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已入驻“个人图书馆”，五百多篇原创文章，欢迎投稿，尤其欢迎历史、文学、杂文、及文学评论类原创文章，若有打赏归原创作者。投稿邮箱：[e-mail]，文后请附微信联系方式和作者。

一个让你又哭又笑，看完泪崩的真实故事

作者：郑在欢    来源：血钻故事

没娘的孩子

“这是个没娘的孩子。”

小时候，我奶奶总是这样介绍我，人们配合地投来同情的目光，让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现在，人们在饭局上交换名片，互认头衔，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是的，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没娘的孩子，就算有一天我什么都有了，我还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娘这种东西只有一个，死了就没有了。

这就是不公平的地方，父母可以有很多孩子，孩子却只有一双父母。

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哭，我在她怀里，体会不到她的不舍。医生告诉她不能再让我吃奶了，她顿时泪如雨下。她还活着，但身体已经腐朽。她还活着，但已经不属于人间了。她死了，没等我学会叫第一声妈。她死了，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奶奶成了我的名片派发员，不光名号，连职位都替我想好了——“受苦，苦命”什么的，于是从很小我就知道，我是个没娘的孩子，我是来受苦的。

事实上我的童年过得非常快乐，在奶奶的照料下我根本不知道“苦”为何物。我不缺胳膊不缺腿，只是缺个妈，其实也缺爹，小时候我很少见到我爹，他不是在挣钱就是在坐牢，或者和我继母花还有我的弟弟玉龙过着不太和谐的家庭生活，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匀给我，当然我也不在乎。

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家人的存在，也不觉得没有妈是件多痛苦的事，在学校里，别人骂我妈我一点都不着急，这东西反正我也没有，爱骂就骂吧。他们见杀伤力不强，于是接着骂我姐，骂我姑——运气不好的得挨个把女性亲属试上一遍才会找到命门，了解我的人就不用兜那么大圈子了，直接骂我奶奶，我一下就会变得气急败坏。

< 郑在欢的奶奶 >

和奶奶朝夕相处，我对她非常依赖。小时候我经常生病，她连夜背着我去看医生，我们走在静谧的田间，只有满天星斗相伴。为了省电，她不开手电，就着月色往前走。在黑夜里，只有干燥的路面是发白的，我们一老一少走在上面，那情境就像童话里的人物，在发光的小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想想倒是真美，虽然事实上我只是去挨一针。

在照顾孩子这一点上，我奶奶不比任何一个妈妈逊色，甚至比她们还要强，所以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一跟别人说起我这个“没娘的孩子”就唉声叹气，就说我命苦，当时我还安慰她来着，说没娘不要紧，我有奶奶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些话是有预言性质的，十一岁那年，她担心的事终于变成现实，我爹把我接回家，让我照顾花新生的女儿，于是生平第一次，我过上了有妈（后妈）的生活。

刚开始还挺新鲜，没多久我就切实体会到一条真理：妈这种东西，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千万不要勉强——比如找一个后妈，归根结底，妈还是亲的好。

< 郑在欢 >

我的后妈

我一度以为，花是世上最恶毒的后妈。

现在必须得承认我错怪她了，那时候没有参照物，她成了我的头号反派。从我后来搜集的这些报道来看，她还算比较仁慈的，和那些用开水烫孩子，让孩子赤脚站在雪地里，给孩子喝刷锅水的后妈们相比，她可以称得上是活菩萨了。

在这一点上我很感激她，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残疾，连一块疤痕都没有。要知道，她的亲生孩子全都有她亲手赠予的“成长的印迹”，我妹妹玉玲腿上被她砍了一刀，弟弟玉龙胳膊被掰断，小弟玉衡直接因为她的疏忽溺水身亡。

说起来，她对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在这里我不打算控诉她对我的暴行（比起我那些倒霉的弟弟妹妹来，我只能说是时运不济，正好赶上这么一位后妈，现在我长大了，可以完全脱离她，而他们却因为无法切断的血缘要和她相伴一生），我只想谈谈，一个没娘的孩子在后妈的铁蹄下是如何生活的。

想要不受皮肉之苦，就必须对她言听计从，玉龙就是挨在这上面，他老和她对着干，因此和鞭子的关系也就异常密切。挨得多了，他也就习惯了，不像我，看到鞭子就开始发抖，即使扬起来的鞭子没有落到自己身上，我还是感到疼痛。那感觉就像医生只是用酒精棉擦了擦你的屁股，你就已经预知了针扎的疼痛。没办法，既然我不能挨打，就只能听话了。

