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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去世之谜

来源：传记与传奇

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被发现死在位于洛杉矶的寓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及极度的孤寂，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

本文作者林式同，被张爱玲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也是唯一见过张爱玲遗体、处理后事和遗物的亲历者。

本文选自林式同的回忆长文《有缘得识张爱玲》，是有关张爱玲身后事最可靠的记载。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午十二点多，我回家正想再看当天还没看完的报纸，十二点三十分，张爱玲的公寓经理，租房时见过的那位伊朗房东的女儿，突然打电话来说：“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什么，我不信！不久前我才和她讲过话。”我说。

“我已叫了急救车，他们快来了。”她说。

“我马上过来。”我说。

“不不！……急救车……我想他们已在大门口了。”她说。

我突然记起遗书的事，马上喊了一声：“我有遗书！”“好！”她回答说。电话马上给挂断了。

我坐立不安，百感交集，这怎么可能？她的音容，和十多年来的交往……一下子统统跳了出来！

半点多钟后，电话又来了，一个男音说：“这是L.A.P.D（洛杉矶警察局），你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了，我们在这儿调查一下，请你等二十分钟以后再打电话来，我们在她的房间里，你有这儿的电话号码。”

警察局要证实我与张爱玲的熟悉的，不然不会有她的电话号码。等我打回去的时候，那男警察要我在家等候他们的通知。

我千头万绪，心乱如麻，拼命地在家里找遗书，那遗书被我塞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有弄清楚，电话又来了，这回是个女音说：“请你今天通知殡仪馆和法医联络。”

“今天？”我茫然的问，为什么那样急？我正在琢磨，“是的，今天！”她说，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下午快两点了，我脑子还没转过来，她又丢给了我一个法医的电话号码。

我哪里认识什么殡仪馆，慌了，打电话问问朋友，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突然想起为我弟弟安葬的殡仪馆，风景宜人，办事简洁，那不是很好么？

马上拨了过去，把法医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回答是：“我们知道。”原来他们之间早有职业上的来往，处理这类事物他们是熟悉的。

我同时约好明天早上十一点半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商谈殡殓事宜。

快三点时，那女警察来电要我到张爱玲的住所去，她们在房间里等我。要我把遗书也一起带去。

我马上出发，这时才庆幸我当初建议张爱玲搬到我家附近住。不到十分钟，我已到了张爱玲的公寓门外。

△张爱玲去世时居住的公寓

我一跨出电梯，迎面看到两位警察，“你就是林式同先生？”那女警察问。

当我点头证实之后，那男警察（OfficeC.Smith）就迎了上来，先仔细看了遗书，然后查看我的驾驶执照，验明正身之后，我想跟警察到房间里去，那男警察就阻止了我。我就在走廊上等着。

一会女警察拿出一个手提包交给我，里面装满了信封及文件，同时也交给我一串钥匙，说这些是张爱玲的随身重要东西，不要给房东收去。

这些场合我就注意到美国警察训练有素，临事有条不紊。

当我在走廊上和警察们交谈时，电梯口出现了两位彪形大汉，说他们是殡仪馆来的人，来取遗体送给法医检验的。

他们进房间去了一会出来拿一张纸要我签名，我问这是什么证明，他们说这是证明这遗体就是张爱玲本人的，我说我没有见过遗体怎么可以签，他们问我见过张爱玲本人没有，我说当然见过，于是警察就让我进了房间。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

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我觉得世上的一切都停住了！当男警察引导我出房门的时候，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殡仪馆的人说看情形张爱玲已去世三四天了，我茫然地签了名，拿着手提包就离开了。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一夜翻来覆去没有睡，也完全不知道新闻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而我又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此在头两天里，我表现得杂乱无章，手足无措，办事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有负张爱玲所托，很是对不起她。

△张爱玲遗嘱

第二天是星期六（九月九日），一早在台湾的朋友洪健益先生电传一份剪报，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和遗书内容，赫然大幅地被登了出来。

稍后和张错通了电话，简报了一下情况后，他马上建议成立少数人的治丧小组，我觉得这很合不事张扬的原则，立即同意了，我们决定在星期二晚上待我和庄信正在头天（星期一）晚上回家商量后，大家见面商讨如何办理治丧事宜，并如何统一对外发布新闻。

早上十一点半，我和张信生到RoseHills殡仪馆商谈丧事手续和费用方面的事。殡仪馆的办事员说张爱玲的遗体在头天下午已经进了殡仪馆的冷冻库，离手续完成后再火化还有几天之隔为了不耽误时间，当下我就申请了在法律手续上必须的死亡证。也在火化授权书上签了名。

