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阿尔法拉比：《政治制度与政治箴言》（首次译为中文！）

《政治制度与政治箴言》

Political Regime and Aphorisms

阿尔法拉比 著

程志敏、周玲、郑兴凤 译

华夏出版社，2019.01

编辑推荐

      生逢伊斯兰文明经历大规模改革，阿尔法拉比清楚地看到，从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传来的大量舶来品中，什么才是真正的珍宝。他开创了伊斯兰哲学，并像希腊世界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一样，为伊斯兰世界建立起了独特而融通的政治哲学。

       身处同样关口的我们，是否能拨开重重“主义”迷雾，补全西方思想史图景，使阿尔法拉比这位长期被遗忘或遮蔽的大师回到我们的目光下，借“他山之玉”，为我们重审自身文明的借鉴？

       本书所集阿尔法拉比四部作品首次译为中文，实为学界幸事！

作者介绍

阿尔法拉比

       阿尔法拉比（Abu Nasr al-Fārābī）是公元10世纪著名的医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音乐学家，并且是中世纪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和音乐理论对以后阿拉伯哲学家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知识大全》《论灵魂》《论理智》《哲学入门必读》、《美德城居民阶层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等等。

译者

        程志敏，哲学博士，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荷马史诗导读》、《历史中的修辞》、《古典法律论》和《西方哲学批判》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本书内容

       本书收入阿尔法拉比的四部作品：《各科举要》《宗教书》《政治制度》和《箴言选》，“附录”集三篇解读文章，以期为学界深入阿尔法拉比的研究积累资源。

摘 录

哲学的政治化

（节选自《政治制度与政治箴言》“译者前言”）

程志敏

        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是从哲学转向到政治之上，从而让哲学回归生活，即所谓“下降”回洞穴，那么，阿尔法拉比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改造和利用，则更是真正地让哲学政治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化用哲学,哪怕化用的是陈腐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来为生活为广义的政治服务，这样就把哲学放到了它应然的地位上。新兴的伊斯兰文明没有传统哲学的包袱（就像柏拉图的“学历”或“行迹”那样），不需要苏格拉底式的“第二次起航”。但作为新建的政权，伊斯兰世界需要恰当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来为现实奠基甚或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历史选择了柏拉图，这说明他在政治与哲学之间所找到的平衡与张力，恰好就是伊斯兰文明所需要的。

中古阿拉伯对苏格拉底教导学生的刻画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在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后逐渐衰落，到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时代，柏拉图的学说经“老学园”而变为迎合宗教需要的新柏拉图主义，而且即便这种委曲求全的异教学说，在基督教世界都已湮没不存。伊斯兰文明最初接受的便是经由亚历山大里亚和大马士革传来的新柏拉图主义。[1]第一位伊斯兰哲学家阿尔肯迪（Al-Kindi）就是一位不关心政治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此后伊斯兰“哲学”的基础和普遍表现就是这种虽“正出”而实“异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之余绪：难怪学界普遍把阿尔法拉比也视为新柏拉图主义者。

       的确，阿尔法拉比大量地使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术语，看起来与当时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别无二致，加上他对亚里士多德大量著作（尤其逻辑学著作）进行过诠解，由此还获得了“第二导师”的称号，也就被当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但阿尔法拉比与这两个盘根错节并互相融合的流派之间实际却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 [2]

中古阿拉伯对亚里士多德的刻画

       阿尔法拉比也从“原因”、“太一”、“始基”和“能动理智”出发，然后利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阿尔法拉比明确地说，他（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使用“流溢”一词，是迫不得已：受表达法之限，言不尽意。[3] 阿尔法拉比的“流溢”说是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相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流溢说乃至形而上学，“也许微不足道”。[4]更何况，在他那里，第一因是最高的原因，然后层层往下“流溢”，从而产生出宇宙万物。在这个系统中，理智或理性得以产生，它一方面探讨自然万物的原因，一方面寻求人类生存的目标，这样就进入了“政治世界”。而政治世界的原则也必须以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为基础，由此，哲学就有了政治的担当——阿尔法拉比就把（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政治化了。阿尔法拉比在其他地方把哲学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便是在片面强调哲学理论功用的主流思想中为“实践哲学”或“政治哲学”赢得了一席之地。

