如杉田米行（Yoneyuki Sugita）所言，冷战结束后至今日本并未如结构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削弱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美日关系仍然维系着冷战时期的紧密程度，甚至有所深化。

作为美国战后高度重视的同盟关系，美日同盟是联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关于二战后美日关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讨论美日同盟的形成及其稳定性，多以现实主义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和检验。于铁军认为，美日因相互间认识、观念、制度和国内政治等因素影响，导致美日同盟从摩擦走向“漂流”，从“漂流”走向强化。汪伟民认为，联盟理论中的权力平衡论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平衡论更有助于解释冷战时期的美日同盟。他指出，美国从一开始就占据优势地位，把日本看作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主要工具，而日本在地缘上邻近苏联和中国，所以对于平衡威胁更具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选择“追随”而非“制衡”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转化为“威权式联盟”体系，这种联盟是基于基本相同的利益需求而形成的。现实主义视角在分析美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系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说明了在国家都追逐权力的本质之上，美日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性，使其同盟关系虽然历经多次转型却没有削弱反而有强化趋势。实际上，除现实因素以外，美日特殊关系的建构与维系更涉及美国是否选择“承认”日本作为其盟友。美国对日本的认知和“承认”从根本上决定了彼此是否能够维持同盟关系。假如美国拒绝接受日本作为其盟友，所谓共同敌人、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也就不复存在。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美国基于战略利益考量，选择日本为地缘战略锚点，承认其地缘战略作用，化敌为友，认可日本作为其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奠定了两国战后的特殊关系。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长，美日贸易摩擦频发，但并没有动摇美日的同盟关系。美国对日本战败后需要心理和经济康复的同理心使其形成了“强式承认”，认为“低级政治”问题不会使美日在“高级政治”的战略问题产生分歧，因此认可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同时承认实力增长后的日本能够发挥其更大的地区影响力，因此把日本视作其在亚洲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盟友。在这一段“承认”的过程当中，美国这种“强式承认”有助于消弭两国异质特质带来的差异，在“高级政治”问题上保持共识。“承认”使美日特殊关系具有“特殊性”“可持续性”。因此，本文尝试在现实因素之外进一步纳入“承认政治”这一新视角，结合美国已解密的外交档案浅析美日特殊关系稳定发展的原因。

01

美日特殊关系中的同质性基础

从“承认政治”视角来分析战后美日关系，有助于理解两国同盟关系不断深化的深层次动因。查尔斯·泰勒在《承认政治》一文中通过揭示“身份”（identity）与“承认”（recognition）的紧密联系阐述了“承认”的重要性。他认为，“承认”不是在孤立状态中的自我认定行为中获得的，而是通过与他者半公开的对话协商形成的。因此，自我认同本质上是我者和他者的对话关系。“承认”便是获得身份的社会化过程，表示人们“承认”的对象与他们自己同等重要。“承认”决定了他者和我者的社会地位，而拒绝给予“承认”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改变，不被“认同”的他者便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美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就是因为战后的日本获得了美国的“承认”，确定了其战后的自我定位，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优先”的重建路线。日本也因此确定了与“他者”美国的关系，建立起日美安保体制，让美国为其提供防务保障。

“承认政治”在公共领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对“承认”的解释在理论层面上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中。根据国际法，新的政治主体只有经过国际社会现存国家的“承认”，才可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对国家间“承认”的理解，在一个国家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以后，政府便能在“承认”的基础之上自由决定是否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基于“承认”的政治行为，被承认的政府便能同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有表达其行为意图的权利。纵观战后日本实现重建并提出其“经济大国”“政治大国”的政治目标的过程，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战后日本，美国不断为其恢复国际地位背书，最终助其成为国际社会中被认可的一员。

皮尔·阿伦（Pierre Allan）和亚历克西斯·凯勒（Alexis Keller）将“承认”分为“弱式承认”（Thin Recognition）和“强式承认”（Thick Recognition）。前者是指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接受他者的独立存在；后者则是指基于对他者认同的基本特征的理解，对其产生同理心甚至是同情心的基础上对其承认，以形成一种保存各自异质化特性的共识。通过承认他者认同的内涵，明确他者和我者之间的区别，使两者之间能够达成一种社会化的共识。美国对日本的角色定位上存在“强式承认”的认同基础，这一认同状态使两国能够在各方面差异较大的前提下依然保持共识，维持长期的同盟关系。日本有着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虽然表面上与西方国家非常相像，但是实际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尽管两国存在异质特性的共识，但是美国仍然对其提供保障和支持，除了战略考量，更是因为美国对二战后的日本存在同理心。美国对日本的“强式承认”让两国有较强的互信基础，对于深化同盟关系有天然优势。

