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雅凌：我总是特别地为另一种形态的思想或生活方式着迷
相对于某种理性的明朗，某种“快乐的知识”，某种光彩照人的自我完成，我想我总是特别地为另一种形态的思想或生活方式着迷，那是未完成的，在路上的，带着困惑和挣扎的，就仿佛在黑暗中的。
——吴雅凌
虽然认识雅凌，却不知为什么总摆脱不了对她的这一印象：
一个安静房间的黑暗角落里
一道柔和光束下的创作者
——黑暗中的女性创作者。
这与她的《黑暗中的女人》是巧合吗？
她认可这一形象吗？
不能问她本人，总觉不能把“她”变成“你”，
她的形象始终强烈地作为一位创作者存在，
不能在日常中靠近，
只能到她的作品中去“问她”。
她在《黑暗中的女人》序言中写到，
她着迷于古希腊肃剧里的女人们，
她们试图从古老的黑暗中挣脱，
走向明朗光照，像男人一样思考和生活，
但几乎都失败了。
这些作为古典肃剧英雄的女人类型譬喻着我们自身的灵魂暗夜。
然而黑暗的存在不正是因为也有光明么？
“她们以自身的困境和突破提供了某种示范，
帮助我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心病尽可能走得更远。”
也许“女性创作者”是个伪命题，
其实只有创作者。
《黑暗中的女人》不只关乎女性。
每次翻开这本书，
看到的总是不同时空里所共有的困惑与挣扎……
克瑞翁：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
还有一个问题更让人在意：克瑞翁为什么要费尽心思阻止安提戈涅去寻死？
在克瑞翁的言辞里，城邦秩序充满罪恶、愚蠢和灾难，政治是肮脏而丑陋的，而他这个王“扮的是丑角”。克瑞翁不但否定忒拜的政治，也轻视忒拜的人群，称之为“我所统治的蠢人们”。克瑞翁深谙诸种政治技艺，有效遏制反对派，依法严惩违法者，娴熟地运用隐瞒、造假、做戏诸种宣传手段，在必要的时候树立人民英雄和公共敌人。平心而论，克瑞翁出色地扮演了政治家的角色。
与此同时，他深信这一切是荒诞的无意义的。克瑞翁仿佛加缪笔下的荒诞的人，相信“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因而也就无所谓罪孽。在有关荒诞的推理中，加缪首先提出人在觉醒之余的两种后果：要么拒斥荒诞而自杀，要么回归日常的荒诞。《西绪福斯神话》随后还提出第三种可能，也就是对荒诞说“是”的英雄西绪福斯。在阿努依笔下的克瑞翁、安提戈涅和守兵约拿等人物身上，我们依稀看得见三种人生态度的折射。在某种程度上，克瑞翁就如同神话中微笑走向命中的巨石的西绪福斯，在深切质疑政治的正当性的同事，带着清醒和勇气承受政治的重负。
安提戈涅埋葬兄长
克瑞翁违背本意，对政治说“是”。他本可以像安提戈涅那样说“不”。但他认为，说“是”才是正直的做法。克瑞翁相信，“活着就是使荒诞活着。使荒诞活着，就是正视它”，活着就是“对希望的拒绝，对一种没有慰藉的生活的固执的见证”。和所有流浪在现代荒原里的荒诞的人一样，克瑞翁相信某种“荒诞的自由”。
正因为这样，在克瑞翁眼里，小小的安提戈涅所坚持的小小的个人自由是如此珍贵，让他不惜代价竭力呵护。我们已经说过，克瑞翁宣布民主法治是为了维护公共政治秩序，还有一点心照不宣，维护公共政治秩序归根到底不为别的，就为了保护个人自由。
摘自《阿努依的安提戈涅》
皮格玛里翁：困境之中，继续艰难地走下去
卢梭笔下的皮格玛里翁正是这样的人。他看见自己身处一个“文学情趣”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由虚妄的哲学家和文艺家所掌控，不仅舞台上表演谈情说爱，整个社会都在争相表演“谈情说爱”，被曲解的爱作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获得膜拜。这个发现是致命的，凡有血肉的人都会“心中忧惧”。皮格玛里翁的困境，大约可比柏拉图对话中回到洞穴的人，等待他的不是掌声叫好，而是人们的误解、讥笑和仇恨。皮格玛里翁的困境，大约还可比暗夜中独守客西马尼园的耶稣，明知苦路就在眼前，身边的门徒昏然沉睡，无人分担。皮格玛里翁的困境就是启蒙时代的卢梭的困境，或哲学本身的困境：“在我们的时代，偏见和谬误以哲学之名傲慢地盛行于世，人们被无用的知识弄昏了头脑。”以颤抖的手揭开伽拉太的面纱，需要怎样的勇气！“幻想的面纱落下了，我不敢直视我的内心：我将发现太多让自己愤怒的东西。”
德尔沃《皮格马利翁习作》，1939年
