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丽莎卡娃：当代俄罗斯史研究的帝国视角探析

作者：奥丽加·芭丽莎卡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俄国史

翻译：李梦龙，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来源：《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海外学人视点”。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帝国热”倾向。这一热潮的出现，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学科发展趋势，其中也包含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性别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研究。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理解为脱离先前单一的民族国家桎梏，转向突出帝国的后殖民时代背景。新时期的俄罗斯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为主要分析工具，突破了原有的不适用于帝国研究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帝国的“古老”叙事也在本质上突破了旧有的对历史上某一个时间节点、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的碎片化理解，进而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将帝国史研究置于多学科视角下。

关键词：俄国史研究；俄罗斯帝国；帝国范式；帝国转向；跨学科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俄罗斯史研究出现了关于“帝国史研究”的重大转向，从旧时代的单一史学视角转变为通过政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综合研究，这是基于各国学者在研究中不断对理论与研究主题进行调整而出现的变化。[1]在包含“帝国”这一关键词的相关历史研究中，存在诸多有关帝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的探讨。在此背景下，史学研究的帝国化视角可以被理解为脱离单一的民族国家叙事，转向帝国史研究，并突出后殖民化的特点。古老的帝国叙事在本质上是由高度政治化的历史事件所驱动的，强调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征服。而史学研究帝国化视角的新特点在于“与文化、性别及种族的类别相关联”。[2]新的帝国研究以“帝国范式”(Имперская парадигма)为主要分析工具，以往对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帝国研究。[3]

01

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新“帝国范式”

在有关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新的“帝国范式”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20世纪90年代后期，非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研究逐渐增多，出现了所谓的“帝国转向”(Имперский поворот)。部分俄罗斯学者积极与欧美学者互动，用英语、法语及德语发表相关研究成果。此后，大量采用帝国研究范式的俄罗斯帝国史论文、专著、文集相继出版，其中大部分以英文发表。本文基于相关研究现状，探讨世界范围内俄国史研究“帝国转向”的发展轨迹。可以明显看出，俄国史研究的“帝国转向”是国际学界的帝国史研究者们互相交流和讨论，最后走向互鉴与融合的产物。

目前俄罗斯史学界普遍认为，1992年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维也纳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卡佩勒(Andreas Kappeler)出版的《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起源、历史与解体》(Russland als Vielvolkerreich: Enstehung, Geschichte, Zerfall)是关于俄罗斯帝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该书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并很快被翻译成多国语言。[4]卡佩勒有关俄罗斯帝国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使苏联解体后世界范围内的俄国史学家逐渐侧重于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历史。卡佩勒指出，必须跳出旧有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视角”，因为“如果不了解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多民族背景，就无法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他明确反对西方学者旧有的观点，即将俄国的历史视为“俄罗斯人的历史”。[5]

俄罗斯著名学术期刊《帝国》(Ab imperio)以“帝国转向”为主要议题，其专栏“殖民主义和帝国王朝的领土扩张”一直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该期刊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Soviet Studies)资助下，于2000年在喀山创办，致力于在后苏联空间内对俄罗斯帝国的历史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该刊物对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俄罗斯史学期刊中的影响因子名列前五，目前主要接受社会学、政治学和民族学等跨学科视角下有关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论文投稿。[6]俄罗斯国内文学研究的顶级刊物《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也十分关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大量跨学科研究成果。[7]

然而，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层面。很多俄罗斯史学家虽然已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与教派多样性纳入研究范畴，但并没有完全采纳“帝国范式”的研究视角。与俄罗斯国内学者相比，欧美学者在俄罗斯帝国史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了“帝国范式”下的多维视角。而无论是俄罗斯学者，还是国际学界，仍往往将俄罗斯帝国形象与落后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帝国常常被贴上负面标签。

帝国是以复杂的权力和等级结构为特征，拥有多民族和多宗教的政治共同体，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具体而言，帝国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强大的统治者、集中的权力、广袤的领土和附属领土，以及具有多样性的族群。如前文所述，欧美历史学者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帝国范式”：首先，强调帝国内权力的不平等性和垂直性，中心区域必将统治外围；其次，强调帝国的包容性，帝国当局灵活地统治着帝国内部的众多民族；最后，帝国统治的“多样性”是指帝国可以选择通过征服、吞并的方式，在保留被征服者原有统治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维持帝国统治。

“帝国范式”也与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关联。新帝国史研究与后殖民化研究密切相关，通过探讨“民族”概念及“帝国身份”一词的形成，认为帝国殖民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直接压迫和镇压。史学家认为“欧洲统治”是通过话语实践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研究俄罗斯和欧亚历史文化的期刊《批判：俄罗斯和欧亚历史的探索》(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在2000年“新帝国史学研究的悖论”专栏的编辑寄语中所言：“帝国的文化渗透已经取代了‘军事进攻’这种单一方式，价值同化战略替代了军事入侵，这种方式比起直接压迫的方式更能发挥作用。”[8]