听话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干活，回到家我立刻化身为保姆，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抱孩子，洗碗，打扫房间，刷鞋，洗自己衣服，清理厕所，倒尿桶，锄草，打麻将，偷东西等等等等，反正该会的不该会的全都会了。

每天总有干不完的活等在那里，一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赶紧干，把活干完就可以出去玩了，但是这个“活”比那个“活”还恒久，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有些不开眼的伙伴来找我玩，全被花轰了出去，后来大家逐渐明白，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必须随时待命于花的身侧。

再也没有人找我玩了，这是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当然，受得了受不了都得受着，我又不是斯巴达克斯，还能举刀杀主人，尽管我也想这么干，但我不敢，也不行。

一个懦弱又无能的人，就只能逆来顺受了。后来又长大一些，我才掌握了一门为软弱又无能的人量身定做的技艺，那就是逃跑，我一次比一次跑得远，在成功之前全是失败，直到最后一次一鼓作气，一下跑了七年，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逃犯”，已经没人能把我怎么样了，有时候和那个威武的“狱卒”迎面相遇，我也不会再感到害怕。要知道，她以前可是我的恐惧之源，为了逃离她，我宁愿躲进最害怕的黑夜里。

说到逃跑之前，我想先谈谈忍受，这二者是有因果关系的，忍受不了你才会逃跑。

泼辣的菊花

有一段时间，花热衷于吃红薯梗，让我放学时顺便从地里折一些回去。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次在教室故意磨蹭到最后才走，然后随便跳进一片红薯地，像做贼一样快速地掐一堆，再快速地跑回家。

她在无意中引导了潮流，一时间邻居们全炒上了这道菜，以前人们都是拿这个喂羊，谁也没想到能吃。她总是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后来她又吃上了臭椿树上的花大姐，我和玉龙每天放学回来在树林里给她捉一袋子，让她用火烧着吃。

吃这些倒是无伤大雅，毕竟是自然界的产物，如果吃别人种的就不太像话了。有一次她看到某户人家的红薯地里西红柿长得不错，非要我放学时摘点回来。

在她面前，我向来不会说不。我躲在田野里，等到大中午时路上空无一人，摘了一些放进书包。后来用这种方法我还摘过毛豆，豌豆和豇豆。也许是我运气好，从来没被发现过，在大家眼里，我依然是个正好赶上个无理后妈的值得可怜的没娘的孩子。

后来我们还是被抓过一次，那次正好是她亲自带队。

秋天的一个晚上，花拿出一根竹竿，带着我和玉龙出发了。我们先去了老光棍八摊门前的柿子树那里，那时候八摊出门在外，只有那棵柿子树孤独地守着他的小屋。我用手电照着，她打下不少半生不熟的柿子，玉龙则把收获捡进他的双肩包。

< 郑在欢的家乡 >

打完柿子，花意犹未尽，顺路去了同村一个叫菊花的女人的枣树那里。

那两棵丰收的枣树，上面长着我们那里最甜的驴奶枣。因为知道菊花的厉害，她没敢动南面那棵大一些的树，仅仅对另一棵举起了竹竿，一棍子下去，枣子哗啦啦落在地上，我和玉龙急忙弯腰去捡，大概是这种声响刺激了她，花打得更带劲了。就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花扔掉竹竿，大叫一声快跑，我站起来，看到了拿着铁锹狂奔而来的菊花。

我们最终没跑掉，玉龙的双肩包太重了，拿着它我们根本跑不动，菊花一脚把包踹在地上，一些枣子轱辘出来，铁证如山，我们知道要倒大霉了。幸亏花看我们没跑掉，又找了回来。她们俩四目相对，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我们还是被这种肃杀的氛围镇住了。

作为村里最负盛名的两朵花，她们一个誓死不和男人上床，一个天天在家看金瓶梅，一个成功打退三任丈夫，一个随意打骂全家老小，按理说应该毫无交集的二人，就这么狭路相逢了。

“你们在干什么？”菊花说。

“你也看到了。”花说，“我给这俩孩子打点枣子吃。”

“这枣树是你家的吗？”

“不是。”

“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没有。”

