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书讯 |经典与解释51期《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刘小枫策划）
刘小枫教授近年研究转向成果之一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刘小枫 策划 ）
娄林 主编 方旭 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18.11
内容简介
本书是经典与解释辑刊第51期，论题为“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由刘小枫教授策划，收入六篇文章。
第一篇《拉采尔之前的政治地理学及其最新发展》为奥伯胡默尔为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或诸国家及其贸易和战争的地理学》（Friedrich Ratzel，Politische Geographieo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es und des Krieges，München，1923第三版）写的后记，勾勒了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简史，强调拉采尔为政治地理学注入的新内容。
第二篇《为了新世纪的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围绕契伦的《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讨论了契伦的“有机国家”概念，及其地缘政治思想对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甚至政治军事领域产生的影响，比如麦金德、豪斯霍弗、施米特等。
第三篇《<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和第四篇《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为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地缘政治学之父”豪斯霍弗所作。《<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言》是豪斯霍弗为英国政治地理学家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德文版所写的导言。1925年正是德国因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局而动荡不安的年代，用豪斯霍弗自己的话说，是“祖国处于危难时刻”。《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是76岁高龄的豪斯霍弗接受纽伦堡国际军事特别法庭传讯所写的书面认识。
第五篇《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论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1939）》为施米特在基尔大学政策和国际法研究所成立25周年做的题为“国际法的大空间原则”的讲座全文。
第六篇《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为美国学者坦布斯所作，发表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之前（2002年），由此可见美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
“论题”六篇文章清晰勾勒了政治地理学以及后起的地缘政治学研究的形成发展脉络，并提供了世界地缘政治从地中海到大西洋地区再到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逐渐扩大的全景视野，对我们思考中国当下所处的历史空前的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有借鉴价值。
“旧文新刊”栏目收入拉铁摩尔的文章《美国与亚洲》（1943年），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亚洲战略的延续性，同时理解我们自身的地缘战略意义。“评论”栏目《〈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一文探究作者著书意图，点出发生在美国的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之争与我们的关联。
目 录
论题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 （刘小枫 策划）
2 拉采尔之前的政治地理学及其最新发展（奥伯胡默尔）
39 为了新世纪的瑞典-德国地缘政治学（图南德）
63 《地理与世界霸权》德译本导（豪斯霍弗）
