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慧诺
来源：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价值链重塑：以韩国为例》（《Reshuffling Value Chains: South Korea as a Case Study》
转自：“文化纵横”
导读：4月11日韩国国会议员选举，韩国总统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落败，反映出韩民众对尹锡悦政府执政的极度不满。这些不满中，除了近期医疗改革风波，最关键的还是国内经济问题，而韩国经济又与全球产业链运行高度相关。近期，《韩国经济》称，“在半导体领域，韩国成为美中竞争的最大受害者。”数据显示，自美国2022年10月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加强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以来，在主要半导体设备生产国中，韩国“受创最重”。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塑造，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与之相关的是，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已成为全球性的核心关切，国外甚至出现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说法和做法。那么，事实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把握全球性产业链重塑的方向？ 本文以韩国为例，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塑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关于全球价值链“洗牌”和工业“去中国化”讨论颇多，但现实是，韩国过去20年加强在华投资的趋势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过去十年韩国政府始终推动“产业回流”政策，但对企业影响有限。总的来看，市场规模、生产成本等“经济算计”，仍是韩企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对中国的完整替代方案，“占中国股，在中国造，从中国卖”仍是主要模式。
不过该研究也显示，受日益强调的“安全因素”影响，近三年韩国企业的回韩趋势有所上升。对化学材料、稀土磁铁、半导体等战略领域，韩企也在利用其本国政策扩大其国内产能，或将部分产能迁往美国，以构建更加复杂的供应链网络来对冲风险。着眼未来，地缘政治影响产业和经济的趋势还会加深，中国必须有所准备。文章由“文化纵横”编译，原刊于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Françoise NICOLAS
翻译｜慧诺
来源｜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
▲ 2022年韩国大选时，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图源：互联网跨国企业正在探索新的组织形态，并重新绘制全球的生产、投资和贸易地图。毕竟，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不断变化的政策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需求、发展迅速的数字技术等一系列现实挑战，正日益凸显。长期以来，跨境供应链（Cross-border supply chains）曾被公认为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生产可以被分散到全球各地，进而形成所谓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过去，全球价值链基于“效率”标准而不断转移和重塑；如今，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安全”标准改变了以往的利益计算公式。如今，“经济安全”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重要话题，而这一概念的兴起，也折射人们对“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整体失望。“全球化”曾被视为同时有利于经济利益（如“成本最优”）和政治秩序（如“贸易带来和平”），但这两点论据正遭遇严重的挑战。其一，全球化似乎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发达国家的政府当局意识到，全球化往往也与去工业化、制造业基础空心化和工作机会流失有关，而这些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显然，商业主体主要关切的是其经济成本。起初，在很多企业看来，虽然生产分散会产生脆弱性，甚至增加实际成本，但只要波动是暂时的，所谓风险就不重要，也无需进行产业链重组。然而，在经历了全球新冠疫情期间的各种供应链危机后，政府、企业和公众正形成一种共识：全球化是有成本的，那就是供应链“安全”。其二，更重要一个趋势表明，供应链危机可以是人为有意操纵的结果。以往人们期待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促进和平，但在竞争和冲突的背景下，这种关联反而变成某种“经济武器”，进而成为危机的来源。如今，全球供应链安全已经从公司主导的“技术”问题，转变为各界广泛关注并参与的“地缘政治”问题。因此，企业和国家也在逐步调整产业布局，例如考虑或实施所谓“中国+1”（China plus one）的策略。“经济胜过地缘政治”的时代可能已宣告结束。东亚作为全球化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其全球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内部贸易基本上是由加工活动产生的行业内贸易，因此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占了大部分。中国从周边国家（尤其是从日本、韩国）进口这类商品，并完成进一步加工、组装及销售。随着全球价值链重塑，各国面临如下策略选择：