“那你就来打我的枣子。”菊花怒了，“我知道你是谁，不要脸的玩意。”

“你说谁不要脸。”玉龙打开手电照着她。

“你别多嘴。”花打了玉龙一下，把他的手电夺过来关掉。

“我错了，”花说，“但我没动这棵大的。”

“你以为动了那棵大的我会轻饶你吗。”菊花说，“那么大的人了干这种偷偷摸摸的事，还带着孩子，你说你要不要脸。”

“是，我不要脸。”花说（在回家的路上她跟我们这么说，要脸有什么用，要脸给狗舔吗）。

“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又是描眉又是画眼，还抹口红搽粉，我早看你不顺眼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鸡吗？”菊花来了劲，胡乱骂了一通。出乎意料地，花没有发火，站在那听着，只有菊花声音变大时，她才会提醒一下，让她小声点。等菊花骂完，她小声问她，我们可以走了吗。

“可以啊，”菊花说，“你先说三句，我不要脸。”

花乖乖照办。

“滚吧。”菊花又在我们装果实的书包上踢了一脚，“拿着这些回家吃吧，骚货！”

我和玉龙抬起书包，没有捡掉出来的枣子，直接跟着花回家了。在路上，玉龙愤愤不平，既看不起花又为她感到憋屈，怪她挨那么多骂都不吭一声。“跟一个疯子较什么劲。”花说，“那个老处女，连男人都可以不要，还有什么干不出来。”

逃跑和毒药

我的诗人朋友乌青一向自诩为逃跑家，还以此为题写了一部小说。我很喜欢这个说法，如果逃跑也能成就“家”，那说明这项运动首先是一门艺术。

那天我挺高兴，回家的路上一直唱着“蓝天大道白云在飞，共和国女兵军中姐妹”，结果回到家就被揍了一顿。

原因是我尿在了喂鸡的碗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因为撒尿挨揍了，上一次尿在红薯上，当时我爹在，一个耳光就把我打发了，这次就没那么便宜了，我刚回家她就锁上了门，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让我跪下了，紧接着问我知道错了吗，我说不知道，就挨一下，再问再不知道再挨。挨到最后，她见我实在不知道，就告诉了我，然后问我知道错了吗，我说知道了，她不再说话，开始正式打我。

那次惩罚是在院子里完成的，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生气，可能是我爹没有如约回家，也可能是打牌输钱了。

她下手格外重，打得我在院子里爬来爬去，膝盖上沾满苔藓。我们好心的邻居隔着墙替我求情，但一点用都没有。她那天没用皮带，顺手抄起一根拇指粗的竹竿。那根竹竿比我还要倒霉，打完我之后已经碎成竹签。

当晚我躺在床上，浑身都在痛。我没有心情再读那本厚重的武侠小说，满怀仇恨躺在床上，眼泪淌个不停。我点亮蜡烛，在用来画画的白纸本上写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停了一会儿，又添上“永远”。

< 郑在欢 >

第二天，身上的伤痕肿了起来，在学校里，被不知情的同学一摸我就疼得立刻弹开，他们问我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只能一个人走开。我坐在花池上，看着学生们来来往往，没心没肺地玩乐，我吐了一口痰，突然觉得所有人都比我快乐，连地上的蚂蚁都是。

中午放学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待在教室里看一本借来的鬼故事。晚上放学，我在田野里游荡很久，一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我去了奶奶家。一看到我，她就哭起来，我服从于花的禁令，已经好几个月没和她说话了。有一次她从门前经过，我在水井旁洗衣服，她和我说话，我不敢理她。我们好心的邻居走过来，小声向她汇报我家的情况。

这时候花从屋里走出来，把我叫回去，二话没说就打了我一棍，问我有没有和她说话，我说没有，她相信了。后来，无论在哪里遇见她，无论花在不在旁边，我都不敢和她说话了。因为这个，她有点埋怨我，说我太畏惧花了，但同时她又老嘱咐我听花的话。

他们已经吃完饭了，奶奶给我煎了一锅煎饼，我边哭边吃，她一个劲安慰我，说吃气食不好，我说我都要死了还管什么好不好。她也哭起来，骂我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第二天，我爹从广州回来，他过来让我回家，我死活都不答应，他很生气地走了。当天晚上，他和花就打了起来，也许是因为我，也许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什么事，反正我是要倒霉了。奶奶劝我自己乖乖回去，免得到时候难堪，我不答应，如同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怎么也不肯放手，直到他们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奶奶不是那根稻草。