02

战后美日特殊关系的发展奠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1952年4月的六年零八个月间，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军事占领。约翰·道尔指出，美国人一开始是想要强加于日本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构想，是一种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表现；而当他们离开日本之前，又转而与日本社会的守旧势力合作，重新武装他们昔日的敌人，使日本成为他们从属的冷战伙伴。

1945年9月22日,杜鲁门批准了《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指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不会再对美国和世界和平造成威胁，并成立一个愿意支持美国战后目标和《联合国宪章》的和平政府。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日本应该彻底解除武装，实现“非军事化”，在盟军最高司令官的监督下建立民主政府、恢复经济。因此，从1945年10月起，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就开始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包括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进行土地改革等。美国进一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国家神道的废除和天皇发表的“人间宣言”。1945年12月，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发出了废除国家神道的指令，宣布政教分离，削弱了神道教的影响力，动摇了天皇的神圣性。1946年1月1日，裕仁天皇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又被称为“人间宣言”），其中提出天皇和国民之间是非神话的、非人神的关系，正式否认了其“神格”。这一系列的举措意在使日本成为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通过颠覆天皇制的合法性基础，否定战前的民族主义，重新树立新的制度和政治意识。在美国主持下，日本进行了非军事化改造，开始积极推行民主化改革，并专注于经济发展。

但是，由于美苏冷战局面的形成和东亚局势的变化，美国放弃了全面遏制的对日政策，转而主张化敌为友，希望能够借助日本的地缘政治坐标遏制苏联。1947年3月，日本占领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提出应调整对日政策，建议美国政府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并撤军。同年8月，乔治·凯南领导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展开了对日政策研究工作，最终向国务卿马歇尔提交了《政策规划室有关日本问题解决方案的讨论结果》（PPS 10）研究报告，建议美国不必急于缔结对日和约，更应帮助日本建立警察力量和海上防卫力量，并调整对财阀的政策，促进日本政治和经济稳定，以防苏联意识形态渗透。该建议背后的逻辑是乔治·凯南认为日本不可能在美苏冲突中保持中立，美国定当要避免日本倒向苏联一边，更要建立一个对美友好的日本以遏制苏联。此时，日本面临四种安全选择：自助、依靠美国保护、地区性集体安全体制的保障或联合国的保障。最初，日本希望谋求集体安全体制的保护，而后片山内阁的外相芦田均提出寻求摆脱战败国地位的同时加入联合国。不过，最后日本选择与美国缔结专门协定以保证日本安全。1947年9月，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局长铃木九万向其好友、美第八军军长艾克尔伯格以个人名义提交了备忘录。他认为，在美苏对立的情况下，日本很难依靠联合国的保护独立，因此保证日本安全的最佳措施是把防务委托美国以防第三国的侵略，直至《联合国宪章》足以发挥适当作用为止。《铃木九万备忘录》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安全战略方向的转变，奠定了日本建立美日安保体制的战略方向，也与乔治·凯南的设想不谋而合。美国有改变对日政策的计划，同时日本也希望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和支持。

美国停止了战后以惩罚和改造日本为目标的“非军事化”政策，转向支持日本的“有限军事化”，减轻日本的赔偿负担，并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来刺激日本经济发展。在军事上，美国虽然在表面上维持其对日非军事化改造，实质上则加强了日本的警察力量，并在防务、安全等各方面支持日本。1949年6月15日，美国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在日本安全需求的战略评估》（NSC 49号）文件。报告中提到，日本诸岛对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因为日本处于北太平洋的贸易通道上，控制着日本海、中国东海和黄海的出海口。正是因为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倘若其被苏联控制，苏联便可以借此一步步向东向南扩张至东南亚地区，直接对抗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外基地。但是，如果美国间接或直接控制了日本，不仅可以抵制苏联势力的南下，还可以控制日本海、中国东海和黄海或使之中立化以符合美国利益。此外，日本还可以为美国向亚洲大陆和苏联的岛屿投射军事力量提供作战基地。加强对日本的控制，符合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的遏制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加速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进一步加强了美日的军事关系。

1951年9月8日，美日先后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生效。《旧金山和约》规定了琉球群岛等地无限期、无条件置于美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对这些地区、所属居民与所属海域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则确定了日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规定美国在日本驻军的义务，进一步确定了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1952年2月28日，美日签订了关于实施安保条约的《日美行政协定》。该协定规定了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的义务；美军使用和管理基地的权利；驻日美军、从军行政技术人员及二者的家属这三类群体所拥有的“治外法权”这一系列条约奠定了美军驻日的合法性地位，但是上述条约的谈判过程与签订内容都反映出日美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也为后来的多次摩擦埋下伏笔。不过，得益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日本在国防和军事建设上投入相对较少，因此可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为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03

