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媚俗与媚俗的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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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媚俗与媚俗的余秋雨

王朔 老侠

　　老侠：学术界、学院派的追风一点儿也不次于大众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没什么长进。有人说，学术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转向九十年代的沉稳和成熟。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学术界还不如八十年代呢，因为九十年代的学术界像大众文化一样没心肝，有点儿脑子的也是小聪明。大众文化的特征之一是炒作，是跟着多变的时尚，今天这首歌红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刘德华明天就是周华健，排行榜每周都在变。学术界呢？它的变化节奏之快也不次于大众文化，一会儿换一拨理论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后现代，德里达，明天就是东方主义，萨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规范化；今天是新保守主义，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经济学，明天是制度经济学。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变化节奏是平行的，只不过大众文化的覆盖面广，而学术圈子相对小了点罢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节奏、潮流交替，没什么实质的区别。北师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众文化中的音乐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个中国现当代文学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让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经典。北大的教授严家炎也说金庸是经典。我说了几句金庸就惹恼了他。他在北师大演讲专门谈及我对金庸的批评，他讲着讲着就不着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讲到了人，说金庸多么爱国，拒绝前港督彭定康什么的。这也和大众文化的人身攻击同一性质。～说到最后就要说到他不是评论金庸，而是对金庸进行人身赞美。我谈金庸只就他的小说，而严家炎捍卫金庸小说为经典，也跟着去捍卫金庸这个人了。他还是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怎么弄得跟哥们义气的小帮派似的。彭定康与武侠小说有什么关系？拒绝彭定康与能不能写好小说有什么关系。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众文化的传播似地，由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最后走到人身才罢手。

　　老侠：的确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经典，一定得意洋洋以为一鸣惊人。金庸的小说怎么能成为文学经典。至多是武侠中的经典，排个武侠小说的座次还差不多。金庸的书，除了展几下拳脚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虚假的，他对中国文化也无多深的理解，不过是表面热闹罢了。再说了，梁山的草寇们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学术这东西。真理这东西怎么能排座次呢？身为学院中的教授，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权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说金庸，包括余秋雨之类的，都被人认为很有文化，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熟读一些中国的旧书，经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苏东坡呀……但他们说的不都是那一套吗？也就是道德呀、正义呀。善恶报应呀，几千年来就是这一套，这点儿思想。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这思想，好像这就够了。如此陈腐，再吊多少本书袋又有什么意思。像余秋雨这种人，一开始对我这样对传统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点的，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里有很大的迷惑力，你会觉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应该这样，起码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后来我看了朱大可写的关于余秋雨的东西，说他写的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说他实际上像歌星那样煽情。其实，传统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态的东西，只要把这东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悦，什么都可以做成媚态，金庸的壮怀激烈呀，余秋雨的忧患情怀呀……反映到销售上就是卖点，方方面面都要这个，老百姓也要这个。他们只有自我标榜起来，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伤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们所接受。可能中国这些年的媚态百出，就缺余秋雨这类忧患媚态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轻松地游山玩水，忧患地伏案媚俗。

　　老侠：还有更恶心的，一般谈余秋雨的人从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动不动就提到当官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怀之后，最后画龙点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长现在的作为，不正是古人的忧患情怀的当代传人吗？绝对到位，绝顶聪明。

　 王朔：你说学院派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像余秋雨这样的人过去出现过吗？

　 老侠：我觉得他的媚态上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

　 王朔：就余秋雨这么个文风，这么写东西，这么冒充文化的人，好像还不多见。

　 老侠：以前好像没有过。我一个朋友说，刚听说余秋雨，还以为他是台湾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伤口。实际是“阿Q”头上的脓疮。

　王朔：也许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点凄风苦雨的感觉。

　 老侠：余秋雨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琼瑶，他是用琼瑶的方式解释传统文化。那种调点儿小情，泪光闪闪，很有点儿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海警山盟劲儿。前几天我在家和媳妇一起念了段刘再复的随笔《问苍海》。那个语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让我想起杨朔、刘白羽、魏巍的散文，还有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种文风对中国的散文写作影响很大。

　 以前的文章中的结尾常有类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这种。只不过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点儿港台的软语，比如像“殷殷地企盼着”，整个儿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觉得全世界的大众文化都一样。西方与中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众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关怀，有一些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言情小说中的东西，《廊桥遗梦》看得中年妇女们蠢蠢欲动。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金庸的武侠，好莱坞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点儿趣味儿的人，看了这些肯定会烦。但是大众需要这种抚摸，就像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油盐酱醋茶，白领阶层需要名牌西服领带皮鞋一样。

　 老侠：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中国很难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不是大众文化，有比较容易看出的界线。不是一部作品影响大、波及面广就叫大众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居然发行了50多万，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天文数字。这诗的流行与二战后年轻一代的迷惘骚动想宣泄有关。但你很难说金斯堡的诗是大众文化。他现在已经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成了经典。而在中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拢，所以，你分不清学术界的本土化潮流与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制作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王朔：他们是不约而同的。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大有卖身投靠，身不由己，跟着走的被强奸感。但是，时间一长，最初的耻辱渐渐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钱呀。名呀、鲜花美女掌声呀，众星拱月的感觉不由你不轻飘飘的。

　 老侠：对呀。学术界也如此。当然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比如弄来个萨伊德，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权力。话语霸权。新权威主义……这些年还有持续地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什么的，中国文学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我们的文学早达到了那个水平，不给我们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歧视。只有中国人能到这个程度，讨论自己的作家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炒作比大众文化更恶心。原来，国内总说中国文化热什么的，我也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但我一出国，才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模，是自己虚构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不要说当代作家了，就连鲁迅，外国的年轻人，大学里学文科的学生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有几个不知道海明威的。什么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汉学的职业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场，像海明威在中国卖得那么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几个汉学家在小圈子里弄了弄，就把中国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汉学家读你研究你是职业，是饭碗，与中国文化在外面的影响没多大关系。

　　退一步讲，抗拒西方的霸权，你要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实力。联合国宪章是按照自由主义价值观写的，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定的，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这不单是什么军事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权，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构，皆以西方的规则为基准。在文化上，理论研究也好，电影。文学、绘画也好，制高点都在西方手中。欧洲三大电影奖，奥斯卡奖。格莱梅音乐奖。威尼斯年展、诺贝尔奖，连体育的最高荣誉奖都在西方人手中，什么欧文斯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这种制度化的全球霸权是它的实力使然。纵然你有一腔热血，你是正直的爱国者，没有实力，空喊号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纪末的义和团吗？

　　王朔：作为个人，现在的国人什么都不爱，只爱他自己。

　　说到具体的某个人，他不肯为祖国而拔一毛，却可以利用爱国来满足一己私利。

—文章节选自《美人赠我蒙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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