71 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申辩（豪斯霍弗）
83 禁止外国势力干涉的国际法大空间秩序（施米特）
158 豪斯霍弗与太平洋地缘政治（坦布斯）
古典作品研究
182 《曼陀罗》中的卢克蕾佳（赖特）
思想史发微
212 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思想的继受（彭卫民）
旧文新刊
236 美国与亚洲（拉铁摩尔）
评 论
270 评西塞罗新译两种（弗里德兰德）
280 《以美为鉴》与中国问题（贺晴川）
摘 录
发现之旅——政治地理学的前世今生
小编私人“手绘”阅读地图（材料摘录自本书“论题”第一篇）。
仅供参考，要领略沿途真实风光，非身临其境而不可也。
1
地理学与政治相分离
古代地理作品几乎不考察国家
斯特拉波，相传他生于埃及的一个希腊化城市赫勒热斯蒂克。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占星学家
托勒密，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游历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地，曾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任职。著有《历史学》（43卷）和《地理学》（17卷）。
古代和中世纪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希腊人的地理学，注意力或者偏向作为整体的地球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从而为数理地理学奠定了基础，或者放在对地球的描述和地图的构建上。当时，人们已经比较深入地阐述了人类地理学的某些基石，如民族学、城市描述、边界、交通道路和贸易等，尤其是斯特拉波（Strabo），甚至包括托勒密（Ptolemäus）。在本质上，托勒密的地理学局限于确定地表上的每个地理对象的坐标，这让我们得以在古代世界的地图上抽离出政治边界。但国家本身几乎从不是古代地理学家考察的对象。确实，斯特拉波着重强调了地理学对君主的功用（11，18），但他本人却偏偏拒绝了这种地理学，比如，在引自恺撒的关于高卢的导言（4，1）之后，他评论道：
一切在自然状态和民族学上相区分的事物，地理学家都必须加以阐释，但对于掌权者与时治世、多次变更的事物，给出一个一般的轮廓足矣，至于具体描述，可留待他人。
史家描摹帝国兴衰
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著成《历史》（Ἱστορίαι）一书，被尊称为“历史之父”
修昔底德，雅典人，古希腊史家，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珀律比俄斯，古罗马史家，很可能有机会与许多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的人进行交谈。
李维，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史家，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
相对于地理学家，史家与国家的关系自古就直接得多。希罗多德（Herodot）笔下的波斯帝国、古埃及和吕底亚王国，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希腊城邦世界，珀律比俄斯（Polybius）和李维（Livius）的罗马政权，这些在我们眼前何等生动！
哲人探讨普遍的国家概念
柏拉图，古希腊哲人，著《理想国》《法义》等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学生，著《政治学》《伦理学》等
西塞罗，古罗马共和晚期政治家、演说家，著《论共和国》《论法律》等
奥古斯丁，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著《上帝之城》《忏悔录》等
柏拉图以其关于国家的名作开启了一系列论著的先河，许多人认为这是柏拉图哲学创造的顶峰。但是，若忽略其文学和艺术价值不计，则柏拉图的理想国离真实太远，无法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触手可及的基础。即便他最后未完成的著作《法义》（Die Gesetze），虽然更多地探讨现实状况，却也并无什么内容可为我们所用。
直到亚里士多德，我们才被引入对城邦世界的实际考察。他的《政治学》（Politik）没有柏拉图笔下的文采飞扬，却更加冷静客观，立足现实，讨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但依然未能脱离希腊小邦分立（Kleinstaaterei）的狭窄视野。
亚里士多德还突出了气候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在一部浩大的汇编《政制》（Politien）当中，他论述了许多城邦的政体，其中关于雅典城邦的著作于1890年重见天日，这对雅典政制史而言是无比珍贵的史料，但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不大。