韩国可能是研究全球价值链的动态重塑的极好参考案例：该国严重依赖复杂的跨境供应链，并且中国/亚太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通过分析韩国企业的调整行为（回流、搬迁、近岸外包等），评估规模和后果并确定其驱动因素，有助于了解地缘形势及内外部因素对企业选择的实际影响，并预测未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方向。
韩国一直在大力参与全球化。通过充分利用区域互补，该国曾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随着时间推移，韩企也在不断重新思考并调整其全球化战略，以保持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十年内，韩企离岸外包的主要投资目的地是中国，以期提高产业竞争力。
图2.1 韩国在亚洲的制造业投资。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此后，韩企逐步减少在华投资，并向东南亚国家进行多元化投资，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均用工成本比中国便宜几倍。韩企把重点放在了越南，不仅因为当地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也与越南政府主动的招商引资战略有关（例如免费提供工厂用地）。此外，搬迁到越南也是继续接近中国的深厚的制造业网络。2014年，韩国企业在越南的投资规模超过了日本；如今，在越南的外国投资中，韩国的企业数量和资金规模位列第二。（译者注：根据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在2020年，新加坡占越南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31.5%，而韩国和中国大陆分别占13.8%和8.6%。）
图2.2 韩国在中国和越南的制造业投资。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三星电子，该企业早在2008年就开始决定关闭或转移在华业务，并在越南大力发展多元化业务。到2017年时，三星已占据越南出口量的近四分之一。在过去十年中，三星逐步成长为越南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商，总资本额接近190亿美元，相比起初的规模扩大了32倍。如今，大约60%的三星智能手机在越南制造。就三星而言，离开中国原因除了用工成本上升，还有国内厂商的竞争加剧，以及这家韩企无法适应中国的本土需求。（译者注：三星内外部一直有分析认为，该企业对中国农村及三、四线城市缺乏战略认知和拓展策略）在2014年，三星曾一度占据中国手机市场近20%的份额，但在2018年就下降到仅有2%，2022年下降到0.6%。截至2020年，三星手机几乎在中国大陆市场上消失了。在此趋势下，三星决定将其所有电子消费品的制造能力搬离中国。2018年，三星关闭其位于天津的电视厂；2019年，该公司又关闭了其位于广东惠州市的最后一家手机厂。（译者注：这曾经是三星在中国大陆最大的工厂，生产其在华销售智能手机的五分之一）目前，这家韩企在华只保留了三家工厂，生产中间部件：半导体芯片，动力电池，以及多层陶瓷电容（CLCC）。就供应链环节而言，三星只是将简单部件（音频、视频、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和组装转移到越南。换言之，“越南制造”只是取代了“中国制造”中附加值最低的部分。近期，韩企偏爱的另一个目的地是印度。2018年，三星在新德里附近的城市诺伊达（Noida）建成了所谓“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设备工厂”，旨在帮助三星将其在印度的年产能提高一倍，并与小米等中国生产商竞争。而三星也并非唯一的从中国搬迁到东南亚或印度的韩企。由于工资等成本上涨，各种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考虑过这样的选择。例如韩国的服装生产商，如Cotton Club，就从中国转移到菲律宾、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经济因素是韩企产业链转移的首要考量，但在经历新冠疫情引发全球供应链混乱后，政治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重要，并尝试与当前的经济现实结合。在现实中，韩企的行为先于韩国政府的官方战略，并且韩国政策对于实际的产业转移帮助有限。例如，文在寅政府曾提出过鼓励向东盟和印度转移“新南方政策”，但只有总体方向，没有选择明确的激励或补贴措施。从图2.1可以看出，截至2009年，韩国对东盟和中国的制造业投资量之间存在相对较高的相关性；图2.2表明，除了2014-2017年期间，在韩国大量增加对越南投资的同时，韩国在华投资也并未出现大幅下降。换言之，韩国资本从中国向东盟大规模转移的情况尚未发生。