下午回家后，我再向张错报告了一下早上去殡仪馆商谈的内容，也把遗书电传给他研究，请他先计划一下星期二晚上见面时的讨论内容。然后打电话给张爱玲的房东注意门户，以防有人用不正当的办法进去乱翻东西。到这时候我还没有机会注意房间里面的情形。

从九日去过RoseHills殡仪馆之后，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和那里的办事人Eberle先生询问申请火化的进度，我还预先付清所有殡仪馆的费用以打通手续上的障碍。

殡仪馆在收到张爱玲的遗体后，立即向洛杉矶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火化许可，在得到许可后遗体立即于九月十九日按遗志火化，前后除手续必须外没有任何耽搁。火化时亦按遗志不举行任何仪式，照殡仪馆惯例也没有旁观的必要。

△张爱玲写给林式同的信

十一日（星期一）晚和庄信正通过电话后，我们决定一切按遗嘱办理，不举行葬礼，这建议和张错在十二日晚所表示的意见不谋而合。

至此，我们治丧小组的成员为：林式同、张错、张信生，及在纽约的庄信正。而以张错为对外新闻发言人。

遗嘱吩咐骨灰撒在空旷的地方，按加州法律只能撒到离岸三里外的海里，我向安排船只的Borden太太说最好把出海的日期定在星期六，大家都可以按时出席，她说九月三十日有船，于是我们定于该日举行海葬仪式，这天正巧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大家觉得很有意义。

九月十三日我和担任录影的朋友张绍迁在清早七点钟从家里出发，当时晨雾未散，路上车辆稀少，本来要一小时的路程，我们却早到了十五分钟。

八点整，殡仪馆开门，我到办公室取到张爱玲的骨灰盒，这是一个一英尺高十英寸直径的木质圆桶，桶底扣着一片金属盖，用两个螺旋钉钉着，上面贴着张爱玲的名字。

我恭恭敬敬地捧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多年来常常写信、聊天的朋友，现在就在我手里了！心里混杂着似实似虚，亦哀亦怅的不安感。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两人在SanPedro的预定地点——中国餐馆“亚细亚村”——和大家会面。因为这地方我早一天曾去勘察过，于是我们很顺利地准时到达。

当天（九月十三日）风和日丽，治丧小组除在纽约的庄信正因太远不能赶来外，其他三位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都出席参加。

除此之外，我们还请了三位朋友做摄影工作，把全部过程都记录下来。许媛翔照相，张绍迁和高全之录影。我们也准备了红白二色的玫瑰和康乃馨。张错、张信生分别撰写了祭文。

九点整，我们大家和船长JimMcCampbell在PortsO’CallVillage的第七十七号泊位会面，然后上船出发，这船可容二十人，开在水面上相当平稳。

我们把张爱玲的骨灰盒放在船头正中预设的木架上，然后绕以鲜花，衬托着迎面而来的碧空，拂袖的微风，真有超世出尘之感。

此时晴天无云，波平浪静，海鸥阵阵，机声隆隆，大家心情哀肃，陪伴张爱玲走在她的最后一程路上。

△张爱玲骨灰盒

半小时后到达目的地，船长把引擎关掉，船就静静地漂在水上，于是我们大家向盛张爱玲的骨灰盒行三鞠躬礼，念祭文，然后在船长示意下开始撒灰。

当我向船长要来螺丝起子，想打开骨灰盒的金属底盖时，船身摇晃得厉害，靠着张错的帮忙，我才打开骨灰包，又按船长的指示，走向左边下风处，在低于船舷的高度，开始慢慢地撒灰。

当时汽笛长鸣，伴着隐隐的潮声，灰白色的骨灰，随风飘到深蓝的海上。

在专心撒灰的同时，其他同行各人，把带来的鲜花，也伴着撒向海里。此际海天一色，白浪飘飘，我的心情随张爱玲的骨灰，飞向遥远水天之间。

举行海葬仪式后，大家在一家咖啡店小坐，治丧小组任务圆满完成，至此宣布解散。

在整个治丧过程中，治丧小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发布新闻，安排海葬仪式，撰写祭文，拍照录影等等。他们的热心帮忙，具体地表示了他们对张爱玲的崇敬。

大事已了，回家后如释重负，浑身觉得特别轻松。可是心里自此留下了不可磨灭、时隐时现的空虚。

我将把这位超凡脱俗的奇女，和我的这一段友谊，深深地藏在记忆里。

在清理张爱玲的房间之前，我曾顾虑到那是女士的寝室，有些东西整理起来可能不太方便，于是我请了在台湾教过的女学生朱谜来帮忙，她在图书馆做事，心很细，一定会胜任的。我们约定早上一起去清理房间。