在新帝国史研究中，历史方法论发生了改变。帝国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点，人类学、文化研究、民族学、性别研究等领域在帝国史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欧美学者在俄罗斯帝国研究中的“新帝国史”领域推出了多个代表性研究成果。[9]新帝国史与既往研究不同，有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如以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论(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теория)为例，它集中探讨沙皇时期的统治与剥削机制，以及俄罗斯帝国的弥赛亚意识，将俄罗斯帝国及扩张主义的历史从沙皇时代[特别是“莫斯科—第三罗马”(Москва­Третий Рим)理论出现后]拓展至苏联时期。[10]正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所所长马克·冯·哈根(M.von Hagen)教授在《联邦制视角下俄罗斯帝国的历史书写》中所说，由于“帝国主义”一词在冷战时期具有负面色彩，历史学家往往会在研究中有意忽略“帝国”。[11]在现代学界的帝国研究框架之下，对俄罗斯帝国历史的研究如果从多民族帝国视角出发，俄罗斯帝国只是众多“帝国”之一，于是研究重点在于帝国内部多民族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模式。[12]民族只是一个被构建的想象中的共同体，俄罗斯帝国的扩张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征服和镇压，而被认为是彼此间矛盾的和解，以及共同体的建立。[13]与现代欧美史学研究相似，新的帝国研究以对象的复杂性和对象间的联系与互动为主题。对帝国的历史研究力求完全重建“帝国统治阶层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同时考察多个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种互动与联系将带来具有过渡性质的“巨大异质空间”(Огромное неоднород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14]历史学家试图以“帝国范式”取代“俄罗斯中心论”的传统观点，[15]意味着研究焦点从中心扩散到外围——即帝国的边缘地区、民族认同以及在帝国背景下进行的国家建设。相关研究侧重于帝国的“美好历史”，关注并探讨帝国统治得以成功的原因。

近年来，帝国范式的方法论及问题范畴继续发生变化，其所包含的时间及空间范围不断扩展。相关学者将俄国作为帝国进行研究，举办了多次学术会议，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参与其中。学者们讨论了对“俄罗斯帝国”这一名词的界定，并详细阐述了帝国国家分类学说，将西欧的古典殖民帝国、海外属地与大陆帝国(俄罗斯、奥斯曼和哈布斯堡等)进行区分，并根据时间顺序将其划分为两种不同类型：大陆性帝国(一战期间崩溃)和海洋性帝国(二战后崩溃)。[16]主流历史学家将俄罗斯帝国政权的瓦解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以东正教正统思想为核心的古老专制制度，与国家现代化的军事和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历史可以被视为俄罗斯逐步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但在1917年的革命后，俄罗斯未能实现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的目标。[17]

综上所述，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历史学家建立了一套现成的、固有的对于帝国的认知模式：将帝国视为前现代事物，指出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消亡并让位于现代民族国家；帝国作为“古老”的国家形态，其特点为统治者的权力不可分割、政府的暴力手段、不平等和歧视、权力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社会结构等级森严等；帝国与压迫和落后等形象联系在一起，最终必将被进步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学者将民族国家的出现视为一场进步与民主运动，同时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批判也在二战后成为西方舆论的主流取向。而俄罗斯帝国史研究中新的“帝国范式”的出现，对上述旧的“帝国叙事”提出了质疑与挑战。

02

帝国研究的转型与理论争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思潮的出现，帝国研究发生了历史性转变。20多年来，帝国主义及其“欧洲中心论”色彩饱受批判，相关学者认为帝国主义是滞后的意识形态。随着有关民族主义、种族问题和帝国建构等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传统的、欧洲的规范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很难完整地诠释历史的变化及发展，帝国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发生变迁，逐渐被置于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下。

20世纪的反帝国话语是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中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研究批判并反驳现代化理论的规范性和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现代史学研究所提出的标准是以名义上的西方为参照，如议会民主、企业自由、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代表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与此同时，美国学院派学者爱德华·瓦迪厄·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关于“次生”(Subaltern)群体的思想和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的出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一)帝国与殖民主义研究

殖民主义最初被理解为一种统治和剥削形式，一种以话语方式行使权力的体系，通过具体的等级制度构建差异，认为被殖民者相较于殖民者更加低劣和不成熟。有学者认为，在研究中采取文化异化的做法，将非西方世界视为不发达的、有缺陷的区域，构成了某些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如援助政策与文化传播。后殖民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传统的欧洲研究模式，突破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传统历史研究框架下，中心与边缘相对立而存在，权力属于中心，即所谓发达和文明地区。这种观点逐渐受到了学者的质疑。[18]因为“边缘、边疆区”(Край)一词本身就含有一定的贬义，同时殖民地本身也受到了宗主国的影响，殖民统治实际上是一个宗主国与殖民地相互影响与妥协的过程。

萨义德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俄国，是《批判》期刊多次组稿讨论的内容。[19]相关辩论暴露了严重的方法论问题，因为俄国在许多方面具有东方的一面(尤其是在与欧洲的互动中)，而俄国在与其亚洲邻国的互动中又具有西方的一面。目前，俄罗斯和西方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俄国在“东西方之间”占据着特殊的双重地位。苏联时期的史学研究往往以帝国“衰落”模式为主导，认为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而近年的研究更加侧重于探讨帝国稳定和繁荣的原因。俄罗斯帝国的正面形象试图取代旧有的负面形象，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帝国时期，俄罗斯境内纷繁复杂的民族构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整体。帝国包含暴力征服的一面，但在后殖民研究当中，与欧洲殖民国家相比，俄国对待非俄国国民相对宽容。对俄罗斯例外主义的讨论，在新的史学研究中发挥了积极影响。