卢梭笔下的皮格玛里翁愿意被征服。他放弃自己，在伽拉太的身上获得新生。“我把我的全部存在交付给你，从此我只通过你而活着。”石头的美人伽拉太要有一个灵魂，当世只识表演“谈情说爱”的石头般无生气的作品要有一个灵魂。道成肉身的意义在于此。在“认识你自己”的路上，纳喀索斯幻灭之后，皮格玛里翁还要继续艰难地走下去。
摘自《纳喀索斯的时代》
杜拉斯：必须痛苦地理解这些故事
十年后，我带着仅存的一点《情人》的模糊记忆，第一次读《中国北方的情人》，并重新被震撼。这一回，我看到的是一个生者对逝去的时光，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一边无法抑制地为难以治愈的有所欠缺的过往哭泣，一边又拼命超越去看见从前错过的风景。因为这样，那些强迫症般的重复自我叙事被赋予某种意义。“必须讲述一切，为了以后有人反复讲述这一切，不管是谁，为了全部故事不被遗忘……必须痛苦地理解这些故事。没有痛苦，一切就被遗忘。”必须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国北方的情人》里的这些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的秘密也许就在于此。在那个黑暗瞬间，所谓的杜拉斯传奇在世人的欣赏或非议中灰飞烟灭。她凭靠在字里行间赴死一般的坚持和挣扎，终究化身成了一则古典语境的肃剧：有死者面对存在的苦难和悲哀，坦坦然的难以释怀。不是传奇，而是肃剧。即便在这里，tragedy也回归古典的用意，不是悲怆、哀伤的，而是肃穆、沉重的。犹如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她的黑暗镜头戳瞎了她自己的眼，以便更分明地看见存在的真相。
摘自《玛格丽特·杜拉斯》
薇依：没有谁能超脱于战争困境之外
与智识分子的时髦方式相比，薇依介入战争的方式直接尖锐，不留一丝余地（既不给自己，也不给别人）。介入战争，就是让自己陷入杀人或被杀的漩涡，尽管她反对杀戮和任何形式的暴力，却站到敌对双方中的某一方，在树立敌人的同时成为对方的敌人。不牺牲和平的代价是牺牲个人。她近乎孩子气地为自己视力差打不中敌人而庆幸。她心里明白，每个参与战争的人都是“在一场没有正义的残酷战争中白白付出所谓的牺牲”，但除了身临其境，做受难者的同伴、杀人者的同谋，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种“崇高而可笑的政治姿态”，其实就是贯穿《伊利亚特》全篇的古典英雄们的姿态。在荷马诗中，没有谁能超脱于战争困境之外，即便最伟大的英雄也不能。阿喀琉斯确乎试过，但连他也失败了。
伯恩-琼斯《迷宫中的忒修斯和牛头怪》，1861年
《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的真正魅力也许不在于它是我们所读过的最精彩的荷马叙事诗的评论之一，而在于它所展示的矛盾和从中挣扎而出的努力，以及它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的那种伤口依旧疼痛的当下性。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正是薇依精神的魅力所在。发生在特洛亚战场上的暴力和疯狂同样发生在西班牙或其他所有战场上，发生在荷马英雄们身上的挣扎也同样发生在所有身处困境的人类身上。没有人在妄图改善他者的生存困境时能够幸免于同一困境，再高明的自以为超脱的介入姿态也只能归于虚妄，这个法则不但适用介入行为，也同样适用叙事行为。
摘自《修辞的病态》
《黑暗中的女人》
吴雅凌 著
《阿努依的安提戈涅》
《黑暗中的女人》
《潘多拉的记忆》
《女人神话与诗人》
《阿佛洛狄特的缺席》
《匹桑与神话诗》
《纳喀索斯的时代》
《萨拉邦德与基尔克果》
《卡米耶·克洛代尔》
《玛格丽特·杜拉斯》
《薇依的门》
《修辞的病态》
本书讲述了12个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
她们被迫面临一种彻底的转变，
她们被要求看清真相，
她们被要求像男人们一样生活……
而她们几乎都失败了，
她们永远停留在属于她们的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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