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间。

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这是注意到对街没有窗，不会有人看得到这边的情形

我非常惊讶地感到所有东西都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在购买时所作的选择，居然和我的差不多。奇怪！

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的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床倚在东墙靠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

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寸，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寸，也不重。

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和我谈起过，“有时还借电视声音催眠。”

对门朝北的床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

她打稿不用一般的写字纸，在旧信封上、买菜单上、收据上、报纸上，都有她的字迹。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了。

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没有书，和我想象中的一般作家不同，也没有任何参考书，有的英文报，是从报摊上买的。由台湾经航空每日寄来的联合报，是她每月一次到信箱去取来的，其中有许多都还留在封套里没有看。

她喜欢看英文侦探小说，看完就丢，所剩的两三本翻得都破烂了，她还订侦探杂志。房里到处摆着许多赠阅的皇冠和联合文学。

房间里凌乱不堪，伊朗房东逼张爱玲雇人帮忙清扫厨房和浴室，打扫完了张爱玲还是不满意，说她不能忍受他们留下的那层清洁粉，她要自己来做，一动手就“掉了一层皮”，结果房里还是没清理，确实不干净，尤其是浴室，白的浴缸都变成灰黑的了。

她生前一再抱怨她的浴室设备不好。现在亲眼看到，果然很差！张爱玲用了无数的纸巾，也无济于事。洗脸盆旁，以及盆旁的药柜里，摆着牙膏牙刷、化妆品、药瓶之类。

有一个特点，我没有看到洗脸用的毛巾！大概她怕毛巾用了脏，不好洗，浴用的大毛巾在去世后还留在地下室里的洗衣房架上，可能是体力弱了拿不动，或者是不想多和其他房客和洗衣机打交道，结果她的浴室里堆满了用过丢弃的纸巾。

在这浴室里可以看到既爱干净又嫌家事繁琐的张爱玲，多年来挣扎奋斗的结果。

贮衣室是东西摆得最多的地方，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衣服大半是搬家以后买的，快四年了，看起来都非常新。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货，一搬家能丢的就丢了。

在房间里，包括去世那天警察给我的手提包内，我没有看到任何首饰，她用的东西都不贵，这和她在《对照记》里的照片很不符合。

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凉鞋、皮鞋、高跟鞋都没有，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了就丢。

△张爱玲晚年常用的拖鞋

张爱玲不用通常的碗筷，厨房里堆了许多纸碗纸碟及塑胶刀叉，吃剩的电视餐，连盒带刀叉统统塞进纸袋里丢掉，有些买来的金属刀叉也逃不了被丢的命运。

她不常煮东西吃，锅子都很干净，不怎么用，还留下些全新的。用得最多的算是那小烤箱了，又破又脏。她也喝浓咖啡、茶，有咖啡壶。

她买了许多罐头食品，也有一大桶冰淇淋，最显眼的，莫过于那四五大包ENSURE营养炼奶了。

她长期服用一种草药，名叫SennaPods，去世前还煮了一锅，这药是从墨西哥进口的，据说是为了医眼病的。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常常叫附近超级市场派人送食品。因此订单一大堆，纸袋到处随地摆。

凡是她喜欢的东西，她就老是用，怕用完，一买就买一大堆，所有的纸碟、纸巾、拖鞋、假发、营养奶等等，都是如此。

幸亏朱谜来帮忙，而且带了她的父亲来照相，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把房间打扫一净，在九月十八日交还房东。

△林式同写给宋淇夫妇的信

张爱玲是因心血管病去世的，按古语可以说是无疾而终。

这诊断是法医说的。

从我认识她开始，她就说她的皮肤被跳蚤叮得发痒，好了以后，才开始安定下来住公寓。后来她又看了许多医生，大多是皮肤病科的，长期涂用各种药膏，也不见好，最后还用太阳灯紫外线疗法，直到去世。

至于牙齿，她定期看医生，也用假牙，不晓得为什么，还是经常喊痛。她也花钱配眼镜，还吃补眼神的药。

每次在电话上，她经常抱怨染上感冒，和得了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说用了各种的药，总不见好。不过她讲的这些都不是大病，没有引起我特别警觉的地方。

我没有料到她会有心脏病！最后几个月，看样子她的身体情况突然恶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东西了，或者是吃不下东西，她去世后的遗体，瘦得真是皮包骨了。