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代表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势。[20]它将俄罗斯帝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放在一起讨论，并将俄罗斯帝国视为正常的帝国，其中自然也包含殖民主义的消极一面。此类研究即代表了欧美史学研究在该领域的新趋势：越来越少地提及“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二分法。历史学家最初的理解是，帝国和民族国家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类型”，而在现实中只有部分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帝国或民族国家，这也表明了此类研究的局限。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模糊：19世纪民族国家已然开始形成，间接说明了帝国与民族国家两种政权形式的内在关联。

(二)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

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有关帝国历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讨论了19世纪欧洲和欧亚大陆的帝国和民族国家建设。[21]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社会运动研究院院长斯特凡·贝格尔(Stefan Berger)教授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鲍里索维奇·米勒 (Alexey Miller)指出，帝国和民族国家作为两种国家类型而深刻对立，这种观念自19世纪末至今仍主导着史学研究，人们正试图从理论和历史研究层面重新考虑这种二分法，重点研究帝国的国家建设。他们指出，19世纪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帝国的时代。帝国的国家建设旨在维持和扩张帝国，而不是将其转化为一个民族国家。[22]他们着重指出欧洲大国中“民族”和“帝国”的交互关系，这使得他们能够在研究中将“帝国”与各种国家政治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

贝格尔和米勒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帝国与民族国家交互的几个领域。首先是“空间管理”(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方面，主要包括人口迁移、驿站系统和城市发展(主要是区域中心城市)；其次，精英和基层的文化整合；再次是经济层面(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最后是政治领域，包括政治参与机制，旨在创造一种归属感(保障公民权和社会权利)，同时强调外交政策在帝国对外扩张的竞合中占据重要地位，强调民族国家和帝国在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共存的历史。贝格尔和米勒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民族国家与帝国往往处于竞争状态；其次，在帝国背景下分析民族国家建设，应加强对帝国周边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最后，帝国内部的民族国家建设实际上是加强帝国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3]

但上述结论也受到很多历史学者的质疑，在布达佩斯会议上，多位历史学家对其中的假设提出疑问。剑桥大学教授多米尼克·利文(Dominic Lieven)基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对立，指出帝国和民族国家在许多情况下难以相容。利文详细研究了俄国的革命道路，将重点放在对帝国的探讨上，然而其讨论的范畴没有超越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秩序构想。[24]他认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国家可以被划分为发达国家的“第一世界”(Первый мир)和构成欧洲外围的“第二世界”(Второй мир)，第二世界的地理范围从爱尔兰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第二世界没有明确的国界，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进程相对落后。利文强调：第一世界包含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色彩，这是对帝国的主要威胁，更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民族主义在1914年引发了全球性冲突。他将俄国同时归类至大国、多民族帝国和“第二世界”。利文在全球范围内审视俄罗斯帝国及其外交政策，强调大国愿景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外交政策使得俄罗斯面临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坚持认为，帝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第二世界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陈旧，在民族主义时代，帝国注定将要失败。

因此，尽管对民族国家的批判性论述与当代史学的发展方向不相一致，但在史学研究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旧的二分法性质的方法论仍然存在。虽然19世纪现代国家纷纷形成并不断发展，但帝国时代的族群分类和研究视角仍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新千年之初，一种新的方法在俄国史研究领域得到发展。[25]西方学者将现代性范畴引入俄罗斯帝国研究中，研究这一主题的历史学家(最初是由斯蒂芬·科特金领导的“现代性群体”)重点探讨帝国的政治实践，以及现代国家对公民生活的干预。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帝国国家形象的介绍，有学者将其比喻为园丁，它的权威之手将国家和社会种植在花坛中，并将杂草扔进堆肥中，从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26]

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族群分类研究的展开，国家需要更加灵活的方法来确保稳定。现代民族概念与少数民族概念的形成，给民族国家政府提供了确保秩序的理论工具。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接连发生的革命促使国家暴力机器快速发展。对帝国多样性破坏最大的是以不同民族为标准进行的地理分类，这种划分不利于帝国的统一。众所周知，这一切都是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全球背景对于强调历史进程同步性的现代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俄罗斯帝国在18世纪以相对平和的方式对新征服地区实施启蒙运动，克服落后与进行启蒙的理性宣传成为帝国文化动员与宣传的核心内容，文化动员的对象不仅集中于非欧洲民族，也集中于大都市的某些次生群体。不论意识形态和国家形式如何，从本质上来讲，“西欧”的话语权及其进步的概念决定了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

(三)帝国研究的地理维度

帝国范式适用于对俄罗斯帝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与此同时，将俄国视为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扩大地理范围，按研究聚焦的维度对地区进行划分。早期历史学家关注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即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后期转向对中亚地区和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研究。