在忐忑中过了一夜，我爹又来了，脸上带着新鲜的伤痕，眼里全是怒火。

这次他不再和我商量，直接拽着我往回走。奶奶在旁边劝我跟他回去，我不听，被他一脚踹出门去。他像牵着一头倔强的小牛一样拉我往回走。我伸出另一只手，试图抓住点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邻居们的劝慰，所有人都在劝我回去，他们以为这是好事。

我抓住一棵用来拴牛的槐树，他拽了两下，没有拽开，邻居们围上来，继续劝我。他气急败坏地打我，我怎么都不松手，那一刻我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我们在牛屎堆里僵持不下，他弯下腰，把我的手掰开，这次我彻底绝望了，一直被他拖回家。

几个好事的邻居跟了过来，看着我们父子的狼狈相，花做起好人，先是怪我不听话，然后让我换衣服吃早饭，赶紧去上学。她给了我一盒我爹带回来的牛奶，让我在上学的路上喝。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就这样让我去上学了。我没有往学校去。我扔掉那盒牛奶，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在田野里，我度过了整个白天。当时正是秋天，玉米即将成熟，再过几天就可以收了。田野里还没什么人，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等玉米熟了，地里就该热闹了，到时候哪里都是人，我可就真正无处可躲了。

等到心情逐渐平复，又闲得实在无聊，我从书包里拿出日记本，第一次写下一篇不是老师布置的作文。具体怎么写的已经无从记起，我只记得后来被外公念出来的那几句，“我不想回家，我宁愿做个没有家的人。”

< 郑在欢 >

我无处可去，踌躇半天还是到了奶奶家门口，我小心翼翼走进去，在走廊听到我爹的声音马上跑出来。我躲在一个草垛后面，一直等他走了才进去。

像上次一样，我们先是哭了一通，然后我烧火，奶奶摊煎饼。她告诉我，刚刚我爹来找我没找到。我说我看到了，我再也不会回去了。见我那么坚决，她不再劝我，开始和我商量对策。留在她这里肯定不行，到时候花会天天来闹事，她让我去找外公去，他在银行工作，常常夸下海口说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情，并且一再告诉我，如果花对我不好就去找他。

上一次我真的去了，结果又被我爹接了回来，所以我不想再去，可现在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奶奶给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某某死了妈之后就生活在外公家，一个个过得好好的。她给了我十块钱，让我坐车去外公家。

第二天一早，她把我叫醒，我在薄雾中上了路，和上次送死鸡一样，我踏上同一条路，去的却不是同一个地方。我没有坐车，一路走了过去，怕被人看见，我走在下面堆满落叶的路沟里，一路上碰见了好几具腐烂的动物死尸。

外公帮五舅在省道边开了一家杂货铺，他经常在里面看店。我在远处徘徊，不敢直接进去，等到中午时打牌的人全部散去，我才畏畏缩缩走进去。听完我的讲述，看过我身上的伤，外公非常愤怒，当即要拉着我去和花理论。我说我不想回去，他根本不管我说什么，一切都要按自己的意思来。

“我跟你去找她，让她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他推出自己的二八自行车，让我坐在后座上。他向来说一不二，迫于这种惯性，我乖乖上了车，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后悔，越来越害怕。我原本是来投靠他的，并不是要他去替我主持公道，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走到要进村的田间小路时没法再骑车，我们从车上下来，他推着车往前走。我知道当时是我唯一的机会，再过五分钟，等我们走到家我就再也出不来了。

“我不想回去。”我停下来。

“什么。”他在前面走着，没有听清楚。

我又说了一遍，他说不回去怎么行呢，已经走到这里了，就算不回去也要去和你爹说说，让他看看你身上的伤。我从书包里掏出日记本，翻到那天写的文章递给他。

“这是什么。”他没有戴眼镜，很吃力地贴在本子上面看，一字一顿地念出声，“我不想回家，我宁愿自己没有家……我没有眼镜看不清楚，你念给我听吧。”

他把本子递过来，我没有接，“你自己看。”

“看不见。回家再看算了。”他把本子合上，“咱们先去找你爸。”

“我不去。”

我向田野中跑去，不顾他在后面喊叫。我没命地跑，在刚刚采摘过的花生地里，我没有回头，直到跑过一大片玉米地，四周完全被枯黄的玉米遮挡，我才一屁股坐在水沟上，大口喘气。