       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制度》正好就由“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构成，而这部至关重要的著作另外的一个名字“诸存在物的诸法则”，[5] 即表明阿尔法拉比把“政治世界”看作本真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存在，才是他更看重的领域。他的另一部著作《宗教书》“更多的是对政治学的关注，而不是对宗教的关注”，因为“阿尔法拉比的《宗教书》最基本的教诲是，高尚的宗教治理一个政治共同体，同时，这种高尚的宗教既从属于实践哲学，也从属于理论哲学”。[6]阿尔法拉比在其《各科举要》第五章中，把政治学置于极高地位：它研究人的生活方式、人生目的（即存在意义）、幸福与善德之间的关系等等， 同上，页76。这无疑与柏拉图极为接近，而与不大关注人世生活的新柏拉图主义相去甚远。

       阿尔法拉比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高尚城邦公民意见诸法则》通常被视为伊斯兰世界的“理想国”，其中大量充斥着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之类的新柏拉图主义理论，结果让古典伊斯兰文明研究最权威的学者沃尔泽（Richard Walzer）感到疑惑不解。他在翻译并详尽注疏了这本书之后，发现该书奇怪、不合时宜，甚至让人震惊。他一方面看到阿尔法拉比与新柏拉图主义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阿尔法拉比对新柏拉图主义把神秘与神圣联系起来等理论持否定态度，就把他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主流代表分别开来，[7]但有时又认为阿尔法拉比主张新柏拉图主义观点也“屡见不鲜”（not uncommon），[8]甚至认为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家”。[9]莱纳（Ralph Lerner）甚至挖苦道:“沃尔泽动用其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力来支撑这样的信念：阿尔法拉比就是他自己那种人。”[10]

        包括沃尔泽、法赫里（Majid Fakhry）在内的很多饱学之士大概都没有认识到，阿尔法拉比是在把哲学政治化，也就是把思想柏拉图化（Platonizing），因此“只有从法拉比的柏拉图化的政治学（Platonizing politics）出发，……才有望达到对中世纪的穆斯林哲学和犹太哲学的真正理解”。[11]就在新柏拉图主义理论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占据伊斯兰哲学统治地位之时，阿尔法拉比“突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既不主张神秘学说又不是形而上学家的柏拉图，在阿尔法拉比笔下，柏拉图的兴趣主要在于政治，其大规模的著作也是关于政治的。[12]比如，特别为新柏拉图主义钟爱的《蒂迈欧》，在阿尔法拉比这里也不过是《王制》和《法义》的桥梁，也就是政治谋划中的科学认知工具。[13]阿尔法拉比对形而上学有着深湛的研究，但他在形而上学弥漫思想天空以至于让人看不清“实事”时，他让形而上学从属于柏拉图化的政治学，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丝光亮：“阿尔法拉比则在一个并不比智术师和苏格拉底时代更少‘启蒙’意味的世纪里，在柏拉图的政治学中重新发现了同样远离自然主义的中庸之道。”[14]这个中庸之道，就是我们生活得以维系的政治的核心。

       阿尔法拉比对哲学的政治化处理，不是要反对哲学。其实，阿尔法拉比身处一神教世界，他清楚人们为什么会反对哲学，尤其清楚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在每一种反对哲学的宗教中很明显的是，那种宗教的神学技艺会反对哲学，而且那些追求神学的人会反对那些追求哲学的人，结果，宗教就会反对哲学。”[15]阿尔法拉比维护了哲学的名声，但改造了哲学的内容。他接受了古典思想关于幸福是最高目标的说法，但他修正了亚里士多德把思辨视为至高幸福的观念，认为只有“政治的幸福”而非“思辨的幸福”才是唯一的幸福。[16]他的思想更接近柏拉图：把形而上学重新设置为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不再仅仅是出于好奇的自由探索。由是，阿尔法拉比在伊斯兰世界创立了政治哲学，在哲学政治化的非主流进程中，延续着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的命脉：在此后的古典伊斯兰哲学里，政治哲学成了每一个思想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柏拉图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17]阿尔法拉比所开创的这个局面，通过阿威罗伊、迈蒙尼德等人对西方产生过微弱的影响，但其哲学政治化经验无疑为我们贮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和伟大的契机。

        哲学的政治转向不是要终结哲学，而是要摆正哲学的位置——尽管“哲学的终结”也许“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18]因为据说，“唯当我们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19]但我们所说的“哲学的政治化”无意于“终结”哲学，也不是要把哲学变成政治，毋宁说，它是一种冷静的运思和克制的求索。它不是要和平演变哲学，而是要让哲学这艘伟大的航船保持在正确的航道上，有如苏格拉底之于雅典的态度（《申辩》30e）。与“政治的哲学化”相比，“哲学的政治化”显得势单力薄，而且，本身意在让哲学有所克制的这种反潮流的趋势，本身也会有所克制，或者说，哲学的政治化是一种谦恭的行为：它不自量力的“螳臂当车”是为了防止狂热的“爱”（即智慧之爱）越界和泛滥，从而更好地让哲学成为哲学。