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与挑战

自1955年开始，日本展现出发展潜力，经济增长迅速，社会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因此日本对美国提出了提升相对地位的诉求，但这也引起了两国的冲突。1955年，美日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纺织品贸易摩擦，由于日本棉织品出口的扩大，美国为维护其国内产业利益而向日本提出减少出口的要求。不过，美国基于其遏制战略的考量，并未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施压。1958年2月12日，美国驻日使馆向国务院发回电报称，如果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不允许日本可以公平、合理地参与它们的市场、分享份额，那么日本将必然转向以政治为代价与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商贸交易。20世纪50年代末，美日贸易摩擦开始涉及更多的领域，内容主要包括贸易逆差问题和日本的市场自由化问题。但在这一次贸易摩擦下，双方依然能够保持合作，主要在于日本做出的让步不仅满足了美国的期望，更符合日本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可谓一箭双雕。

从美国与日本进行单独媾和开始，日本国内一直有反对单独媾和并反对驻日美军基地的声音。1957年6月，岸信介访问美国，其间，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修改安保条约、“归还”冲绳行政权、小笠原岛民回归、禁止核武器等要求。艾森豪威尔在听取岸信介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后表示，美国承认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性，美国维系并发展与日本友好关系的基本政策不变。艾森豪威尔又指出，面对共产主义、经济与国防的威胁，日本目前的问题将会被予以最大的同情来重新审视，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阻碍也会尽力解决。岸信介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条约修订展开谈判。1958年，美国就条约修改进行多轮内部讨论，并于9月12日草拟出新的安全条约——《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10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驻日使馆发电报，表示决定与日本就安保协议进行重新协商。1960年1月，美日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所谓的《新日美安全条约》，取代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汪伟民指出新约主要有五项变化，一是新增日美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的合作，二是明确了美国对日防卫义务，三是确定日美遇紧急军事情况时的协商制度，四是明确了条约的有效期，五是删除了驻日美军镇压内乱的相关条款和不经美国同意日本不得向第三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款。总体而言，在《新日美安全条约》的框架下，日本的自主性加强，双方的对等性得以提升。随着日本外交自主性增强，日美安保体制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对防卫自主性的重视度有所提升。

20世纪60年代，日本踏入“社会结构现代化时期”，实现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经济迅速增长，跃升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日之间发生了第二次美日纺织品摩擦，而且这次贸易摩擦出现了政治化的趋势。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提升，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衰落，日本在这次贸易摩擦问题上展现了强硬态度。美国为解决这次纺织品摩擦问题，把“归还”冲绳作为谈判条件。双方关于“绳与丝”的秘密谈判看上去是美国与日本的利益互换，但实际上美国没有退让便获得了收益，因为日方并不知道美国早就决定于1972年归还冲绳。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日美通过政治解决结束了贸易摩擦。70年代以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两国的主要矛盾，市场自由化问题进一步深化了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这次的摩擦中，美国对日本提出了扩大内需、改变产业结构、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和加大产品进口等一系列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并不能缩小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日本最终将出口转向其他市场，降低对美出口额，减少贸易顺差。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改变对华政策，开始秘密与中国接触，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苏联。日本因此对日美关系产生怀疑，美国却无意改变美日同盟关系。1972年2月9日，尼克松在国会发表了任内第三次外交咨文，表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971年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实际上加速了美日关系的发展”。关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尼克松指出美国并非要转向与中国结盟，也不会与中国建立损害盟友利益的双边关系，美国或日本都不应该因美国的对华政策而降低对彼此的信任，因为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不是矛盾的，而是平行的。由此可见，美国十分清楚日本对美依赖程度，并且认同日本作为其亚洲盟友。尼克松指出，美日关系标志着美国战后外交的成功，这段关系旨在“向日本提供足够的支持和安全保障，使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得到经济和心理康复”。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发表了第四次外交咨文，其中指出“日本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由于日本现在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决定因素，美日是自由主义世界的两个大国，在安全和繁荣方面绝大程度上是相互依赖的，所以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尼克松指出，“日本已然是全球第三的工业大国了，美日经济关系已彻底转型，往日美国的家长式作风已不再适用于这段关系了”。“日本不再是一个在外交中依赖美国的太平洋国家，而是一个日益自主行动的国家了”。“美日同盟的首要议程是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避免贸易争端威胁到两国政治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稳定”。美国承认了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但是鉴于日本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并没有放弃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而是选择调整同盟关系，认为日本作为美国至关重要的盟友，有能力在亚太地区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向“政治大国化”的道路，脱离对美国的依靠，希望成为被其他国家认可的“普通国家”。赵学功指出，卡特政府时期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美，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展开“全面性合作”，日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而这次会晤表明了双方平等伙伴关系的最终确立。

