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宁：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思念父亲
作者80岁的父亲老同志聚会时引吭高歌
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思念父亲
黄宁｜文
一、
我喜欢音乐，这要源于父亲。
父亲喜欢音乐，但他不是一个痴迷者。小时候家里摆设中唯一一件比较贵重的物件，是全院最大的收音机。收音机是国外品牌，声音一流。我们兄妹四人爱好不同，常为收听自己喜爱的节目吵得不可开交。但只有一个例外，只要父亲在家，收音机收听的归属权无可争议地属于他。父亲爱听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置办了一台三速电转唱机，可以听不同密度的唱片。唱片中有很多张小狗闻喇叭图案的古典音乐唱片，加起来大约有上百张。唱片放在父亲床下的木板上，看似被冷落，其实父亲爱之深切，怕我们乱动。这些唱片被视为家里最珍贵的物品。
我时常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拉上窗帘，借着微弱的光线，懵懵懂懂听着从唱针下传出的歌剧、协奏曲、交响曲的旋律。我从这些唱片传递出的旋律声中，知道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这些名字。值得一提舒伯特的《小夜曲》，已经记不清听了多少遍，带给我很多的轻松与愉悦，每当《小夜曲》的旋律飘然而出，小屋便变成了金色大厅。
时间一长，唱片上的图案蹭没了，声音越来越粗糙，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尽管这样，还是一听再听，直到有一天，唱片被一哥们儿坐断了，我才偷偷把它扔了。事情过去了很多年，父亲不时追问该唱片的下落，我只得撒谎，说：“不知道。”
2000年秋天，父亲因心脏病住进上海瑞金医院，我从北京飞到上海看望他，随身带了一个CD机和几张音乐光盘，其中有一张维也纳合唱团无伴奏合唱，里面收录了舒伯特的《小夜曲》。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静静地听着从比留声机更高级的现代音响装置里流淌出的音乐，眼角流下了泪水，连 声说：“好听，太好听了！”并以恳求的语调，指指CD机对我说：“留下，给我听听，行吗？”
上海深秋的阳光透过病房窗棱，投射在父亲的脸上，霍然，我想起了那张舒伯特《小夜曲》的胶木唱片。
前苏联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说：“音乐是人类精神避难所。”确实如此，生活中经历的苦难，都可以从音乐中得到解脱。
作者的父亲与导演李前宽、演员张丰毅一起表演
二、
父亲大半生都从事话剧艺术，有一副好嗓子，没事经常吼上两句。他喜欢唱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乐天的性格随着歌声传递给他身边的每个人。
就在那最艰苦的被审查的日子里，他的枕边放着当年最流行的歌曲集《革命歌曲大家唱》，以此为消遣，苦度着最难熬的岁月。
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深夜，我驾车在路上，从北京97.40音乐台传出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第二乐章的旋律，指挥卡拉扬。
听着这如泣如诉的天籁之音，我思念起父亲，低音弦乐亲切地带我回到过去与父亲对话的语境。
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第一次听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与父亲的一次对话。当时，经过那十年后，外国交响乐开始解禁。我急于想听懂这门很难接近的艺术形式，父亲的一句话：“用“‘心’去听”。解答了我对听交响乐的困惑。多少年来我尝试着用“心”去听，用“心”去领悟，终于从交响乐优美的旋律中获得了无尽地享受。
三、
今夜，车里充满了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跳动的音符，随着主题不断地呈现，挣扎、冲撞、达到和谐。《未完成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仿佛是舒伯特刻意谱写的回忆篇章。听到这段旋律，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1972年我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回京探亲。父母单位的人，按中央“搞好斗批改”指示，全部集中到38军，38军驻地在河北高碑店。父亲的问题尚未落实，还在接受审查，他的寝室里住的全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按亲属探亲规定，子女只允许住三天。
父母分属两个连队，夫妻间不得见面，不许说话。我去的时候正在抓“516”分子。整个营房气氛紧张，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会感到恐怖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文革”结束后，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张家声说：“在高碑店名为接受改造的那段日子，其实就是整人，我想过自杀。”