在罗马文献中，西塞罗以残篇传世的《论共和国》（de republica）给我们留下了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对应的作品，但与希腊人相比，显然比较薄弱。和柏拉图一样，西塞罗晚年也留下一部未竟之作《论法律》（de legibus），作为续篇。其中的论述主要围绕最好的国家形式的问题。在地理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被称为《斯基皮奥之梦》（somnium Scipionis）的残篇，但其内容的方向完全不同，讨论的是地球作为天体的位置。
在罗马晚期的文献中，需要指出的有民族大迁移之初的史家马克利努斯（Ammianus Marcelinus，330—391/400）及其大量民族志和政治-地理说明（如Gallien XV，10-12），成书于公元400年前后被称为《百官志》（Notitiadignitatum）的罗马帝国国家手册（Staatshandbuch），六世纪希耶若克勒斯（Hierokles）和十世纪君士坦丁七世（Konstantin VII）的拜占庭帝国行省志，以及关于东方教会品秩等级的类似的概要（Notitiaeepiscopatuum）。君士坦丁七世有一部用于外交的外国地理手册，载于他论“国家行政”（Staatsverwaltung）的著作中，是外交部门的一本工具书。
另外还有一部罗马人和外部民族之间相互遣使的记录汇编。特别有意思的是因弗莱塔格（Gustav Freitag）的《德意志的过往画卷》（Bilder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而流行的两则出使记录，其一出自普利斯库斯（Priskos），载其446年奉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之命出使阿提拉宫廷一事；其二是梅南窦（Menander Protektor）关于569年査士丁尼二世（Justinus II）与新兴中亚强国突厥的可汗互派使节的记载。
与古代哲人关于国家的论著相对应的基督教作品，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dei）这本书对经院哲学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但就强烈程度而言，即便是在经院哲学内部，仍然不及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后者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和阿奎那（Thomas Qquin）卷帙浩繁的评注中达到了顶峰。
2
地理学与政治的融合
十字军东征。商人、旅行家。耶稣会士的宣教活动。地理探险。政治出使。——对异文化世界中的国家建构的认识，寓于地理见闻之中。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路线
对异文化世界中组织程度更高的国家建构形态的认识，越来越多地为在个例中阐释政治地理学提供了契机。实际上，十字军东征与伊斯兰教各国密切接触，早已创造了类似的机会，更不必说去蒙古统治者宫廷所在地哈拉和林（Karakorum）的旅行了。在这些旅行当中，鲁不鲁乞（Wilhelm Rubruk）的经典描述（1253—1255）尤为突出。
马可波罗着鞑靼服装
后来，马可波罗基于自身的世界观，第一次描写了中国，并根据调查了解，带回了关于岛国日本的消息。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82—1610）为先驱，耶稣会士深化了对这个东亚大帝国的认识，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宏图《中国新图志》（Atlas Sinensis，阿姆斯特丹,1655）并把政治结构细分到省的级别，这一认识过程大致结束。
马可波罗的旅行
耶稣会士利玛窦
西班牙人侵入美洲内陆高原，让他们开始了解那些在欧洲的想象范围里比非洲和亚洲各王国还要陌生的国家构建方式。在关于阿兹特克帝国的记载中，科尔特斯（Ferdinand Cortez）写给查理五世的四篇叙述富有远见卓识，内容丰富，尤为突出。印加帝国的相关史料最近使萨尔米恩托（Pedro Sarmiento de Gamboa，1532—1592）受到了更多关注。如果再加入赫尔博斯坦（Herberstein）1549年关于俄国的名作，以及1553—1562年间布斯贝克（Busbeek）和同行的邓施瓦姆（Dernschwam）两位使者的游记，我们就进入了政治出使录的领域。
在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这种文体已经高度完善。1320年前后，老萨努多（Marino Sanudo，约1260—1338）就已在其实录《认信十字会之秘》（Secreta fidelium crucis）中陈说了东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阐述了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帝国（Mameluckenreich）进行贸易封锁的计划。在当时的威尼斯，人们已经开始令使者在完成使命之后撰写实录，描述其在欧洲不同国家的活动和观察。这些实录保存了大量的政治-地理材料，最初属于国家机密，时人无从得见。