地理术语“欧亚大陆”(Евразия)一词的出现丰富了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研究人员很快意识到它的启发性和开创性，可以促使学界克服冷战时代的思想局限性，意识到边界的渗透性，并了解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27]将俄国视为欧亚大陆一部分的观念，为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引起学者对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欧亚帝国”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兴趣。研究人员同时也注意到俄罗斯帝国与相邻帝国交界的地带，现代史学中的“边境地区”不仅限于地理边界，还蕴含与政治边界无关的文化层面的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里伯(Alfred Rieber)在其专著中阐述了俄罗斯帝国的发展，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考察了多个帝国(哈布斯堡、俄罗斯、奥斯曼和萨法维)从形成到崩溃的历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部分军事冲突都是在这些大陆帝国的外围展开的，在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和外国干涉后，新帝国开始形成。里伯将欧亚大陆的历史描述为一场争夺边缘地带的斗争，这一斗争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国家建设期间从上到下的斗争，另一方面是民族受奴役时从下至上的反抗与斗争，他们试图以抵抗或适应帝国统治的方式，维护其文化和自主权。[28]里伯在美国学界被尊为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之父，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对美国的俄罗斯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他在历史学研究中明确定义了大陆帝国的边缘地带，指出其是一个有争议的地缘政治空间，国家边界具有模糊性、可渗透性和流动性。他认为，帝国之间、帝国国家内部的不同文化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往往非常复杂。他的研究为总结和阐述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做出了贡献，区别于以往的地理决定论，而是强调“人员、货物和思想跨越国界和大陆的流动”。[29]在俄罗斯帝国的交界地带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地区形态，首先是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互动的地区，此类地区包括中亚和鞑靼斯坦、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地区。其次是俄国与奥匈帝国相邻的波兰地区，[30]在研究这一地区时，需要跨越1917年的时间节点，因为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概念难以发挥作用，研究重点往往聚焦在当地居民的主观体验、观念、情感和身份认同。

帝国的核心要务是军事征服和竞争，以及外交和经济层面的博弈，如俄国和英国在亚洲的博弈。19世纪的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世界的平等参与者，它诞生于帝国时代的秩序，在外交、经济和文化层面不断发展。[31]随着全球范围内研究视角的拓宽与研究范式的变迁，传统地缘政治研究方法已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许多当代历史学者的研究强调帝国历史中积极的一面，如俄罗斯帝国注重科学考察研究，对世界地理大发现做出了贡献；同时强调帝国的冒险精神、征服自然及欧洲文明战胜野蛮的想象。俄罗斯帝国远征作为帝国扩张(包括帝国的权力与知识)的工具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研究的地理范围已扩大到海洋。

在过去的20年里，史学研究已形成一种观念，即海洋并不是国家间交往的障碍，而是充当了贸易流通、文化交流和国家间人口流动的媒介。[32]海洋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越来越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出现了很多以海洋为主题的专著。[33]事实上，帝国自古以来就追求海洋领域的扩张。长期以来欧美学者对俄罗斯帝国的研究集中于帝国的陆地扩张，研究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展其在欧亚大陆的广阔领土的动因。[34]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的大陆性质圈定了既往学者研究的主题，而从莫斯科到鄂木斯克的距离与从马赛到突尼斯的距离相差无几，这一事实也说明相关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区分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差异。[35]俄罗斯帝国的海洋维度表明，既往研究对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区分失去了时代意义。

部分学者通过在史学研究中加入文学研究，在阐述帝国征服的过程中应用“东方主义”(Ориентализм)这一概念，对俄罗斯帝国提出了全新的理解。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在帝国研究中没有划定性别概念及范畴，则萨义德的理论是无效的。[36]此类研究同样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维度。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员苏珊·莱顿(Susan Layton)揭示了从普希金早期到托尔斯泰晚期的经典作品对高加索地区的描述。莱顿赋予高加索人“他者”的角色，在她看来，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高加索文学层面的“高贵的野蛮人”(Благородный дикарь)形象，并追溯了高加索作为“东方”一员的相关历史进程。在殖民主义的视角下，莱顿还探析了与高加索地区有关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化表述，例如格鲁吉亚被描绘成一个“过于敏感的东方女性”，这些文学作品代表了俄罗斯学者的普遍观点，即俄罗斯帝国的“欧洲性”优于“亚洲性”。[37]

总之，在新的“帝国范式”的影响下，帝国研究的转型与相关理论探讨出现在多个细分领域，围绕俄罗斯帝国史研究的主题和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帝国研究范式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同时，部分学者仍用传统的史学观念理解政治，没有脱离旧的参考框架。在冷战期间一直备受关注的“苏联与西方”的二分法观念，仍被部分研究人员所采纳。经验性研究倾向于强调俄罗斯帝国的“特殊性”，与此同时，诸多学者并不否认俄罗斯帝国与欧洲大国的相似性。在历史和地理层面，俄国既有西方的一面，也有东方的一面，进一步凸显了俄罗斯帝国史研究中的复杂与矛盾之处。

03

俄罗斯帝国的形成、扩张与治理

当代俄罗斯史学界普遍认为，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之前，在1552年伊凡雷帝征服喀山汗国时，俄罗斯的帝国体制就已经建立。学者们倾向于在通史的背景下看待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发展，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帝国都是在蒙古帝国遗产的基础上，发展出类似的帝国意识形态与统治策略。[38]