天慢慢黑下来，连鸟都回巢了，只有我无处可去，就像一个多余的肿瘤，没有人欢迎。

< 郑在欢 >

我去到对岸，在刚刚挖红薯的地里又挖了一些回来，以防饿的时候可以烤点吃。捧着红薯往回走的时候，我被硬物绊了一下，差点滑倒。去捡掉在地上的红薯时，我看到了那只盖在地上的碗，掀开之后，碗里有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紫色的颗粒物，我知道，那是用来驱虫的砂子药。剧毒。

就在那么一瞬间，我想到了一件事，我扔掉手里的红薯，捡起那只碗和里面的毒药。刺鼻的气味钻进鼻孔，带来独属于死亡的味道。

我坐在刚刚坐着的地方，把装毒药的碗放在手边，等天黑透。在此期间，我解开塑料袋，用树枝夹起一些紫色颗粒，放到一群蚂蚁的运输线上，它们很快避开，从旁边绕过去，我倒出更多颗粒，抓起一只蚂蚁扔上去，它在上面爬了几步，很快就不动了。

“真毒。”我说。

大约晚上八点钟，我带着那包毒药回家。路过的人家全都大门紧闭，有的已经睡了，有的还在看电视。来到我家那扇蓝色的大门前，我轻轻推了推，发现门从里面锁着。我从门缝里往里看，院子里透着亮光，他们还没有睡。

在门前的水井旁，我把毒药倒进碗里，兑水搅匀。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熏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端着这碗紫色的药水，回到门边坐下，真正要喝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缺乏勇气。我很愤怒，不知道刚刚的决心跑到哪里去了，但我又不甘心离去，于是我坐在那里，等着。

短短十步之遥，就是我恨之入骨的人，我搞不死她，只能搞死自己。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的恶毒，她逼死了我，就在自家门口……越想越生气，我感到愤怒和勇气又慢慢回来了，我端起碗，也没有觉得害怕，只是手不停在抖。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屋里传来一阵笑声，他们笑得真开心，其中我爹的笑声格外响亮，估计是他讲了什么笑话成功逗乐了家人，连自己也自豪地笑起来。他一直都是这样，既幽默又博学，他卖书，也读了不少，总能绘声绘色地讲出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来。现在，他的长子行踪不明，他却在哈哈大笑。我愤怒地想，即便我死了，他也不会难过，更不会自责，恰恰相反，我死了，只会更合他们心意。

我把装毒药的碗摔在墙上，迅速跑开了。

外公

我在清晨的镇子上瞎逛，不知不觉走到学校旁边。急于上学的小学生匆忙买了早点，边吃边往学校走去。我混迹其中，很容易被当做他们的一员，走过早点摊时被热情招呼，问我吃什么。

奶奶给的十块钱派上了用场，我要了水煎包和胡辣汤，坐在他们的小桌子上不紧不慢地吃。学生们互相招呼“快点，要迟到了。”只有我一个人置身事外。

作为镇上的学生，他们的书包比我们鼓多了，且大多都背着双肩包，不像我们学校，书包全都是母亲用格子布缝的，在学校里，只有我和玉龙的书包是买来的双肩包，后来换成单肩的，仍旧是买来的。

走在人群中，我们是绝对的异类。我一直想和大家一样有一个轻便的格子布书包，可是没有人给缝。花从来不做任何东西，她只会买和偷，在广州，她潜入别人家院子偷拿晾晒在外面的衣服和鞋子，连袜子和内裤都不放过。

在镇口，我看见三舅在早点摊买早点，我连忙后退几步，躲在一个摊位后面。他和摊主聊着天，等他把油条炸好。他买了两份油饼一袋豆浆，边吃边穿过马路，走进街边的麻将馆。

我回到外公的村子后面，坐在一个池塘边，度过了整个上午。中午我去镇上买烧饼时又碰到三舅，他在路边吃馄饨，我躲在远处看他走开，然后花一块钱买了两个烧饼，带回池塘边吃掉。

天黑时我去了杂货铺，躲在马路对面的水沟里观察里面的情形。外公坐在里面看新闻，晚饭时表弟给他送饭，他吃完，又让表弟把餐具拿走。屋子里就他一个人，我几经犹豫，还是没有走进去。八点钟，他准时关了门。