3
政治地理论述的开端
16世纪的世界地图集。——地理学中的政治
奥特柳斯的太平洋地图
16世纪的世界地图集（Kosmographie），如1534年弗兰克（Sebastian Franck）的世界地图，和后来多次发行的1544年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的世界地图集，是各种奇异现象的集合，其中绝大多数是史料，但也含有政治和统计的内容，特别是明斯特的后来各版，可视为政治-地理论述的开端。
奥特柳斯的波斯帝国图
就我所见，1570年首次出版《寰球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的奥特柳斯（Ortelius），是第一个把政治分色（politische Flächenkolorit）引入制图学的人。17世纪荷兰的布劳（Blaeu）和杨森（Jansson）等人绘制大地图册，从一开始就偏爱运用边界分色（Grenzkolorit）
布劳
布劳的欧罗巴地图，边界分色
的工艺，更节制，更悦目，而且同样能达到目的。要论表现方法的专门化，精细到最小政治领地的刻画，没有任何现代地图册能够与伟大的荷兰先驱比肩，甚至连赫曼及其同时代人都比不上。这些人是政治地理学在地图绘制领域具有永恒价值的纪念碑。
近代国是文献。——政治中的地理学
尚维诺
尚维诺（Franc. Sansovino）的《国家制度志》（Del Governo，威尼斯1578）极不平衡地描写了欧洲各国的机构和体制，包括古代国家。
伯特罗
伯特罗（Giov. Botero，1533—1617）：159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国家理性》（Della Ragione di Stato，驳马基雅维里）；1597年在米兰问世的《城市伟大的原因》（Cause della Grandezza delle Città）；1591—1595年在罗马刊印的《普遍关系》（Delle Relationi Universali）一到三部，其中第四部分于1596年在威尼斯出版。佩什尔（Peschel）关于尚维诺的言论，用在伯特罗身上更有道理：
最先按照威尼斯大使的精神，描述外国的政治状况和市民状态，这无疑应属意大利地理学家的功绩。他们还记录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第一批数据。
图阿努斯（J. A. de Thou/Thuanus）的《我的时代史》（Historai mei temporis，1547—1607）覆盖面广，包含异常丰富和精彩的地理评论，也指出了法兰西民族的帝国主义特征。在1552年起从帝国手中夺取洛林的过程中，在对德意志的斯特拉斯堡和莱茵河边界表现出明显的占领意图时，这种帝国主义特征都在发挥着作用，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持续威胁着欧洲文化的当下。
4
政治地理学的兴起
“政治地理学”这个名称最先出现在何处，似乎至今尚未确证。1757年，在其《自然地理学讲义》（Vorlesungenüber physische Geographie）第五章中，康德区分了数理地理学、道德（民族）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商业地理学和神学（宗教）地理学五种概念，并强调了自然地理学作为政治地理学基础的必要性。
毕兴（Anton Friedrich Büsching）
毕兴
毕兴的《地理新描述》（Neuen Erdbeschreibung，1754），并没有使用“政治地理学”一词：
他（毕兴）第一个敢于介绍某些国家的详细状况，而此前，人们一直把这些信息当作国家机密，谨慎地隐藏起来。
毕兴《地理新描述》
毕兴的描述按照国家边界划分结构，这种方法为地理学手册处理各国地志（Länderkunde）提供了方向性指导，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后半叶。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毕兴无疑阻断了关注地表自然状况的各国地理学的道路。当时的政治状况错综复杂，比如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的局势。作为反映政治状况的史料，即使时至今日，这部在毕兴死后由他人继续编纂但从未完成的著作仍旧非常珍贵，不应受到轻视。而今人却往往站在方法先进的各国地理学的立场上，对其表示鄙夷。
加特尔（Gatterer，1773）
加特尔在其《地理学概要》（Abriß der Geographie，哥廷根，1775）和《地理学的简要概念》（KurzerBegriff der Geographie，哥廷根，1789）中强烈关注自然地理学，也做出了贡献，但正如瓦格纳第13章中所说，加特尔的尝试失之肤浅。他在目录中写入了“国家学”的计划，但却没有执行。
逆流的洪堡和李特尔
洪堡和李特尔一起被认为创立了现代地理学
洪堡（Alex. v. Humboldt）
洪堡
