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淑红: 精英知识网络与改革开放后的中美关系
转自：国政学人公众号
中美关系长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区域和世界秩序稳定至关重要，对中美关系的讨论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自由国际主义认为中美间由于互惠的经济利益而趋向合作；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根本挑战，中美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概念来探讨美国霸权在中国政策转型中的作用，认为美国的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通过资助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建立了中美两国精英间的知识网络。
中美精英间的联系形成了跨国的精英知识网络（elite knowledge network），使得中美精英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有着相差不算过大的认知，构建了中美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使得中美两国关系维持了总体稳定。这种联系虽然强大，但并非完全牢固，中美关系并非绝对稳定。
引言
最初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的精英从1978年开始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其中福特基金会建立的精英知识网络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政策改革、自由市场思维的传播，以及经济学作为技术官僚、政策导向的学术学科的发展和教学方面。
在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以美国企业基金会（corporate foundations）为中心的精英知识网络被学界忽视，本文认为，这阻碍了对霸权如何运作的充分理解。由基金会资助的精英知识网络是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neo-Gramscian-Kautskyian）理解崛起中的中国的核心。
福特与其它更重要的行为体，特别是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但它是中国一系列经济转变的主要力量之一，特别是通过其学术、学生交流和培训计划，建立了强大的精英网络。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的观点比用现实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的方法更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特点。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原则上对所有国家开放，只要它们遵守其规则并吸收其价值观；相反，现实主义者几乎都认为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的方法，以档案研究为基础，对福特基金会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精英知识网络进行案例研究。本文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福特在中美精英知识网络中的角色，考察了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边关系。需要指出，这里没有认为福特的影响力是改造中国经济的单一或决定性因素。文章想要论证的的观点是，福特在战略性目标和及时资助研究、培训和智力工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福特的主要优势是其正式的非国家角色，这使其能够比美国国家机构更自由地进入政治敏感的空间和政治上的话题。
美国和中国的赠款接受者形成了超越国界的网络，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思想、价值观的多向转移和交流提供了机会。这种跨国知识网络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中美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精英之间在共同议程上的合作，而不是现实主义认为的军事冲突；此外，自由主义者声称合作使得中美形成互惠，忽视了决定经济和财政回报分配的两国内部的权力不平等。
新葛兰西主义和美国企业基金会
新葛兰西主义者提出，霸权既依赖于物质力量又依赖于同意，即“整体状态”（integral state），体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有机联系。市民社会在霸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国家精英一起跨越国界，参与更广泛的精英知识网络建设。企业基金会在霸权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以建设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打击社会问题的“根源”，正如他们在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使美国现代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左翼战略边缘化。在国家层面，他们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由有组织的劳工、公司、宗教和大学组织以及国家机构组成。美国基金会在一系列领域和学科中建立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网络，培养了一个价值观、方法和研究机构的亲美环境。
在考茨基看来，超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结成国际联盟共同开发世界资源的倾向——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通过在考茨基的国家间和企业关系中加入美国和中国的市民社会联系，并考虑到我们正在讨论的市民社会组织与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通过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与葛兰西的（跨国）历史集团结合起来，加深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
但是，尽管存在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一个权力转移的体系内，紧张局势将给国际制度带来巨大压力。
网络权力
本文的葛兰西-考茨基主义方法将精英知识网络视为国家和跨国精英权力战略的基础。因此，葛兰西霸权的核心是一种权力技术（power technology），它在建立霸权和管理或防止激进变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精英知识网络是空间中的流动系统（人、金钱、思想），在其中有关键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空间反映了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复杂过程中的分工；由看到知识动员机会的企业群体提供资金。福特、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卡内基（Carnegie）等主要的“自由主义”基金会为建立和维持知识网络提供战略资金。在国内，这个架构包括一个密集的网络，包括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地区研究和社会科学计划，这一网络与政策实践者相互联系。他们与美国政府一道帮助建立了1945年后的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秩序内的制度与私人和国家的制度共同建立了美国主导的霸权知识网络，与北约、欧洲统一运动和英美特殊关系共生，为“核心国家”提供了国际保护伞和深入的国内联系。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经济改革
经济学教育是精英知识网络传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帮助催化和动员了促成经济改革的网络，传播新的思想，以形成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围。转型计划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推进：福特资助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的几次访问，在大学进行“现代化”经济学教学，并帮助形成了包括国务院支持的智库、大学和与世界银行有知识和金融联系。福特项目遵循了一种经过良好实践的模式：首先，在美国精英大学开展基于美国的经济研究，以“了解中国”；第二，通过西方博士项目向中国精英大学介绍现代经济学。
科恩（Cohn）总结道，福特是在中国的三关键的外国势力之一，很容易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单一基金会，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1951-1978）
福特基金会曾经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哥伦比亚大学（42万美元）、哈佛大学（27万美元）和密歇根大学（90万美元）等学校进行中国学研究。需要注意的是，与国家支出相比，基金会资助相对较少。但其重要性不应被忽视。基金会资助是一种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承担了国家机构和政治领导人不敢承担的政治和财务风险。
根据格维茨（Gewirtz）的说法，“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思想会晤必须被理解为1976-1993年期间的一个核心要素”。
1978年后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经济领域
福特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直接关系，到1978年，它们接受了邓小平的呼吁——即更多的中国人从外部学习，建立了许多教育交流和经济课程发展计划。从1978年到2008年，有130万中国人出国留学，其中37 %在美国；约37万人回到中国，在改革派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中国领导层也曾寻求直接的对外援助：1979年，福特代表会见了新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人汪道涵，并资助了100万美元用于发展培训项目。福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7所顶尖大学合作，开始了一项直接支持中美学术和专业交流的计划。
福特公司最重要的活动是全年的研究生经济学培训计划，通常被称为“福特班”，福特投资近500万美元。
福特使没有回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国内同行之间建立了强大的知识网络。中国经济学家社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短期项目，支持海外成员在中国高校教授经济学课程。
2.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学家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改善政策制定和管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提供培训，包括中国电信、平安保险和诺华，还向各个政府机构提交机密报告。
3.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的智库
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还通过联合研究和会议使其专家与中国同行就经济改革保持联系。上世纪80年代，福特主要通过资助国家附属智库来支持中国改革。
4.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一个继续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机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福特公司获得了4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用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联合项目，在该项目下，五名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从事高级研究，一名美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工作。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增长（2000年1月15日至16日，北京）的国际会议，汇集了一个由福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国际经济学家小组。
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是国务院的智囊团，与当时的总理赵紫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主要致力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结论
需要指出，精英知识网络是中国政策机构积极寻求有关美国实践的信息和建议的“被邀请的影响”（invited influence）。因此，中国精英保持了对议程的实质性控制，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来自外部的想法。跨国精英知识网络是一种强大但并非没有问题（not trouble-free）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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