尽管美日关系经历了两次贸易冲突，但是两国的伙伴关系仍然以不断加强为基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日贸易冲突有尖锐化的趋势，但最终都通过双边谈判、彼此妥协、达成协议缓解了冲突。冷战结束后，日美安保体制并没有因为遏制对象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作用。为满足两国的战略需求，日美继续保持了防务、军备技术等多方面的合作。纵观美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这段时期，虽然日本战后经济地位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美关系，但是双方在安全领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同盟关系。面对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美国基于二战后的同理心和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选择对同盟关系进行调整。

04

美日特殊关系中的可持续性

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都认为，美日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动摇以安保条约为标志的日美同盟。杨伯江认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将激起两国国民情绪，引起日美围绕地区主导权和科技领域话语权的争夺，这终将使日本逐渐脱离对美国的依赖关系。肯尼思·华尔兹认为，日本会在冷战结束后利用其经济优势地位寻求更大的均势或战略独立。托马斯·戴维·梅森（Thomas David Mason）等认为，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必然会损害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但是，日美关系实际中的发展偏离了这种论断。通过回顾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进程可见，日美的贸易摩擦规模和频率都随着日本的经济增长而逐渐扩大、增加，但日美的安全合作并没有因此减少，两国安全同盟的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密，以期形成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共同体。刘世龙指出，日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产生的离心力促使两国谋求通过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来增大向心力。但这一说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日美同盟加强并不会使美国担心日本同时获得经济和军事发展，继而成为其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从现实角度来看，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日美都能在亚洲地区确定共同敌人，因此存在共生性的战略利益。在冷战时期，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的重要前线基地；在冷战后，日本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在亚洲扩大影响力的主要合作者。杨扬指出，美日安全利益的互惠性，使得美日可靠性需求逐步增加。美日同盟除了是日本和东北亚地区安全防御的工具，更是两国全球战略利益的工具。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2018年发表的、由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共同撰写的第四份《阿米蒂奇—奈报告》中可见，美国国内对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走向仍然乐观。他们认为，虽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军事盟友的质疑将有可能损害同盟关系，但是由于日美同时面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等地区安全的“威胁”，两国有充分的必要性联手行动，以确保日美能够在亚洲和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在2020年发表的第五份《阿米蒂奇—奈报告》中，阿米蒂奇和奈认为美日同盟关系有着平等化趋势，两国一系列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夯实了美日同盟的基础，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2022年5月，拜登就任总统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并与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在会后发表的《日美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两位领导人都重申了加强美日同盟威慑和反应能力的承诺，拜登重申了美国根据《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保护日本的承诺。可见，以安保体制为基础的美日特殊关系没有动摇。

第二，在日美安保体制下，日本将长期处在被动地位，受制于美国，这降低了美国的疑虑。日本需要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维持其和平国家的形象，帮助其成为亚洲秩序的建立者。因此，日本希望能够与美国保持这样的同盟关系。但是在这段关系中，美日只是逐渐向“对称性同盟”转变，却一直没有在体制中实现彻底的平等。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在军事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而日本是学习者，美国在合作关系中仍然是主导，而无须担心其地位会被日本取代。

显然在美日特殊关系中，“高级政治”决定“低级政治”，因此两国在贸易摩擦激烈的情况下，只要战略利益共同目标明确，在“低级政治”领域中产生冲突的可能会降低。美日关系中虽然存在竞争，但是美国仍然能够在安保体制中确保其相对优势，获得较大的安全感，于是美日在竞争中形成了持续性同盟关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而言，美日基于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而更重视在亚太的安全同盟关系，形成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贸易摩擦则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没有产生外溢效应。从“承认政治”的角度而言，美日特殊关系不断维持和深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日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承认”，美国对日本的“强式承认”确定了两国在政治关系中的身份，两国深厚的认同政治基础有助于同盟关系的发展。从竞争中的美日关系来看，日本对美国全球秩序领导者地位的挑战是有限度的，贸易、文化等方面的摩擦并不能表明日本能够有力挑战甚至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两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将会持续，美日同盟将长期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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