《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论文》（Essai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 Espagne），《古巴岛政治论文》（Essaipolitique sur l’île de Cuba），《考据性考察》（Examen critique）。
洪堡（Alex. v. Humboldt）在《关于新西班牙王国的政治论文》（Essaipolitique sur le Royaume de la Nouvelle Espagne）一书中，展示了如何完善这门学科。这部政治地理学杰作虽饱受赞誉，却少有人阅读。在处理统计材料方面，该书和毕兴及其后继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构成该书基础并贯穿始终的是真正的地理观察。佩什尔在给这部著作定性的时候写道：
洪堡关于新西班牙和古巴的著作，带来了国家描述方式的一些新类型，此后即成典范。我们甚至可以宣称，正是凭着这些作品，地理学才得以在级别和声誉上与那些更早成熟的科学比肩而立。
洪堡美洲之行路线
这位著名的思想家在撰写关于新西班牙的作品之时，还未预知，他描述地球空间的方式必将成为一切地理学家的任务。通过他论著的标题，洪堡告诉我们，他当时仍把自己论述的内容归为政治学。而他对材料的处理则表明，要更好地描述各国家，就必须掌握完备周密的国民经济知识。
在时人看来，洪堡完全不是一位地理学家，而是一个自然研究者，他的《考据性考察》和《新西班牙》也被视为向历史和政治学领域的偏离。
洪堡绘美洲风物
李特尔（Karl Ritter）
李特尔
李特尔（Karl Ritter）的《地球志》（Erdkunde）被认为是地理学阐述的最高目标。
他后来在柏林大学所授的课程《欧洲》（Europa）和《地理学》当中，我们都看到一种努力，试图根据自然区域来划分地球表面，从而完全摒弃以国家为参照的定界方式。他的学说完全排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邦国志（Staatenkunde）。但在大量有关历史和民族的说明当中，《地理学》似乎包含了该学科向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足够基石，而国家本身没有出现在书中的任何地方，即使有所涉及，比如在关于印度的几卷（第5、6部分）中，国家也只是论述的框架，而不是对象。
试图总括当时地理知识的诸多手册和教材，则毫不因洪堡和李特尔而动摇，仍然固守自毕兴以来就被引入的按照国家来划分材料的方法，却不从地理上把握这些国家的本质。
占大多数的邦国志材料压倒了自然地理学研究，以至于在把地理学分为数理、自然和政治地理学的普遍三分法当中，政治地理学囊括了今天被我们称为各国地理学的一切内容，而前两个概念则对应后来的“普通地理学”。范围上受限的学校教科书，包括课程本身，被设计成陈旧的条条框框和干巴巴的名词汇编，使学校地理学成了没有思想性的记忆训练和教学科目中的灰姑娘。
5
世界地理学的兴起
德国地理手册《最新地理描述全书》（Vollständiges Handbuch der neuesten Erdbeschreibung，1819—1832年在魏玛出版）的第一卷第393-463页，我们发现了一种一般性的政治地理学（包括交通和经济），第395页还有其定义：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在大的政治体（großepolitische Gesellschaften）当中的分布，这种政治体被称为国家。这门学科的延伸范围也只到国家所及之处为止。没有国家的地方，也就没有政治地理学。
一般而言，随着这部自魏玛手册以来规模最大德国地理学全集的完成，各国地理学似乎到达了一个死点。古特（HermGuthe）的地理学教科书在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声誉鹊起，当该书于1868年出版之时，古特写道（1874年第3章导言）：
最终，历史地理学才是真正的地理学，仅把其他两种（即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看作其辅助手段。它告诉我们，人类控制地球到了何种程度。对被称为国家的各独立人类集群的描述，则被叫做政治地理学。无论这些知识对当下的实际需求多么有价值，却和真正的地理学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而如果我们在下面以政治地理学的方式来描述各国状况，那就是在迎合通行的偏见。
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拉采尔
在“文化地理学”的标题之下，拉采尔从多方面振奋人心地探讨了整个地区的民族、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这本书里对各国的具体描写，包括枯燥的地形和统计数据汇编，仍然体现着传统地理手册的特征。第二版（1893）不仅略去了这些内容，标题也变成了“美国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由此，拉采尔第一次为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正名，但他的行为仍属个例。
何克律（E. Reclus）