(一)俄罗斯帝国的形成

美国纽约大学研究俄罗斯和斯拉夫问题的教授简·伯班克(Jane Burbank)与研究非殖民化问题的教授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在比较历史研究的框架之下，根据帝国的差异化发展理念，指出俄国作为不断强化的欧亚帝国之一，其统治阶层对不同群体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以确保帝国的稳定统一。[39]在比较历史的研究框架下，华盛顿州立大学马修·罗曼尼洛教授(Matthew Romaniello)在研究中着重考察了莫斯科公国对喀山汗国征服的过程，认为莫斯科公国是早期现代欧洲君主制的变体，与16—17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莫斯科公国的国家建设和行政管理具有明显区别，其治下的领土和人口可以自由聚集，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而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又相互关联。[40]与此同时，他对莫斯科公国继承的拜占庭和蒙古的政治和文化遗产采取相对模糊的处理态度。在帝国早期研究中，学者们侧重于对帝国扩张的讨论，很多研究对帝国扩张的解释较为中立：在欧亚大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性是时代的基本特征。罗曼尼洛教授认为，在最初的一百年里，帝国是一种国家发展方式，而不是一种连贯性的统治形态。在扩张和征服的间隙，帝国模式为莫斯科巩固统治提供了必要的时间。[41]

早期的俄罗斯帝国通过引入法律法规和司法系统建立了强有力的统治，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南希·科尔曼(Nancy Kollmann)将其称为建立帝国的权力基石，莫斯科沙皇能够极其有效地利用这一工具统治俄罗斯广阔的领土。[42]美国学界普遍认为，俄国并不具备完备的权力机构和严谨的法律传统，却还是能够奇迹般地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帝国，这得益于俄罗斯帝国中后期逐渐形成的“分化政策”，即给予地方精英相当大的自治权，同时让帝国的统治阶层决定国家的关键问题，通过税收、控制武装部队和刑事司法来实施有效管理。莫斯科的君主有效控制了地方精英，并建立了各种功能多样的机构网络。在没有正式司法传统的地区，帝国能够足够顺利地推广成文法，统治阶层在享有司法领域最高裁判权的同时，让地方当局处理较轻的罪行。同时科尔曼教授还强调，想象中的中央集权与实践中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中央试图推动正式成文法的意图会受到当地诸多情况的非正式限制。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正式的司法机构与“灵活实践和流行的法律概念”共生，由此观之，欧洲的所谓“理性”国家也许不那么理性，而所谓“专制”的莫斯科有时也并不那么专制。[43]

(二)俄罗斯帝国治理的特殊性

通过对比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波兰—立陶宛、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与俄罗斯帝国的司法系统，不仅可以发现帝国间的相似之处，也可以发现俄罗斯帝国的特殊性。帝国的政策是相似的，通过征税、管理司法和防御外敌的机构来加强对领土的控制。中央、地方精英和民众之间建立了纵向联系，与不同民族和地方政府就税收和军费数额、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与行使方式达成共识。为了维持统治的稳定，统治阶层需要保持一定的战略灵活性，当然这些战略在具体实施时仍存在巨大的差异。莫斯科公国的意识形态具有特殊性，沙皇将自己比为“虔诚的牧者、旧约的法官，将保护无辜者并惩罚恶人”，教会将帝俄当局塑造成一个侍奉上帝、遵守诫命、虔诚仁慈的象征。在此种意识形态指导之下，帝国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施加了限制，统治者必须在行动中对上帝和人民负责。[44]

有研究人员指出，俄罗斯帝国扩张“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45]在社会结构与莫斯科相似的地区，因帝国人力资源不足，沙皇给予该地区居民与莫斯科民众同等的权利。在喀山以东，莫斯科与当时的对手奥斯曼帝国和大清帝国一样，沿袭“草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并对不同的宗教持宽容态度。将中央“嵌入”多元化地方治理的策略，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非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也有所体现。国家并没有过多地侵入他们的生活，而是保留了当地民众的行动自由。[46]一些民族和社会群体会受到帝国边境管理条例的制约，如莫斯科统治阶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试图控制哥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研究人员常强调哥萨克人在帝国建立中的作用，哥萨克人不仅是征服者和殖民者，也是沙皇的特使，这使他们在帝国开拓疆土和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追踪了帝国治下的多民族社会群体的身份形成过程，以及该群体与当地居民的互动。[47]

在远离莫斯科的边疆地区，沙皇的权力往往是通过象征性手段来维持的。维护帝国完整性的关键在于保护其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其中与正统主义相关的是超国家意识形态，它将统治王朝描述为英雄式的、有魅力的、能够保护国家不受敌人侵害和臣民免受不公正待遇的政权，在这类叙述中正义和仁慈往往被用于形容统治者的特质。[48]

(三)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政策

俄罗斯帝国被视为欧洲世界的一部分，其意识形态也在逐渐欧洲化。[49]18世纪末，俄罗斯帝国不断奉行对外扩张的战略，在瓜分波兰、征服奥斯曼帝国、占领黑海沿岸的部分领土并在西伯利亚建立相对稳定的统治后，俄国也开始向远东和阿拉斯加地区进一步探索，一些学者认为：帝国的扩张在丰富民族构成、提供自然资源和财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其他民族带来了“文明之光”，有研究者在强调俄罗斯帝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之处时指出，俄罗斯帝国所担任的文明使命带有早期欧洲帝国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整合性而非等级性”的使命任务。[50]