然而，仅就生产制造而言，韩企的产业转移大多局限于有限的几个领域，或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华投资的韩企数量减少，但投资金额却并没有随之下降，更多反映出产业链的集中度在上升。毕竟，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和地位一直不断上升，在一些中间产品和环节上也具备一定的不可替代性。此外，尽管国内商业和投资环境在变化，但中国市场依然对跨国企业极具吸引力。“占中国股，在中国造，从中国卖”依然外企的主要战略。简言之，很少有国家能同时具备与中国媲美的市场规模、技术吸收能力、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资源。韩企虽然在缩减或调整其在华产业和商业活动，但不会完全离开中国，而所谓“中国+1”策略才更符合对他们行为的描述。至少到目前为止，韩企主要的考虑依然是经济成本和销售市场。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对全球化的不满，特别是对制造业空心化风险的认知，开始主张制造业回流（reshoring）。回流与离岸外包情况相反，指企业将海外的货物的生产和制造转移回母国，也是实现某种程度上经济安全的标准操作。早在2012年，韩国政府就开始推出措施以促进制造业回流。2013年6月，韩国国会通过了《支持海外韩国企业回流法》（所谓“U-Turn法案”）。此外，韩国政府成立了“回流支持中心”，并计划为回流企业提供类似于为外企类似的奖励。例如，企业在回流后的头五年，可免除企业所得税，此后两年还能继续享受50%的减免（但只针对首尔以外的其他地区）；政府还会在回流后相关的土地、设备和用人等领域提供补贴，但不支持研发活动。据估计，回流企业可获得高达300亿韩元（2350万美元）的投资补贴和创造就业补助。在最初的法案中，“回流企业”的定义相当严格：“回流企业”必须缩减、关闭或搬迁至少25%的海外机构，并在韩国国内建立或增加一个能生产相同产品的主体时，才被承认为“回流企业”。在“先进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的企业可以不必削减海外业务，但传统的“外包企业”必须遵守规定。法律通过一年后，各行业要求放宽法案门槛（例如，将25%的削减比例调低），并且详细定义“回流企业”和“外包企业”等概念。鉴于法案的各类限制，韩企并没有动力回流。根据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MOTIE）数据，2014年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只有约10家公司回国。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韩国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反而加深了。韩国的例子表明，当政策能做的有限时，供应链的最终调整的主动权在私营公司，取决于它们对政策激励的判断和反应。
图2.3 韩国回流企业的数量。资料来源：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相比日美，韩国政府的回流法案并不太成功，甚至可以说是无效。虽然国内市场规模太小是限制原因，但其他主观因素也导致整个战略的失败。首先，战略目标不统一，并且韩国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和立场并不相同。即便需要共同追求安全等政治目标，韩企也会先算经济账，并且它们确定的“安全目标”似乎也与政府不同。（译者注：韩国经济研究所KERI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7.1%韩企认为海外市场意义重大，不能随便放弃，而16.7%韩企则表示本国的工资等成本过高。也就是说，市场和成本才是韩企眼中的“安全”大事）其次，韩国政府对经济和企业的影响力有限，政策综合支持力度太小，即便韩企希望回流，也需要独自完成市场开拓、产业体系重构、熟悉国内经济等方面的工作。事实上，韩国的“回流战略”一直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其一，在亚洲生产分工网络顺畅且高效进行时，政府干涉产业链调整的代价过大——与其公然去“抢”制造业份额，不如在全球价值链中找到更高附加值领域加大研发和生产投入；其二，一些“回流企业”或许并不具有亚洲乃至全球竞争力，给它们的大量支持反而会成为政府负担；其三，韩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回流政策”，其实是人为增加企业各项成本并让其远离终端市场，与本国利益并不相符。由于大国竞争和疫情等因素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冲击，让韩企开始看到政府视角下“安全”。当企业与政府的利益趋同，新的产业链转移逐步开始。在2020年初和2021年6月，韩国政府对回流法案及有关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尹锡悦上台以后，承诺加强对韩企回流的支持力度。2023年，韩国政府专门拨款570亿韩元（4000万欧元），帮助回流企业稳定其在韩国的业务，并鼓励更多企业迁回国内。如今，如包括服务业和IT业在内的更多行业能够获得回流补贴，并且“回流企业”的资格标准也被放开。如今，韩企无需关闭或缩小其海外业务，只需在国内扩大产能就可以获得资格（并且能在首尔市区的自由经济区建立新工厂），而创新企业在国内的研发投入，也能获得补贴。此外，按照旧的政策要求，韩企应在关闭海外设施的两年内扩大国内产能，才能获得减税资格；而尹锡悦政府将这一时限延长至三年，并且还扩大了财政奖励和减税的额度。过去三年，韩企回流开始整体加速。