何克律
何克律（E. Reclus）的《世界地理》（Géographie universelle，19卷，1876—1894），为各国地理学打开新路。在这里，卓越的论述和丰富的设计融合为一幅鲜活的全景图，面向更广阔的读者圈；除了法国部分（第二卷）之外，书中的列国志更加简短，具有可读性，省去了众多表格中的统计材料。
在何克律的影响下，德国的哈安（Hann）、霍赫施泰特（Hochstetter）和珀科尔尼（Pokorny）创立普通地理学。在基希霍夫（A Kirchhoff）的领导和一系列专业人士的合作之下，《我们的地球知识》（Unser Wissen von der Erde）代表一种一般性的各国地理学，融入了哈安等人开创的普通地理学。这种规划全面的各国地理学，其繁荣未能超出欧洲范围。一种欧洲的各国地理学，显然无法绕开政治地理学。
6
拉采尔的贡献及其影响
1882年，拉采尔发表《人类地理学》（Anthropo geographie），引起关注，文献中没有与之类似者。
1885至1888年，又出版了宏大的《万民志》（Völkerkunde）。
1894/5年的《民族学》经过重新修订之后的几年里，一种政治地理学的思想也以类似的方式趋向成熟。
1896年，四篇学术论文发表，合为《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家及其土地》（Der Staat und sein Boden geographisch betrachtet），成为这种思想的先驱。
1897年末出版《政治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该著作根据国家的空间状况和地表位置来研究国家，和政治学的抽象理解相比，其新颖之处展露无遗。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该书的影响最先发生在政治学上，从一个新的方面抓住和照亮了政治学、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自身的问题。
地理学界最初对这部新作持负面看法，有些学者甚至表明了拒绝的态度。广大公众对“政治地理学”这个概念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这本渗透着哲学精神的著作充满了催人思考的丰富思想，甚至专业人士也难以从其思想库存中提炼出清晰的概念和具体的事件。
大学生在面对该书时更是一筹莫展，无所适从。教科书式的简练表述从来都不是拉采尔的风格。
尽管如此，该书仍然很快就流传开来，早在1903年初，第二版就已完成。新的副标题“政治地理学，或诸国家及其交通和战争的地理学”（Politische Geographie oder die Geographie der Staaten, des Verkehres und des Krieges）说明了其内容扩展的方向。
瓦格纳，《地理学教科书》第六版
在那个时代，自然地理学和早先的数理地理学一样，已经演变成了固定的原理，具备了完善且不断发展的术语体系，而且自然科学的方向已经决定性地占据优势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要将“人类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体量巨大的材料纳入普通地理学的体系，诚非易事。在瓦格纳《地理学教科书》（第六版）中，瓦格纳第一个开始从事这项事业。
他的理解和阐述大多适应学生的需求，也讨论了拉采尔没有考虑或只是匆匆带过的那些核心问题，如国家法的（staatsrechtlich）形式、国家的规模等级（世界帝国等）、讨论内部结构的章节等。而最后一项，自学界背离传统风格的政治地理学以来，就大多受到忽视。
薛讷（Emil Schöne）
薛讷的《政治地理学》是自拉采尔以来以这个标题出版的第一部地理学著作，是对拉采尔巨著的主要思想进行介绍的一部精炼的概论。
7
最新的进展
（拉采尔去世至1920年初）
拉采尔之后很久，学界才出现构建政治地理学自身体系的独立尝试。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这方面的转机。历史事件的力量把狭义上政治地理学的具体问题推向前台，填满了那些以往拒绝这门学科的地理学杂志的栏目，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并不总是建立在纯学术的基础上。
一代地理学泰斗苏潘（Alexander Georg Supan）
苏潘在其青年时期的作品《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r physischen Erdkunde），书中写道：
所谓的政治地理学，即关于当代国家建构的学说，在地理学的科学体系之内没有位置。自李特尔以来，这就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数十年辛勤治学，编审宫廷官职人员手册（Hofkalender）统计学部分、出版《地球上的人口》（Bevlkerung der Erde）、在《欧洲殖民地的领土发展》（Territoriale Entwicklung der europischen Kolonien，1906）中创造了历史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阐述典范。