她极其不喜欢烧饭煮菜，也不出外上馆子，在家尽吃些罐头或现煮食品，又为了补充营养，她买了不计其数的ENSURE营养奶，喝奶喝坏了肚子，又去看医生。

这样生活，身体弱了，没有人照拂，是不能维持的。张爱玲的个性，和她的健康，是有因果关系的。

今年七月底当租约满期时她可能没有料到自己会走得这么快，因此她又多签了两年的续约，为了这订约那伊朗房东还动脑筋想多要些钱，闹得我找律师几乎和那伊朗房东打官司。

去世前她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各种重要证件全部放在手提包内，摆在靠门口的那张折叠桌上，因此警察很容易地发现它而把它交给了我。而我也因此很顺利地办完她所交代的事，不必东翻西翻地找。

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是不要人帮忙，一个人就这么泠泠清清地走了！每当我想到这里，为我对她照顾不周，抱着深深的歉意。

张爱玲去世后，各方反应的热烈程度，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心想管理她的遗物，责任可不轻，面前摆着的这些信件手稿和衣物，不小心给什么人拿去，又会大做文章，这样我的罪过，可洗也洗不清了。

我特别谨慎，按照遗嘱，把所有东西，全部寄给宋淇夫妇，不得有所遗漏！

我本人从开始到现在，因为不懂文学，一直把张爱玲视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朋友看待，所以当整理遗物时，在好坏取舍上，全凭直觉，和普通朋友没有两样。

张爱玲生前，为了避免搬家累赘，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里面放着她以前的英文著作、打字手稿之类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值钱”的。

和她的家居一样，她仍旧不用箱子、盒子，为了她自己提携方便，她把所有的物件用许多手提纸袋装着。在和仓库老板订约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的名字也填了上去。

这件事她从未向我提过，直到去世后，我才在那女警察交给我的手提包里，发现那份仓库合同，不然我是进不了那仓库的。

她如此地信任我，我却一无所知！走笔至此，不禁怆然！

我把所有的东西，仓库里的和房间里的，稍事分类，装进纸箱里，以海运寄给在香港的宋淇夫妇。

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除清理房间时请朱谜帮忙外，其余我都没有假手他人，在法律问题上和财务处理上则借重了律师的帮忙。

有些遗物我没有保存下来；譬如厨房用具及食品，房间里的清洁用品，牙膏牙刷等没有纪念性的东西，我就把它丢了。

还有在坊间可以买到的，而且从图书馆也借得到的报纸、定期杂志，和通俗侦探小说等等，如果上面没有张爱玲的笔迹，我也没有留下来。

去世时用过的毯子及行军床，因为不干净，也在被丢之列。家具并不多，也不方便寄，就没有打包。

朝东窗前的一堆纸盒，就是张爱玲的写字台，一具折叠梯，可以拿到冰箱上面柜子里的东西。太阳灯是为了医皮肤病新买的，盒子还在。左下边可以看到联合报的一角。

回顾十多年的相识和来往的原因，我一直从未深思过，在这里我想对张爱玲的为人，以我的了解，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可以做为一个自我的反省和交代吧。

为了使这个总结做得比较客观与完善，在张爱玲去世后，我曾参考了一些她自述的文章，也看了几篇别人叙述她的著作。

1、高度敏感：“感受”和“接触”的冲突

当我第一次和张爱玲见面的时候，从头到尾她一直在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这个动作一直困惑着我，那两位旅馆经理是东方人，可能就是中国人也说不定，不过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显眼的地方，那为什么她要躲避他们呢？她是那旅馆的客人，旅馆经理是不会得罪她的。

接触多了，发现她对人性的感受力，超乎常人，不然不可能写出那么深刻的文章来。既然如此，那么她对日常来往的对象，一定有她的选择，她极力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目光，我想就是不愿和他们寒暄、来往。

可是她的个性又是善良的，很怕得罪人，欠人情债，如果见面不理，岂不是不礼貌？所以她就尽量避免那旅馆经理的眼光了。

由这些小动作，可以推断张爱玲对人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是如何的了。

2、怕麻烦：离群索居

张爱玲的离群索居，是她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在她的心目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带来的繁文缛节，就是麻烦，而她为解脱麻烦所持的态度，就出自她的不予不欠的自主人生观。

有一回她延误了付钱的时限，有一封催钱的信，数目很小，由我转交给她，她说：“那没有什么，他们就是要钱。”言下颇有不屑之意。

她不是有意拖欠的人，只是讨厌处理付账这类日常生活里的琐事，所以总是拖拖拉拉，不想去碰。除此之外，她也不太喜欢和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打交道。她在信中常述及应该做的事，不是没有开始，就是没有做完，什么事情都是非不得已，不会动手。