自202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5家韩企回流。它们回流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大多起点都是中国：在2014-2022年期间的126家回流企业中，97家在中国设有工厂，占77%；2022年，24家回流企业中，15家是从中国搬回韩国。韩国制造业从中国搬离，真正的最大受益人是韩国，而非越南。LG化学被韩国政府指定为“第一大回流企业”，并在2023年1月决定在年内完成约2000亿韩元（1.44亿美元）投资。世界上第四大半导体用光敏电阻企业东进世美肯（Dongjin Semichem）则承诺，2024年前累计在韩投资1127亿。为规避美国对华出口制裁，LG电子最近将浙江省一家用于生产向美出口的冰箱工厂搬回韩国。2021年12月，三星电子将其在越南的部分智能手机生产线搬回韩国庆尚北道的GUMI工厂，而三星超过30%的供应商基地在韩国（只有14%在越南）。近年来，除2019年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现代摩比斯（Hyundai Mobis）和2023年初的LG化学外，大部分回流案例并非大型企业。鉴于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市场机会的出现，一些韩企甚至打起了对华脱钩的主意。为更方便低价地获得中国的稀土资源，稀土磁铁制造商韩国思达集团（Star Group）自1999年就在中国河南商丘建厂，同时也帮助其在中国市场上站稳脚跟。如今，该企业已于2021年底在韩国大城县的大邱建立工厂，计划从原材料开始逐步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尽管如此，尚不能轻易对韩企回流做出太乐观的论断。从图2.3可知，2014-2022年韩企通过外国直接投资（FDI）在海外共设立了27336个新实体。2014年有3050家海外公司成立，2019年有4016家，2020年有2428，2021年有2330家，2022年有1931家。两相对比，回流依然不是韩企主流。根据2022年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简称“全经联”，FKI）的一项民意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05家韩业中，27.8%正在做回流相关规划，相比2020年上升9倍。此外，每10家企业中就有6家对回流感兴趣，而剩余受访者则表示，当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时才会考虑回流。受访者认为，制约回流的最大因素是政府监管（35.3%），其次是税收减免（29.5%），再次是财政奖励（17.6%）。全经联在2022年的另一项调研显示，87%企业认为韩国的投资环境“不太理想”，例如企业所得税（24%）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21.2%）。韩国中小企业联合会（KFSMB）的调研支持了这一观点，并且指出韩国僵硬的劳动力市场、较高的雇佣成本和大量的环境法规依然是企业回流的重要阻碍。相比公共政策，工厂数智化转型可能在未来成为推动企业回流的重要因素。更多韩企通过计算发现，“智能工厂”相比海外建厂似乎更合算，或许能让中国或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荡然无存。例如，韩国服装企业G&G Enterprise在韩国西南部新建了一个全自动化智能工厂，不仅产品更具价格竞争力，而且产品种类上更加灵活；此外，基于韩国的数字化转型，韩国现代汽车重新规划了过去外包给中国供应商的线束生产，并逐步将其搬迁回国。
除了算经济账，韩企也更加重视地缘政治争端产生的经济影响，例如大国之间的制裁、出口管制等，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出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日韩关系相对紧张并在近期波及经济领域：日本指责韩国的出口管制不严，并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韩国政府则认为日本是在报复韩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命令现在的新日铁向二战时期的韩国劳工支付赔偿金。2019年7月4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决定针对三种化学材料对韩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控制：氟化聚酰亚胺、光刻胶和氟化氢（译者注：氟化聚酰亚胺是生产有机发光半导体OLED面板的关键材料，光刻胶和氟化氢是生产半导体的极紫外光刻工艺的重要耗材）。此后，日本厂商向韩国出口这三种材料时，都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而审批流程可能长达90天，完全由日本当局内部决策，且结果非常不确定。日本出口商必须经历严格的资格审核，如制定企业内部的出口规范、接受政府现场检查等。2019年8月28日，日本政府更是以“国家安全”为名，把上述三种化学材料的出口管制扩大到所有“战略”产品和材料。作为回应，韩国威胁要取消与日本的“年度军事信息共享协议”（译者注：韩国政府从未真正落实该威胁） ，并且通过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发起了WTO争端申诉。2020年7月，世贸组织成立了一个小组。直到2023年3月日韩两国领导人首脑会议前，日本宣布取消对三种化学材料的出口限制，韩国才撤回其投诉。日韩贸易争端下，韩企也开始探索重塑半导体全球价值链的方案，而韩国政府也争取参与其中。