我又在麦垛里过了一夜，白天在池塘边待了一天，我的钱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就没钱买吃的了。那天晚上我坐在水沟边想着，到底该怎么办，我能到哪里去。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要饭的孩子碰到一对好心的正好没有子女的夫妇，他们将他收养，培育他成才。多年后他荣归故里，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他连一声爸妈都不肯叫，全心全意照顾养父母。

我不知道这种事的概率有多大，但照当时的情况来看，讨饭是迟早的事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遇到了醉酒的三舅。他把我带到他家，给我吃了碗泡面，让我坐在他床上看电视。他的儿子比我小两岁，但外公不让他养，甚至都不让随他的姓，所以他一直一个人住。我们在他家呆到午夜，他从醉酒中醒来，执意带我去吃饭。

我们来到一家公路饭店，他又开始喝酒，喝完酒出来，他开始拆一家杂货店的后墙。他让我先回去我不干，非要和他一起挖墙，我们在墙上挖好了洞，里面被货架挡着，他把脚伸进去踹，货架倒下时压住了他后半身，他没法脱身，我们只能在那等着，天亮时店主来到，他在报警之前叫来了外公，外公赔了店主的损失，把我们带回家。

外公把我们痛骂一顿，问我怎么会和三舅搞在一起。我从头讲来，他怒不可遏，责怪我不该跑掉，更不该和三舅走到一起。

“那么大一点就到处乱跑，你知道外面有多凶险吗。”他说什么都义正词严，“以前那些江湖术士，把小孩掳去卖艺乞讨，皮给你剥掉，弄一身狗皮长身上，让你当狗，学狗叫，说人话，做算术，每天在大街上用鞭子抽你，你这可是大了，再小一点的放在坛子里养，养出来一堆头大身子小的怪胎，放到玻璃窗里面展览，远的不说，就说街上玩杂技的，动不动把孩子胳膊卸下来，你以为那些孩子都是自愿的吗，他们全是被掳去的……”

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堆，把我吓得心惊肉跳。他给我倒碗热水，放上白糖，让我喝下去。

“你写的那个我看了，你说你不想回家，家是温暖的港湾，可你的家是冰冷的冰窟窿，你的家里没有亲人，没有笑声，还有什么，他们全都是狗？”

“他们把我当狗使。”

“哦，我越看越心疼。”他声音柔和下来，带着点哭腔，“日他娘我八个孩子里面最喜欢的就是你妈，偏偏就她离开了，你说我能让你受这种委屈吗，不想回家就不回，我养着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上大学娶媳妇吗，我张凤奎管得起。”

我说不用你给我娶媳妇，给我口饭吃就行了。

“日他娘二十多口人我都养活起了，还差你这一个吗。”他越发豪迈，“想当年我和你太姥爷去要饭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他带着我去找我爹，路上他反复叮咛我，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说一句“我死也不回家”就行了，下面的事交给我来办。

只短短二十分钟，他们就口头约定，把我的抚养权转移给外公，以后和他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当天回去，外公给我办了转学手续，那时候我上五年级，第二天我就高高兴兴和众表兄妹一起去上学了。

离“家”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但也仅仅是一个学期。

后来的事说起来有点复杂，我有五个舅舅，十多个表兄妹，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大多都是外婆带着，现在又加上一个我，每天做饭都能把外婆累死，所以首先她对这件事就颇有微词。再加上我几个舅舅舅妈，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想必也没少埋怨外公，不然凭外公的性格当初说过的话是绝不会反悔的。

终究，常常自诩为一家之长的他还是败在了他的家人手下。一个学期之后，就在当年的寒假，一天晚上三舅喝醉了酒，怎么也不肯睡，到处耍酒疯，他挨家敲门，把我们吵醒。

我和表姐想把他劝回家，他很高兴，不愿意回去，他说他赢钱了，想买东西给我们吃。就着门口的灯光，他把钱掏出来，坐在石台上一五一十地数。外公听到消息从杂货铺赶过来。他拿着一把锄头，边骂边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三舅看到他有点害怕，正准备站起来，被他一下打破了头。

他们因为这事闹了好几天，外公把我叫到杂货铺，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让我回家，说他没法照顾我了。

“我连这一家子都搞不定，”我第一次听他说这种丧气话，说“不”这个字，“所以你还是回去吧，姥爷对不起你。”