在她遗物里的信件中，如果她不喜欢的人写信给她，或是她预感信中会提到有什么不值一看的事，她收到信后连拆都不会拆。稍不如意，轻而易举的拆信动作都不做，那就更不用想要她花精神去应酬听电话了。

按她的个性，她不想装电话，她那电话只是为了怕病倒要人帮忙才装的，在住汽车旅馆的时候，如果她不想找人，就没有人用电话可以联络到她。

由此推想一般要去接触她的人，不管是自认为出自如何的善意，对她来说，大概都是可有可无的，总是要她花精力去应付的，有些甚至是给她添麻烦的，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不应门，不接电话，尽量躲，结果和人群拉开的距离。

也激起别人的好奇心，她越是躲，大家的兴趣就愈高。她的传说，是一个谜，大家都想一窥究竟。

可是对我来说，她的避世，是她为了保持安静生活很自然的表现。

我很尊重她的决定，因此在我们整个交往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主动登门去找过她。我每次问她要什么样的协助，总是被婉拒掉了，这非但没有将我对她的热忱泼了冷水，反而使我对这位不欠不求卓立坚决的女士，倍加崇敬。

3、自得其乐：不受缚于外加的约束

张爱玲和我在电话里闲聊时，她对所谈到的每件事都有浓厚的兴趣，都加上联想，也发表她自己独特的看法，和她说话有时海阔天空，有时微妙细致，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联想力。

有这样生动活泼的想法的人，对生活中各种美好的趣味，是很有鉴赏力的。而这种自我欣赏的境界，用文字表达就足够了，不必借重其他的传达媒介。

张爱玲自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她很能自得其乐，而且这些喜悦，又都是随时皆在，顺手拈来的。在纯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她所不喜欢的，在很自然的情绪下，她倒是非常乐意交谈的。

有一天和我在电话上谈着谈着，她说了一声：“我很喜欢和你聊天，”我无意地用我在商场上习惯的思维方式回答了一声“为什么？”谈话不久就中断了。我为这句在当时不适当的回答，至今耿耿于心。

虽然张爱玲的作品能叙述大众的感受，但她自己，却不受那七情六欲所束缚。譬如她不太留恋过去的上海。

在言谈上，也从不不表示对什么失误有憎恨的意思。对她喜欢的东西，也只是看看而已，没有占有和保留的欲望。她的叙事，总是点到即止，从没有把自己陷在里面。

她的生活方式，是她内在个性的表现，不受外来的规范所左右。一般人被牢牢套住而不自觉的习惯，不管是属于社会上的或道德上的，她都觉得和她的个性格格不入，就认为是打搅她的麻烦，对于这些，她所采取的态度，就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她甚至要把她自己的骨灰，撒在远离尘世、无人空旷的地方！如此才能自由自在，平静安乐。

4、成名早：不和人来往的客观条件

从头到尾，在和我的交往中，张爱玲从来不提银钱的事，租房时她只说一个总数就是了。直到处理她身后账务时，我才了解到一些收支情况。

她没有借钱、欠钱，不用信用卡，充分显示她的量入为出不借不欠的独立生活观，只有她住的公寓，因为她不能在签约时预期有什么意外的结果，所以在今年（一九九五）七月底和房东续订了两年的期约，按法律规定要付的房租，也由她少量的银行存款中付掉了。

又由于她成名得早，有固定的收入，可以维持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人，要顾及生活，想要隐居，不和人接触，恐怕就不太容易办到。话虽如此说，以她的收入，手头还是很拮据的。

5、看得破：身外之物，不足道也

张爱玲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不置业，对身外之物，确是看得透、看得薄，也舍得丢，一般注重精神生活的艺术家都有这种倾向，不过就是不及她丢得彻底。看她身后遗物的萧条情形，真是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这种生活境界，不是看透看破了世事的人，是办不到的。

6、爱美：入世的态度

张爱玲很会调配自己而自得其乐，譬如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她做了一次整容手术，又觉得戴眼镜不适合她的脸型，因此配了隐形眼镜。她也买了好些化妆品，多半是保护皮肤的。

△张爱玲生平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94年7月

她又喜欢买衣服，各色各样的都有，她花了很多钱去吃药看医生，去掉房租，她所剩的钱就不多了，不然我想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

因为怕蚤子钻到头发里，她把头发剪了，以后一直戴假发，最早的假发是全黑的，可能她觉得和年龄不合，后来用的都是黑中带白的了。

她穿的拖鞋是胶底的，可以上街，但是那毛松松的鞋帮，很好看，但不能防雨，又容易脏。她这两样习惯，很特殊，给我的印象最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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