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政府每年将拨款约2万亿韩元（约15.5亿美元）用于资助研发，以求“化危为机”。事实上，日本的出口管制反而刺激韩国的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促使其快速补齐国内产业链的短板，建设更加多元的原材料、零件和设备供应渠道。与日本的预测不同，三星电子、SK海力士和LG显示器等大企业，并没有因为材料进口限制而受到严重打击。2020年6月，SK材料宣布已开始在位于庆尚北道永州的工厂大规模生产99.999%的纯氟化氢气体，并计划在2023年前将韩国本土化供给率提高到70%。这标志着韩国首次实现这种材料的本地化生产，并且摆脱此前完全依赖海外进口的局面。（译者注：高纯度氟化氢是一种半导体用刻蚀气体，用于晶圆表面清洗、芯片生产过程中的刻蚀与杂物清除等工序。日本公司在全球高纯度氟化氢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在显示器行业，三星显示器和LG显示器也摆脱了对日本氟化氢液体的完全依赖。在日本出口管制生效后，Soulbrain和RAM Technology两家韩国公司也通过快速建厂，成功地大规模生产氟化氢液体。RAM科技是SK海力士的主要供应商，Soulbrain是三星电子的材料及蚀刻气体供应商。这一次，韩企对稳定供应链的偏好，压倒了对质量和成本的追求。此外，用于柔性显示屏的材料氟化聚酰亚胺也逐步实现了本地化。例如，可隆工业（Kolon Industries）已在庆尚北道的GUMI园区建立相关生产设施。至于光刻胶，东进世美肯等韩企也在扩大产能，以取代日本进口。（译者注：此前94%的相关材料从日本进口，住友化学是主要供应商）其中，政府在为本土化供应链发展也做出贡献：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自2010年以来就长期支持氟化聚酰亚胺的国内生产，甚至早在2002年就一直扶持光刻胶产业，并建立相关材料的应急供应中心。如今，韩企正在逐渐弥补与日本在有关化学材料领域的差距。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出口管制实际上到了反作用：氟化氢出口在2018-2020年期间暴跌，并且韩企还在扩大其他的原材料进口来源，以降低对日依赖。作为本地化战略的补充，韩国还开始从美国等国家进口氟化氢气体，从比利时和德国进口光刻胶。虽然韩国从日本进口的氟化氢规模缩水严重，但氟化聚酰亚胺和光刻胶的进口量却在下降后迅速回升。迄今为止，韩国尚未建立起完全独立于日本的国内供应链，而随着当前两国关系在美国调停下走向正常化，“日本采购更符合经济逻辑”的论调和实践已卷土重来。稀土包含有17种金属，对生产高功率磁铁至关重要，而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智能手机、激光器和喷气发动机等一系列现代设备都要用到稀土磁铁。如今，中国已成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头号生产国，2021年生产全球61%的稀土和85%的全球稀土磁铁。韩国非常依赖从中国进口稀土及相关产品，占比超过50%。2020年，韩国是中国稀土的第三大进口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由于中国加强针对稀土开采和出口规范管理，韩国也在跟随日本脚步（译者注：从2008年到2018年，日本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度从91.3%下降到58%），扩大稀土进口来源，并通过工艺改进，来降低稀土消费，加强其国内生产。寻求稀土及其他关键矿物供给，正是文在寅在其任期结束前不久（2021年底）访问澳大利亚的一大重点。澳大利亚是韩国约40%关键矿物的进口来源。尹锡悦上台后延续相关政策，并将伙伴关系扩展到越南。2022年底，韩越两国贸易部之间签署一项协议，就在越南勘探和开发包括稀土在内的核心矿产开展合作。韩企也在主动出击，例如现代汽车就在2022年11月与澳大利亚公司Arafura签订长期合同，每年购买1500吨稀土氧化物。此前，韩国的稀土化合物或复合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因为该国不具备相关的生产能力。而在过去一年多里，韩国政府制定相关供应链战略，旨在实现稀土金属的国内生产。为此，韩国政府向澳大利亚抛出橄榄枝，允许澳大利亚战略金属公司（ASM）与其在韩子公司KSM建立合资企业，在韩国生产稀土金属，原料来自澳大利亚。2022年5月，KSM在忠清北道的奥昌市完成工厂建设，预计每年可生产5000至10000吨稀土金属。此外，韩国在通过国内生产降低对中国稀土磁铁的依赖。（译者注：稀土磁铁对于医疗设备、重型/轻型车辆等不可或缺，按价值估计，中国占韩国稀土磁铁进口额的88%。）如前所述，韩国的思达集团已搬离中国，转而与澳大利亚合作。ASM也制定了“从矿山到工厂”的集成战略，试图通过KSM控制稀土矿到金属再到磁铁的全部环节，并嵌入现代摩比斯等韩国汽车供应体系中。与此同时，韩国也在考虑通过回收等手段，以更低的环境代价和经济成本建立一个“安全的稀土供应链”。此外，由政府资助的韩国材料科学研究所（KIMS）正在进行稀土永磁铁的开发，进一步降低对稀土等材料的使用。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韩国的关键产业如通信、半导体、电池等都明显感受到来自太平洋两端的压力。从所谓“贸易战”演化为“技术战”，美国的战略意图及诉求逐步明确：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基础领域，阻止中国获得最先进技术，以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加强美国的本土制造业并创造就业机会。