19世纪初，在欧洲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俄罗斯帝国兼并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俄罗斯帝国当局制定了一项策略，即通过官方资助的探险队收集边疆的资源、官员、军队和当地土著的信息，1845年成立的俄国地理学会就是贯彻落实相应战略的重要载体。有学者认为，关于帝国的探讨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东方主义研究，依靠既有的理论框架去解读帝国的统治策略难以得出行之有效的结论。美国萨拉劳伦斯学院的教授约瑟夫·约翰·坎贝尔(Joseph John Campbell)的观点便与萨义德相反，他认为在殖民背景下，被殖民地区的知识生产是在与帝国当局的合作互动中产生的。与此同时，学者将后殖民主义分析应用到俄罗斯帝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策略当中。随着对中亚地区的征服，俄罗斯帝国的国家实力大幅上升，与英国和法国等老牌殖民国家并驾齐驱，其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51]俄罗斯帝国在当时努力使游牧民族适应帝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文明”的生活方式。在殖民背景下，研究人员阐述了帝国亚洲边缘地区的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学者将其与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改革和发展史相比较。[52]俄罗斯帝国曾对亚洲边缘地区的殖民地进行经济开发，其所采取的经济方面举措表明，革命前和苏维埃时期的政策具有连续性。[53]阿拉斯加虽作为俄国最偏远的殖民地，同样也吸引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尽管阿拉斯加被纳入帝国统治范围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当地民众的文化信仰中仍然可以看到“帝国的痕迹”。它是研究帝国殖民历史的有趣案例，学者也据此提出了“俄罗斯帝国式治理”的内涵及其有效性的问题。[54]

俄罗斯帝国的空间范畴并非客观的地理概念，而应关注其主观含义。空间范畴的主观含义是指其心理构建，即赋予客观存在的地理对象以名称和含义，而这些名称和含义通常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并且可能对人们的认识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密歇根大学的瓦莱丽·基维尔森(Valerie Kivelson)研究员的专著，她通过研究帝国的空间范畴，借以考察西伯利亚开发过程，并通过17世纪西伯利亚的地形图，提出了关于文化、宗教和政治交叉的重要问题。[55]基维尔森认为，在殖民征服的背景下，莫斯科自视为帝国，通过东正教传教团确定了欧亚平原的定居点，借此详细绘制了新领土的地图，标明居住在其中的所有民族和部落，最终建立殖民统治。[56]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图是在殖民征服的背景下人为构建而成的，东正教意识形态奠定了17世纪西伯利亚的殖民图景，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殖民方式。

欧美历史学家在描述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殖民化和发展历史时，初步指出了它与欧洲海洋帝国的区别，即海上帝国与殖民地的地理距离相较于大陆帝国更远。这种情况决定了帝国殖民政策和国内政策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并提出了内部殖民化的问题，即关于国家对底层(从属性质)社会群体(主要是农民)的殖民管理。[57]

(四)帝国的宗教与文化政策

帝国的俄罗斯化与基督教化政策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学者们一方面考察俄罗斯帝国身份形成的历史，另一方面关注其文化同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很难与宗教政策相分离。美国内华达大学历史学教授、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保罗·沃思(Paul Werth)认为，使用国籍来划分人群类别是不符合历史内涵的，因为直到20世纪初，宗教仍然是沙皇俄国人口分类的重要标准，帝国文化政策以宗教制度和观念为基础。民族主义在俄罗斯帝国后期才显得愈发重要，对专制政策的形成影响深远。[58]菲律宾德拉萨大学的罗伯特·克鲁兹(Robert Crews)教授认同沃思的观点，即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宗教国家”(Религиозная страна)。[59]克鲁兹的宗教政治理论也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同，其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通过建立一个宗教机构，如在1832年成立的俄罗斯外国教派精神事务部，将宗教权力转变为帝国管理世俗社会的工具。该机构负责处理教育、社会福利、法律事务和法律纠纷，监督婚姻双方和宗教信徒对道德标准的遵守情况。宗教机构的这些职能都是在与国家机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来履行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颁布的俄罗斯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也明确表明各宗教机构在严格效忠帝国政府的基础上获得国家支持，各教派在获得国家扶持的同时也有义务在传道中将帝国法律融入宗教法则。克鲁兹指出：俄罗斯帝国一直密切关注各教派信仰的纯洁性，在教派间发生冲突时，帝国倾向于站在正统的一边，而不是新兴教派一边。东正教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但其他宗教信仰同样也对帝国的建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60]

有关俄罗斯帝国宗教政策的相关研究，以《宗教与帝国：沙皇俄国时期的传教、皈依和宽容》(Of Religion and Empire：Missions，Conversion，and Tolerance in Tsarist Russia)在学界最有代表性，该书重点探讨非东正教民众和东正教信徒的身份认同问题、帝国教派和民族多样性对俄罗斯与东正教信仰的影响，以及宗教如何被吸纳融入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61]该书在引言中，将帝国边境地区的传教活动描述为扩张新领土的国家政策的重要方面。俄罗斯帝国倾向于控制本国及其殖民地的宗教事务，传教士的传教内容与国家意识形态间存在“完美”的统一。与其他殖民帝国相比，俄罗斯帝国时期对于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兴趣不大，仅在近东地区、中国、日本和朝鲜存在非常有限的传教活动。与西欧国家不同，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东正教会的传教士通常跟随军队和官员前往新占领的土地，而不是在此之前就去往相关地区开展活动。