表演艺术家郑振瑶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日子过得很难，到处都有眼睛在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就会被揪出来，批斗。”
父亲、母亲虽说同在一地，离得很近，但只能隔窗相望。
母亲后来不止一次谈起那段生活。她说：“你爸胆子大，常常用秘密的方法与我传递消息。”兵营大院有一处公用晒衣服的地方，母亲的衣服常挂在那里晾晒，父亲见无人便把事先写好的纸条塞在母亲晾晒的衣服兜里，母亲取回衣服时，便可看到父亲传递过来的内容。其中内容无非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浸透着父亲惦念远在边疆、农村的四个孩子。现在想起来，说起来，似乎不可理喻，但确实是父母曾经的一段真实生活。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冒着舍身一死，用极其秘密的方式向我党、我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可在“文革”中，他却冒着不可预测的灾难，用同样秘密的方式传递对儿女们的思念。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翻看1968年12月15日父亲的“思想汇报”，有一段文字让我触摸到父亲柔弱的一面：“昨天晚上，星期六，革命群众都已纷纷回家，院子里很寂静，偶尔听到一两声孩子们的嬉笑声，突然引起我一种淡淡的惆怅情绪，想家的思念油然在脑子里跳动……”
多情未必不丈夫。父亲当时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他心灵深处的情感得不到宣泄，便用写思想汇报的机会表达内心的苦闷。
三天的探亲期限很快到了。父亲送我到高碑店火车站，火车晚点，父亲要赶回驻地，匆匆道别后，他走下站台，我目送他远行，乌云落日的老玉米地里，父亲的背影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渐渐暗下的夜色中。
作者的父亲在阿坝州与少数民族歌手同台表演
四、
再与父亲相见是三年以后，我从云南调回北京。
70年代中期，那时父母都已年过六旬。我们兄妹四人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先后到农村和边疆。按政策规定可以办回一个，父母决定把我调回北京。在办理的过程中，一位安置办公室的负责人额外生出一条苛刻条件为难父母。（这位负责人是以刁难知青出名的）他对父母说：“调你儿子回来的表格中，只填母亲有血压高，父亲无病，条件不符。按规定必须父母都有病，我们才能发调令函。”
父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苦申辩，费尽口舌，但一点用处也没有。父亲申辩的声音越来越大，满楼道都能听见，引得知青们隔着门缝往里张望。母亲见此情景生怕得罪这位负责人，极力劝阻父亲息怒。父亲是个性情中人，脾气上来天王老子也不怕，他最见不得某些有权有势的人装孙子。对着那位负责人拍桌子大吼一通，摔门愤然而去。
母亲忧心忡忡，生怕来之不易的机会丢失，“光吵架没用，还得想办法解决问题。”回到家，母亲如是说。父亲余气未消地说：“有什么办法？我又没病。”
确实，当年父亲的身体非常好，没见他犯过什么病，连头疼感冒都没光顾过他，为此他时常向别人“炫耀”。
隆冬季节，北京夜晚的温度降到零下10度以下。房子里昏暗的光线折射出母亲愁眉不展的表情，她与父亲想了很多主意，甚至想到送礼“走后门”。这些无奈之下的主意又一一被他们推翻。正在母亲一愁莫展，无计可施时。父亲突然站起来，伸了伸胳膊。母亲被他下面的举动惊呆了：他脱掉外套，脱掉毛衣，脱掉里面的衬衫，穿着一件背心疾步走出家门，待母亲反应过来，他已经走进寒冷的夜色中……
这一招果然生效，第二天父亲剧咳不止，到医院一检查，医生开出：患有严重支气管炎。
作者的父亲与韶华，李耀华等在电台录制歌曲
这事情是我调回北京才知道的，我虽然没经历那一刻，却始终珍藏在心中，只要一想起来，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壮感。父亲晚年经常咳嗽，我想可能是那一晚落下的病根。
五、
今天，北京的夜晚已不像四十多年前那样冷清，灯火辉煌已成为北京城的骄傲。汽车奔驰在华灯齐放的十里长安街大道上，耳听卡拉扬指挥的舒伯特的《未完成》版，诠释得精细无比，把情感层面的细节展示得淋漓尽致。旋律平静得像唠家常，轻轻抚慰与触摸天地之灵……
我回忆着如烟的往事，思念着父亲，不知不觉泪水浸湿了眼眶。
【作者简介】黄宁，曾仼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编导。主要作品：《再说长江》《车师古道》《感受交响乐》《边关岁月》等。曾担任中国国家话剧院影视公司总经理。一枚园地耕耘者。
（编辑：安然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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