因此，美国一方面通过“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法案”扩大补贴以促进研发和产业回流，另一方面则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尤其在半导体和新能源领域重拳出击，这对韩国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在集成电路和显示器领域，中韩此前的贸易关系可简化为：韩国制造的部件被送往中国进行进一步加工，然后出口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因此，美国“芯片法案”和2022年10月7日的出口管制，对SK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等韩企产生深远影响——它们使用美国技术，在中国生产，部分出口到美国市场。（译者注：三星和海力士是全球最大的两家内存芯片制造商，三星是仅次于台积电的全球第二大逻辑芯片外包制造商。）三星电子在西安有一家NAND闪存工厂（占三星总产能40%），在苏州有一家测试包装厂，而SK海力士在无锡的晶圆厂（微芯片制造厂）为其他公司生产DRAM芯片的订单（占SK总产能50%），并在大连有一家NAND闪存工厂。因此，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公布后不久，韩国贸易、工业和能源部代表三星和SK海力士与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进行谈判，为这两家公司争取到一年的豁免权。两家公司也认为，虽然在华业务规模非常庞大，但2023年10月是他们做出改变的最后期限，此后必须选边站队。例如，SK海力士的首席营销官Kevin Noh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该公司会出售其在中国的内存芯片生产设施。毕竟，没有美国的设备和技术，他们无法大规模生产尖端芯片。与此同时，两家企业也在美国建设更多工厂。2022年2月，三星宣布在德克萨斯州投资170亿美元建设新工厂，试图在代工领域追赶台积电。SK海力士也宣布计划在美国投资220亿美元，其中80亿用于建设先进芯片封装厂等半导体产业，而140亿美元用于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建设两个新的千兆工厂。受到“通胀法案”的影响，在清洁能源领域，韩企也遭受巨大负面影响。现代和起亚在北美并没有电动车工厂，其在韩国生产的电动车出口到美国市场后，也没有资格享受7500美元的消费税减免。因此，韩企正计划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到美国。例如，LG能源宣布，它将投资56亿美元，恢复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停滞不前的电池厂项目，并且与日本本田汽车共同宣布将在俄亥俄州投资44亿美元新建电池厂。
图3.1 韩国在美国的制造业投资。数据来源：韩国进出口银行如今，在美国，一股新的韩国投资浪潮正在兴起。如上图所示，2022年韩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净额达284亿美元，比十年前增长了近五倍；同一时期，韩国对华投资增长不足两倍，达到60亿美元。作为亚洲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企业和资金密集投入美国，极大加强拜登政府重建美国制造业的信心。（译者注：根据美国研究机构Reshoring Initiative统计，2022年，34家韩国企业在美国创造35403个就业机会，其次2家越南企业创造22500个岗位，46家日本企业创造14349个岗位）与此同时，韩国的半导体企业回流加速，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例如，三星正持续扩产并加强和台积电的竞争。最近批准的“韩国芯片法案”也包含支持韩国半导体企业投资生产设备的条款，对投资制造设施的大型企业的税收减免，也从目前的8%提高到15%，而中小型企业的税收减免，将从目前的16%提高到25%。
虽然关于全球价值链“洗牌”和工业“去中国化”讨论的甚嚣尘上，但来自韩国现实案例并不能证明上述观点。现实是，韩国依然在加强对中国和东盟等邻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个趋势在过去20年内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虽然“安全”因素越来越多地被提起，但韩国海外投资和生产的主要决定因素依然是“经济”。同样，尽管“产业回流”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重要议程，并受到各种激励政策的支持，但这似乎并非韩国企业的主要选择。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大部分韩国公司并没有（以回流或近岸外包等形式）进行产业链迁移，而是采取更加复杂供应链网络。以稀土磁铁产业为例，韩企加强了与供应商的合作，发展更互补伙伴关系或建立垂直整合的生产网络。为兼顾经济和安全因素，大部分韩企未来可能会更多采取类似策略。不过，战略性行业的调整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半导体行业的变化最为明显。迫于美国施压及更广泛的大国竞争风险，韩国半导体和新能源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重塑相关产业链：一部分迁往美国，一部分回流到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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