但在不同阶段，俄罗斯帝国的宗教政策缺乏连贯性，使不同族群皈依东正教的进程产生意外的后果。1721年俄罗斯帝国在东正教改革后成立了神圣教务会议，教会内部与俄罗斯帝国政府之间的职权再一次被明确划分；另一方面，东正教是俄罗斯官方的正统宗教，国家保证了教会的特权地位，但东正教会对其他教派行使特权时也受到帝国当局的管制。教会在帝国境内外维护和传播东正教信仰的活动取决于国家意志、相关政策、立法举措和国家对教会的预算拨款，俄罗斯帝国也常常出于非常具体的政治原因，反对教会在某一地区进行传教活动。[62]

已有资料证明，东正教会对于促进爱奥尼亚派、戒酒派、波德戈尔诺夫茨派、纳梅格拉夫茨派等分支教派的成员回归主流教会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很多东正教分支远离帝国的统治中心，他们对帝国的宗教事务变得漠不关心。就俄帝国时期传教工作的结构而言，对内传教的对象是东正教内部宗派主义和旧礼派信徒，对外传教主要针对帝国新增领土的其他宗教信众，而海外传教则很少受到帝国当局的重视。总的来看，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宗教政策是相对宽容的，尽管在边疆治理中常常出现强制皈依东正教的实例，但俄帝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强迫对异教徒进行洗礼或对国家承认的任何宗教的信众进行迫害，与此同时帝国当局严格禁止东正教教徒改信其他宗教。[63]

以上研究有助于厘清俄罗斯帝国宗教与民族政策的总体结构。在帝国发展的第一阶段(16—17世纪)，保护边界军事安全的必要性压倒了宗教考量。莫斯科公国时期并没有将伏尔加河流域、草原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讲突厥语和芬兰—乌戈尔语的人口转化为讲俄语的东正教教徒。但到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政府对伏尔加河和西伯利亚地区信仰多神教(万物有灵论者)和伊斯兰教的居民实施了大规模的东正教归化运动。随后，俄罗斯帝国进入了“宗教宽容”的时代，到1820年末“浪漫民族主义”(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时代到来，帝国当局高度重视对众多部落和民族的民族学研究。虽然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帝国推行了宗教同化政策，但帝国对其边缘的诸多地区一直保持宗教宽容的原则。

19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帝国传教活动的范围有所缩减。与其他殖民大国的传教目标相似，俄罗斯帝国对新占领地区的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新占领地区民众的俄罗斯化。研究认为，尽管政策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但俄罗斯化的举措仍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遵循着“宗教宽容”原则，帝国当局认为：若在边境地区采取直接的、粗暴的手段要求当地居民皈依东正教，可能会引发周边大国的干预从而使边境形势紧张。因此，俄罗斯帝国当局在与伊朗、奥斯曼帝国等接壤的边境地区长期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帝国当局选择在不同的区域推行灵活的、差异化的策略，这可以解释为何帝国在其中心地区推行强有力的俄罗斯化政策，而在高加索地区则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逼迫当地的居民皈依东正教。[64]

研究者对于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宗教政策给予了较多关注。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西奥多·威克斯(Theodore R．Weeks)对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长时段考察，阐述了帝国专制制度下的宗教政策，指出宗教政策与俄罗斯化政策密切相关。[65]俄亥俄州立大学戈德堡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雷福格尔(Nicholas Breyfogle)在关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杜霍波尔教派(Dukhobors)、摩洛坎教派(Molokans)和守安息日教派(Subbotniks)等宗教运动的专著中，讨论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一地区的居民因尼古拉一世颁布的法令而被强迫迁移到新的居住地。[66]而后这些“异教徒”成为俄罗斯帝国殖民扩张的工具，以及维系高加索地区俄罗斯帝国权力的重要支柱。[67]

伏尔加河这一地区在俄罗斯帝国研究中占据特殊位置，它扮演着帝国“中心”和“边缘”的双重角色。保罗·沃思和曼哈顿学院的宗教研究教授罗伯特·杰拉西(Robert Gerasi)在专著中研究了帝国从传教工作到学校教育等各方面的举措。[68]杰拉西指出，俄国的宗教与文化政策呈现基督教化和俄罗斯化的特征。他试图从两个方面去解读相关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一方面是文化同质的民族国家模式，理想情况下小的族群与俄罗斯人应该合并；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帝国不应试图以任何方式影响殖民地文化，甚至应该保护殖民地文化。[69]杰拉西非常重视俄罗斯帝国时期著名的东方学家、圣经学者、帝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伊尔明斯基(N.I.Ilminsky)所提出的宗教教育(Религиоз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理论：伊尔明斯基在喀山地区为皈依东正教的鞑靼家庭建立了幼儿宗教学校，其宗教教学方法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采用。许多学者已对宗教活动与地区教育政策的关系展开了研究。[70]有关克里亚森人(Kryashen)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受到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这些皈依东正教的、受过洗礼的鞑靼人，在现今俄罗斯社会依旧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71]