我点点头，强忍着眼泪走出去，他问我干什么去，“撒尿。”我头也不回地去了厕所，在那里流出了比尿还多的泪水。

他没有送我。在杂货铺门前，他帮我拦下公交车，把装在蛇皮袋里的衣服和我塞进去，我的表兄弟站在马路边，和我挥手作别。汽车速度很快，还没等我想想该怎么办，就到了目的地。

我拖着一口袋烂衣服走在麦田里，熟悉的景致映入眼帘，我像一个战败的将军走向刑场，好像走一步就少一步。

我顺路去了奶奶家，她听到整件事情大吵大嚷，非要去找外公算账，

“当初他大包大揽，说带你走就带走了。我说你那么多儿子媳妇会不会反对，你是不是先和他们商量商量再说。他大手一挥，说你不用管这个，我自己的家自己能搞定，他现在怎么搞不定了，竟然让孩子一个人回来了……”

她吵了一通，最终也只是嘴上说说。她让二叔送我回去，回到家，花像预料中一样对我冷笑，“不是说死也不回来了吗，现在好像还活着呢。”

二叔走后，我很自觉地跪在院子里，她说谁让你跪了，你又不是我的孩子。她在院子里来回走了几趟，发现我还跪着，就像一个大烟鬼看到久违的大烟枪，她最终还是手痒痒了。

她找了根棍子，打了我几下，问我知道错了没，我说知道了。她扔掉棍子，装模作样地教育我，这就是不听父母话的后果，除了父母，谁还会真心对你好，他们只是利用你让我出丑，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把你扔回来了，你觉得他们疼你，让他们养活你啊……她啰哩啰嗦说了一大堆，竟然硬生生地把我感动了。

在那一刻，我恍然觉得她就是我亲妈，她是真心对我好，只是方式不一样，我跪在那里聆听她的教诲，按照她的意思发誓今后只听她一个人的话，那时候可是真心的，直到不久后又一顿鞭子落在身上，我才绝望地发现，我在这个世界没有亲人。

那次回去，我勤勤恳恳干活，老老实实挨打，再也没有跑过。这样忍辱负重过了两年，直到十六岁那年我最小的弟弟玉衡溺水身亡。

那是一个雨天，我中午留在学校没有回去，和几个要好的朋友躲在学校旁边的小吃部打牌。到了下午，他们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奇怪，和我说话也都躲躲闪闪的，特别是我最好的朋友刘豫，身为一个小社团的头目，平日里最喜欢逞凶斗狠的他突然变得极度温柔，一直搂着我的脖子和我聊天，邀请我去他家住一晚。

我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他不让我回家，最后还是一个中午回过家的女生跟我说了实话，她说你弟弟掉水里淹死了。第一时间我以为是玉龙，还不那么难过，等知道是玉衡，我转过脸哭了。

我爹从广州赶回来，埋葬了玉衡之后，他们暂时住在家里。花的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我们一家需要死死看住她。

那时候我上中学，因为离家远，有时候中午就在学校吃饭，花说学校吃不好，让我每天骑车回家，还承诺会把饭提前做好，一点也不耽误上学。刚开始那两天她确实依约做好了饭，后来就变了样，要我回来才开始做。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家，发现早上的餐具都堆在盆子里没洗，我心里窝火，打来水去洗，把钢制餐具扔进水盆时不小心力气大了点，发出了很大响声，花冲进厨房打了我两巴掌，骂我对她有意见乱扔东西。

那些天我确实对她有意见，首先是玉衡的死，如果不是她的疏忽绝对不会发生那种事，他就淹死在我家门口，而她自始至终没有出去看一眼。现在她突然打我，我实在无法忍受，生平第一次，我举手反抗，虽然只是挡住她打过来的手。

我趁势跑出门去，在门外和她对骂，我们的骂声惊动了正在做饭的邻居们，大家带着一副有好戏看的架势渐渐聚拢，我爹从屋里出来，试图让我们闭嘴，我们却越骂越凶。尤其是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语无伦次地、一股脑地把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叫喊出来。花还是老一套，一边装好人骂我不识好歹，一边向我爹施加压力。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爹脸上实在挂不住了，就来追我。

因为打不过他，我只能逃跑，这一跑，就跑到了现在。

回“家”