        哲学的政治化正是为了防止哲学固化成一门狭隘的学问，让它保持敞开与活泼，这样才能让哲学葆有鲜活的生命力，让它存在并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否则，哲学就真的“无用”了，而所谓“无用之大用”，亦不过是空疏而异质思想的自我美化而已。一方面，我们要警惕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趋势，即不要让哲学成为对智慧的信仰乃至迷信，而要重新让哲学成为一种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借“政治”或“生活方式”之名把哲学变成一种政治方案（人类已为此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而是保持着对美好生活的高贵品质持续的追问和维护，所以，“哲学在律法的政治共同体中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页182。）在《王制》中，柏拉图的“哲人-王”学说可能是一种“高贵的谎言”，但要求统治者学一点柏拉图式的哲学，即以审慎和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会有助于统治以实现美好生活。柏拉图在洞穴比喻中，甚至要求统治者强迫潜在的政治家去学习“哲学”（540a），即“辩证法”，尽管他同时也要求提防哲学的危害（537d-e）。

        简单地说，正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揭示的那样，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地存在，人只能生活在政治之中，哲人如此，哲学亦然。所以，

        所谓哲学的政治转向首先意味着这样的哲人意识：既然哲学必须依据自然刨根问底何为值得过的生活，哲学的思考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因为与哲思相关的崇高、高贵、美和适宜的观念必然与城邦的道德习俗、宗教意见相冲突。……哲学在坚持研究自然的同时必须成为政治哲学——因此柏拉图的哲学一开始就是政治哲学。[20]

注 释

[1] 阿尔法拉比对这段学术史有着明确的自觉，见阿尔法拉比,《哲学的兴起》（The Rise of Philosophy），收于Majid Fakhry，《阿尔法拉比：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Alfarabi: Founder of Islamic Neoplatonism,Oxford, 2002），页156-160（中文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程志敏、王建鲁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 笔者在《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第一章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分析，这里结合《高尚城邦公民意见诸法则》和《政治制度》，稍加申论。

[3] 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121。

[4] 德鲁瓦（Therese-Anne Druart），《阿尔法拉比、流溢与形而上学》（Alfarabi, Emanation, and metaphysics），收于Parviz Morewedge，《新柏拉图主义与伊斯兰思想》（Neoplatonism and Islamic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页143。另参拙著《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前揭，页121。

[5] 纳贾尔（Fauzi M Najjar），《〈政治制度〉导言》（Preface to The Political Regime），见Ralph Lerner and Muhsin Mahdi编，《中世纪政治哲学文选》（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urcebook, Free Press, 1963）。

[6] 巴特沃斯（Charles E Butterworth），《〈宗教书〉导言》（Preface to Book of Religion），见《阿尔法拉比政治著作集》（Alfarabi, The Political Writings: Selected Aphorisms and Other Tex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页88。

[7] 沃尔泽（Richard Walzer），《阿尔法拉比论完美城邦》（Alfarabi on the Perfect Stat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导论，页11。“完美城邦”即“高尚城邦”。

[8] 同上，页16。

[9] 沃尔泽，《阿尔法拉比论完美城邦》，前揭，页500。

[10] 莱纳（Ralph Lerner），《新柏拉图主义探源》（Beating the Neoplatonic Bushe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 67, No. 4, Oct., 1987），页515。

[11] 施特劳斯，《简评迈蒙尼德和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学》，见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前揭，页203。

[12] 马迪（Muhsin Mahdi），《阿尔法拉比与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奠基》（Alfarabi and the Foundation of Islamic Political Philosoph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页56。

[13] 参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前揭，页50。

[14] 施特劳斯，《简评迈蒙尼德和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学》，见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前揭，页203。

[15] 阿尔法拉比，《问学录》（Book of Letters），见M A Khalidi编，《中世纪伊斯兰哲学著作选》（Medieval Islam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页23（中文见阿尔法拉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前揭）。

[16] 阿尔法拉比曾经注疏过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但已佚失，从其他思想家所载的“残篇”来看，阿尔法拉比的幸福论实际上是在批判亚里士多德，见高尔斯顿《政治学与卓越：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哲学》（M Galston， Politics and Excellence: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lfarab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页59。

[17] 罗森塔尔（Erwin I. J. Rosenthal），《中世纪伊斯兰政治思想论纲》（Polit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Islam: An Introductory Outl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页114。

[18]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前揭，页61。

[19] 海德格尔，《林中路》，前揭，页241。

[20]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前揭，页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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