当代俄罗斯学者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学者借助档案资料对俄罗斯帝国时期穆斯林社区的日常生活展开了微观历史研究。[72]学者们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地方机构(主要是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发挥的社会功能、穆斯林教会的资金募集方式、当地民众信仰及其与国家官员的互动等方面。罗伯特·克鲁兹的研究详细讨论了俄罗斯帝国内穆斯林相关机构的演变历史，他认为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帝国当局成为俄罗斯境内伊斯兰教会的幕后操控者，并以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制度为蓝本，在与草原民族的接触中对宗教制度进行调整，其目标是让游牧的哈萨克人和巴什基尔人过上定居的生活。伊斯兰教在此过程中成为政策实施的重要手段与工具，穆斯林神职人员在很长时间内都充当了俄罗斯帝国与当地多个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73]针对生活在伏尔加河和中亚地区之间的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帝国同样需要基于世俗法律制度进行统治。如果说早已加入帝国的穆斯林教会先前将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堡垒，那么俄罗斯帝国后期针对哈萨克人采取的压制性宗教政策便类似于当时英法等国对伊斯兰部落采取的手段，其核心目的是同化哈萨克人并逼迫他们成为讲俄语的东正教徒。[74]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的萨哈迪奥教授(J.Sakhadeo)则认为，19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帝国不断进行扩张，其领土范围扩展至中亚地区，依据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在中亚地区建立政府。在此过程中伊斯兰教或东正教发挥的作用都很小，因为帝国当局在世俗文化的基础上与当地民众融合，推动后者实现斯拉夫化。塔什干是俄罗斯帝国当局按照现代殖民城市的理念而建设，东正教教会的活动在这里以“模糊的基督教”(Размытое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的名义出现，俄罗斯帝国在这里的一系列行为往往被视为欧洲国家建立殖民城市的标准做法 。[75]

历史学家在分析俄帝国的中亚殖民计划时，常常谈到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的问题。他们指出，在19世纪末公民权思想出现和传播之时，俄罗斯帝国社会和国家权力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转变。1898年的安集延抗俄暴动使得俄罗斯帝国当局对其奉行的伊斯兰教政策产生疑虑，部分官员担心这一地区穆斯林居民反俄意识的高涨将会引来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帝国当局中支持孤立奥斯曼帝国的一派，与坚持通过现代化建设加速这一地区实现欧洲化的一派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后者赢得了胜利，宗教宽容政策在这一地区得以延续。[76]

(五)俄罗斯帝国的衰落

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俄罗斯帝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对传统的阶级思想和宗教教义的抵制愈发激烈。一战期间俄罗斯帝国民族主义崛起，加剧了帝国的崩溃。俄罗斯帝国的消亡与战争和革命密切相关，这使学者们对俄罗斯帝国的革命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历史学家从全球危机的背景下看待1914年至1922年间的一系列危机(包括一战)，认为这场危机是一个伴随着战争与革命的持续性过程。[77]有学者与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勒的立场一致，认为帝国崩溃的原因仍应在帝国中心，而不是在外围的反帝运动中寻找。[78]瓦莱丽·A·基维尔森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教授(Ronald Grigor Suny)在其专著中指出，帝国统治中心地位正在逐渐弱化并持续丧失昔日权威。[79]

以纪念一战为主题的研究借助“帝国范式”，阐述了俄罗斯帝国的兴衰，其中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战争中的帝国和民族主义》(The Empire and Nationalism at War)文集，它以1914年至1922年俄罗斯的战争与革命为主题。[80]美国佛罗里达罗马天主教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桑伯恩(J.Sanborn)解释了帝国衰落的典型问题：帝国衰落的危机早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前就已出现，俄国经历了从“被挑战的帝国”(桑伯恩认为1916年中亚民族起义是对帝国统治的挑战)到“社会灾难”，再到内战期间帝国的彻底衰落。二月革命之后，新兴的联邦政治体制可以在不破坏中央集权体制的情况下满足地方精英的自治需要。然而1917年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与反殖民口号的传播，削弱了立宪民主党的政治权威。“民族自决”与“没有兼并和赔偿的世界”等口号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及国际社会的认可。桑伯恩认为，虽然1917年标志着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但早在1914年8月，随着一战俄德前线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无政府状态及社会经济崩溃等状况的加剧，无疑已为俄罗斯帝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81]

04

结语

学界在俄罗斯史研究中发起的“帝国转向”催生了诸多成果，在多民族视角下对帝国历史进行了充分研究，指出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在扩大帝国疆域和维持政权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相关的文化和宗教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欧美历史学家在研究18—19世纪俄罗斯帝国对其庞大疆域的治理时，重点关注帝国当局针对新占领地区的基督教化和俄罗斯化政策，指出在这一过程中启蒙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相关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在俄罗斯帝国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东正教是其凝聚力量的重要工具，通过在不同时间、地点、情境中采取灵活多样的宗教政策，帝国当局得以针对国内外的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其次，俄罗斯化政策出现的时间其实相当晚，第一个成文的俄罗斯化政策出台于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该政策在1863年波兰革命后被俄罗斯帝国大规模推行，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在俄罗斯帝国的公共话语中正式成型；最后，俄罗斯帝国在巩固并发展其新占领土地的过程中，采取了与英法等国相类似的举措，如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堂、学校、铁路和行政系统)、重新命名新占有的土地等。

对于“俄罗斯在世界版图上的地位”这一问题，历史学家们的态度也存在争议。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诸多学者认为至少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和文化成就等方面丰富了欧洲文明。虽然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存在一定的矛盾定位(这在“欧亚大陆”一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冷战期间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激烈对抗，但俄罗斯是欧洲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仍是学界的主流。对俄罗斯帝国史研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帝国范式”，笔者认为应形成如下认知：将帝国的转型现象视为一种对“史学真实”的探索和追求，从将“帝国”视作一种民族压迫象征，转向把帝国看作一种国家组织形式，以构建对“帝国问题”研究的一种更为全面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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