刚逃跑那几天我住在刘豫家，对于我的遭遇他义愤填膺，多次提议找帮哥们到我家打花一顿，给我报仇雪恨。

我不认为他找的哥们能打得过花，所以没有同意。住在他们家那一个礼拜倒是很快乐，每天回到家饭就做好了，什么都不用干，吃完饭就到处疯玩。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刘豫的父母虽然表面上对我表示欢迎，事实上还是觉得我是一个麻烦，如果我出了什么事，责任全都要算在他们头上。

在集市上，刘豫的父亲碰见我叔叔，问他，“你们家那孩子还要不要，他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家。”叔叔把这话转告给我爹，我爹和花已经买好了车票，再过三天就要去广州了。他们让同村学生带话给我，如果两天之内我再不回去，就把我的桌子搬回来不让我上学了。

我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上学是不可能的了，如果他们不给学费和食宿费我就没法上学了。我打算去广州乞讨，村里有一个老人和一个残疾人，听说他们在广州要钱生意很不错。我和刘豫商量这件事的可行性，很快商议演变为美好的憧憬，我向刘豫保证，等我去广州挣了钱，一定会寄一些给他。

那天晚上，刘豫和另外几个学生和我一起去了奶奶家，向她讨要去广州的路费。奶奶被我的大胆想法吓坏了，一个劲儿地反对，怎么也不肯给我钱，甚至要叫人去通知我爹。这把我给吓住了，也把我的小伙伴给气住了，他们威胁奶奶，要是敢叫我爹过来，他们就把他打得站不起来。

奶奶被这些愣头小子唬住了，屋子里乱哄哄的，我和她也没怎么说话就在匆忙中走了出来。出了门，刘豫安慰我说不要紧，到时候召集兄弟给你凑路费，等你去广州要到钱再还大家就是了。大家纷纷说这个提议不错。

“我还有个提议。”刘豫在黑暗中说，“我们去打那个女人一顿。”

在当时，但凡提到打人必定一呼百应，反对的人会被认为没种，所以没人反对。我的反对被认为是一种谦虚，毕竟他们是为我而战。没有办法，我只好带他们去，那时候家家户户大门紧闭，大部分人都睡了。

刘豫让我去叫门，然后他们一拥而进，关掉灯一阵乱打，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我答应着，真正走到门口又不敢了，他们似乎也不敢了，刘豫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扔进院子，听到一声脆响我们拔腿就跑。后来得知，刘豫的准头太差，他砸中了我们那位好心的邻居家的房瓦，真是难为他们了，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家总是不得安宁。

我最终没有回家，等他们去了广州，我如释重负，终于可以回去了，那个学期我每天吃住在奶奶家，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我不愿意回去，我爹和花不再支付一分钱上学的费用给我，第二年春天，学校里迎来了一个辍学高潮，三千多学生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曾经拥挤的教室变得空空荡荡。我也顺应这场巨变，和同乡一起踏上了打工的火车。只不过我去的不是南方而是河北。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有时候回家会看到花，她再也不骂我，我也一直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这是我当时出走时给自己定下的约定，既从此和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去年春节回家，在吵架夫妻家里，我们彻夜打牌，有一天我们玩够了扎金花，试着换些新花样，对于新玩意我一向不太在行。他们说玩斗牛，这是从广州学来的玩法，什么牛五牛六的，我怎么也算不清楚。我拿着一副牌，不知道是多少，去问我旁边的家伙，这时候头顶传来一声明亮的回答，

“是牛牛，你要赢了，五倍。”

我抬头，看到了花，时隔多年，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她。她老了，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已经花白，病痛折磨得她脸色蜡黄，只有那双眼睛依旧咄咄逼人。她认真看过我的牌，翘首以待庄家亮出底牌，好确定我赢了没有。

她曾教会我打麻将，偷东西，教会我做饭，洗衣服，也教会我跪着挨打和破口骂人，现在又想教我怎么斗牛。她会的可真多，可我再也不想学了。庄家亮牌，我赢了，拿着五倍的钱，起身走出那个吵闹的地方。她在我腾出的空位上坐下来，大声喊着“算我一份。”

我走出去，看到我爹抱着孙子站在门口的阴影里。

“吃饭了吗。”他说。

我说嗯。

< 郑在欢老家河南驻马店的留守儿童 >

END

本文作者：郑在欢，生于河南驻马店。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等作品。

免责声明：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若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后台，我们会立即删除，谢谢

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