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既没有可以避免的危机，也没有不可克服的危机”：看待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视角
李熙玉 所长
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3月11日落下了帷幕，会议总结了去年的成果，并提出了今年的政策方向。在时代的转变中迎来百年大变局的中国需要推动非同寻常的政策。当前，中国还需要克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世界经济停滞、医疗保健危机、新冠肺炎危机，寻找正常轨道，而中国的战略方向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将此分为以下几个领域进行分析。
（一）政治领域。一是通过对国务院组织法的修订，强化了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作用，改变了总理负责制的治理方式，总理的权力和作用相对缩小。1993年李鹏总理出席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这一传统得到延续，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并没有举行总理记者会。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内重启可能性不大。这其实是加强了各部部长的责任。换言之，国务院从政策的性质逐渐从解释者转变政策执行者，党政分离的中国式政治改革也难以推进。第二，之前的政治惯例也部分弱化。原先由“正部级”担任国务院部长和主任的大部分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这些人大部分具有正部级职位，因此并未脱离基于级别的干部人选。但是，自2022年10月第二十届党代会开始，中央委员的正部级职位的连任和再任用发生了变化，在2023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部分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落选的干部被重用为国务院各部部长或委员会主任。今后是否会出现代替当前惯例的新惯例是今后的一大看点。第三，强调新政治。在本次会议上，出现了“新质生产力”、“新型工业化”、“新发展”、“新动能”、“新兴产业”、“新时代”等关键词，尤其“新”这一修饰语脱颖而出。也就是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需要向有别于过去传统生产方式的、基于科技创新的新生产方式转变。
（二）外交安全领域。中国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7日，外交部长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通过中外记者会指明了中国外交的方向。第一，2023年11月中美旧金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改善取得一些进展，但他也指出了美方的对华错误认知仍在延续，打压中国、不兑现承诺，并敦促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言行一致、履行承诺，推动中美关系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强调中俄双方打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冷战旧时代的大国关系新范式，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础上，坚持永久睦邻友好，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第三，指出中欧并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地缘战略矛盾，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因此双方在自主、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关系，中欧的互利合作能够阻止阵营对抗。第四，“全球南方”和多极化战略。金砖国家等“全球南方”的发展壮大不应被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挑战，而是多极化的进程的体现，全球南方的增长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第五，强调中国式经济安全。中国经济的引动力仍然强大，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发展中制造“小院高墙”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削弱人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第六，半岛问题。王毅强调，“世界已经够乱了，半岛不应再次生战生乱”，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是重启对话谈判，解决各方尤其是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切，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第七，台湾问题。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基础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和外来干涉。中国主张，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保持官方关系，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是对中国主权的挑战。
（三）经济领域。第一，对去年经济成绩的评价。《报告》中称中国“积累了克服重大困难的宝贵经验”，事实上承认了2023年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报告》中还提到了长期积累的矛盾爆发，房地产、地方债务、（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也出现了风险。虽然202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5.2%，超过了年初的目标5%，整体上避免了通货紧缩，但从耐久性消费品等部门来看，仍存在需求不足的通货紧缩的可能性。第二，设定今年的预期目标。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在5%、新增就业1200万人、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这与实现《“十四五”规划（2020-2025年）》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年）的长期目标有关。但与去年相比，对黑龙江、广西、河南、湖南、贵州、陝西等地设定超额的目标，这是负担因素。第三，中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强调“先立后破”。“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特别是要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但最终会进行结构调整，因此目前的经济刺激可被视为暂时的。第四，财政政策。2024年提出的财政赤字率目标3%(赤字规模4.06万亿元)与前一年相似。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8.5万亿元（同比增加1.1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为3.9万亿元（同比增加1000亿元）。政府决定克制刺激经济或提供消耗性补助金的财政支出。只是想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应对紧急而重要的投资需求，可能包括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科学教育及国家发展、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第五，货币政策。此前，虽然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利率和两次下调政策利率，但都低于市场的期待。尤其是对于大型亏损房地产企业，相比回生，他们选择相继破产。2024年货币政策由“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向“灵活适度、精准有效”转变。“灵活性”是指货币政策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有力调整，“适度”是指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基调，不搞大水漫灌；“准确性”是指运用好结构性工具，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精准滴灌；“有效性”是指货币政策不单纯追求数量增长，注重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四）科技领域。旨在实现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产业政策。这一概念与2006年提出的自主创新，以及最近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战略一脉相承。单纯引进发达国家技术并结合中国的劳动力的发展在中国不再有效。尤其是与以“量”来动员劳动和资本不同，需要成为科学技术强国本身，并具备将尖端技术投入生产的能力。但是“新质生产力”并不是马上启动新的项目，而将通过推进现有的“新型基础设施”、“科技自立自强”、“人工智能+行动”等多种倡议来开始。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如果中国经济实现5%的增长，那么设定超额目标的研发预算为6%（约520亿美元），国防预算为7.2%。这与确保超越技术而不是追击技术有关。有分析称，能够提高单位附加值的要素，不仅包括物质、技术、制度水平，还包括营商环境水平，能够促进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一切都属于新的质生产力。
（五）社会领域。第一，就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内需恢复，是维护国家税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会议强调了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和残疾人是今年中国就业市场的重点对象。2024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667亿元，支持就业重点对象就业创业。202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的1170万人以上，是2004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4倍。因此，将就业目标从1200万名左右调整到了1200万名以上。第二，医疗和养老。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快，因衰老、疾病、残疾等丧失生活能力的老年人迅速增多。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2.8亿，其中丧失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约4400万人。为了解决老龄化和低生育问题，中国决定增加托育服务的供给，推动生育-养育-教育联系政策，缓解青年一代的生育和养育负担，加强医疗和养老的社会安全网络水平。第三，教育。在义务教育方面，加快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成为重点问题。即改善教育资源结构布局，改善教育落后地区的环境，由“能上学”阶段转变为“上好学”阶段。另外，由于初高中教育的扩张和学历主义观念等影响，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得不到社会认可，因此，在招聘和晋升过程中，试图纠正职业学校和终身教育学历不被认可的问题。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6.2%，户籍城镇化率48%左右。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有增长空间。在城区，强调城中村改革，通过户籍改革放宽农民工进城落户限制，确保有无户籍都能平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市民权差距。
评价与含义
从全国人大的特点来看，立法、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是其中心。从中国提出5%左右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向长期软着陆的信号，而非硬着陆。对令人担忧的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的债务、人口减少和失业等的治理系统正在相继启动。问题是，如果所有危机都通过单一的瓶颈区间，就会出现危险因素。因此，我们不需要对韩国社会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的“中国危机论”“中国峰值论”反应过度。而且，韩国很难摆脱对外依赖度高的经济结构，对中国的依赖度也很难降低。中国对韩国来说既是市场，又是工厂，又是供应链。低工资加工业虽然已经过了离开中国的时候，但对于中间材料供货商韩国来说，中国仍然是重要的活动舞台。另外，韩国过于依赖作为供应链的中国这一单一对象，的确有必要进行调整，但为了供应链的稳定，有必要细致地管理与中国的关系。正如凯恩斯所说，“没有可以避免的危机，也没有无法克服的危机”，回看中国的全国人大，韩国也到了探索将危机转化为机会的生产力创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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