在重新修订的第六版《自然地理学》（Physische Geographie，1916）出版后不久，已经病患缠身、无法下床的苏潘，赫然写成《普通政治地理学纲领》（Leitlinien der Allgemeinen politischen Geographie，莱比锡，1918）。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述，这些纲领是他所授各国地理学课程讲义的成果，根植于他的一个信念：为了给地理学中充斥的单调的地貌学方向提供一个对立维度，使其均衡，必须将政治地理学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单凭此处，我们就可以看出，拉采尔的论述并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尽管《纲领》一书在内容的宏大丰富上远远不及拉采尔，但却表现出了独特的视角，在材料的安排上也呈现出一种完全独立于拉采尔的方式。其主导动机是各国的形态、大小、区位和结构，而国家本身又被划分为自然、民族和经济三类。他认为行政划分只适用于实践，而与学术无关（见《纲领》第64及以下各页），但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无偏颇。和拉采尔（第二版）一样，《纲领》也把交通地理学纳入研究范围。我认为，政治地理学不能不考虑交通，经济地理学（Wirtschaftsgeographie）亦然。但作为研究对象，交通地理学过于重要，也过于博大，无法成为某一种地理学的一部分，而是要求在普遍人类地理学（allgemeine Geographie des Menschen）的框架下拥有独立的地位。
1922年，第二版问世，经过了明显的扩充，并适应了世界大战造成的崩溃之后的状况。这些对德意志民族而言具有灾难性和压倒性后果的历史事件，也影响了我们另一位学术前辈帕尔驰的演说。他就“政治地理学的教育价值”做了一场细致而丰富的报告。演说的标题就足以让我们认识到，面对地理学中这个前不久还评价不高的分支，当时人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以“政治地理学”为题的作品纷纷出现
多弗（Karl Dove）就写出了《普通政治地理学》的概述（柏林，1920，Samml Gschen 1800）
福格尔（Walther Vogel）特别注重研究国家学。他的《新欧洲》（Das neue Europa，波恩，第二版，1923）第一次用德语在历史的基础上阐述了今天欧洲的国家世界，他的《政治地理学》（莱比锡1922，Nat. u. Geist. 634）是一次新的尝试，试图给一种普遍地理国家学（allgemeine geographische Staatenkunde）勾勒出一条基本方针。
迪克斯（Arthur Dix）的《政治地理学》（慕尼黑 1922，第二版正在筹备）篇幅宏大，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与主标题相比，其副标题“世界政治手册”（Weltpolitisches Handbuch）也许更加贴近主旨。
齐格尔（Robert Sieger）在《地理学杂志》中的专题学术评论。他的多篇论文曾被多次提起，就其中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内容而言，这些文章一方面特别关注奥地利问题，另一方面探讨普通政治地理学的相关问题，包括他曾多次辨析的概念“国家、民族和国家性”（“Nation，Volk und Nationalität”）以及“自然边界和政治边界”（“Natürliche und politische Grenze”）。他为政治地理学所作的系统性阐释一简一繁，分别为下一个时代（应用地理学）和更远的将来做了准备。
哈兴格尔（H. Hassinger）对此也将有所探讨，但大约只是在人类地理学框架下较短的一个概述。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齐格尔为即将出版的《政治简明词典》（Politisches Handlexikon，Kochler 1932）撰写的“政治地理学”、“国家学”、“地缘政治学”、“边界理论”（Grenzentheorie）、“自然边界”等词条。
契伦（Rudolf Kjellén）
契 伦
瑞典人契伦的著作，也许可以说是例外。他多次以德文出版的著作如《当代大国》（Die Großmächte der Gegenwart，1914）、《世界大战的政治问题》（Die politischen Probleme des Weltkrieges，1916）、《作为生命形式的国家》（Der Staat als Lebensform，1917）等，具有高度关注地理因素的特点，架起了一座从政治学通向政治地理学的桥梁。迪克斯、苏潘、齐格尔、福格尔等人的论著都清晰地表现出这座桥梁的影响。契伦的术语体系（如地缘政治学等）也逐渐成为地理学文献的一部分，而他本人的地理学转向，则要归功于那位赋予政治地理学生命的天才研究者：拉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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