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的政治史学》：打破现代史学，看政制变迁中的政治哲学
《塔西佗的政治史学》编者前言
曾维术
早在1959年，国内学界就引介了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与《日耳曼尼亚志》，在80年代，又相继迻译《纪事》与《编年纪事》。书是译进来了，该如何读呢？
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就与自家的文史传统一刀两断，走上了与西方史学接轨的道路。建立西方史学一科，就理解西方史书而言，的确有必要——我们总不宜用中国的文史传统、印度的文史传统（倘若有的话）去解读西方的史书，西方的史书还是要放到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去读——可是，什么是西方的史学传统呢？
梁启超
梁启超当年引进且随后成为学界主流的“史学”，是成形于西方19世纪的“历史学”。起初，此种历史学怀有雄心壮志，它企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而发现总体历史进程的规律、原则、观念或者目的。然而，雄心壮志很快就被证明是不自量力：二战结束后，无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还是职业史家汤恩比的普遍史模式，都遭到了普遍拒斥。历史学剩下的工作，似乎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发掘手稿、整理档案、考辨文献，在穷尽汗牛充栋的资料后，重组所谓过去的事实。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现代史家们都心安理得地埋首于这平淡的“本职”工作。
后现代史学的横空出世，打破了现代史家们平凡的幸福。凭借现代语言学理论，后现代史学攻击现代史家还原历史真相的企图。他们认为，无论是“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史家的著述，都是广义的“文本”，最终都可以归结为“语言”。语言/文本与真实的过去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史家无法挣脱语言/文本的藩篱而接触到真实的过去。况且，语言一旦说出，其意义便不受言说者控制：语言/文本的意义由读者赋予，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会产生新的意义，所有这些意义都同等有效——非但不能接触真实的过去，读者甚至不能真正理解史家写下的文本。
后现代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引起了史学界的剧震。反应激烈者对后现代史学展开了漫骂：后现代史学家正在“砸烂历史学家的饭碗”，他们是一群“兵临历史学科城下的智识领域的新蛮族”。反应冷淡者则试图“收起历史学科堡垒的吊桥”，安心于整理档案这项“核心工作”，对所谓的语言学挑战不闻不问。另有一些史家，如写下《捍卫历史》一书的艾文斯（Evans，R.J），则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后现代的挑战并予以回应。
艾文斯认为，后现代史学过于极端，历史文本及材料虽有一定的模糊性，但远不至于全然掩盖过去的事实；言词的意义虽有时出乎言说者所料，但更多的时候处于言说者的控制之下，否则我们的日常生活会无法正常运转。试想，警察侦察案件时，常常碰到证人们给出的各种模糊的、相互矛盾的“文本”，难道警察就不能透过这些“文本”发现案件的真相吗？一位父亲向儿子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对这番话有不同的体会，难道我们就此可以说，这位父亲当初并无明确的意思要告诉其儿子，谈话的意义都由儿子自行决定，而且儿子的每一次理解均正确？倘若语言真的如此不受驾驭，我们的日常交谈恐怕都成了无病呻吟。
艾文斯
后现代理论的困难集中体现于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上。假如文本阐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的著作本身是否可以应用这一原则？艾文斯以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后现代理论者在这方面奉行“双重标准”：当一名后现代理论者德曼（Paul de Man）被控犯有通敌卖国与反犹主义的错误时，以德里达为首后现代阵营起而为其辩护，声称批评者既曲解了德曼的作品，也曲解了他们为德曼所作的辩护。可是，既然语言/文本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性，既然不可能真正把握言说者的原意，何来所谓的曲解？德里达们又有什么理由义愤呢？后现代理论经不起现实与常识的考验。
尽管如此，后现代史学挑起的论争却有助于现代历史学反思自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史学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如艾文斯所指出的，现代历史学正逐渐从文献崇拜中走出。近两百年来，现代历史学固步自封于整理档案的堡垒之中，故纸堆的霉味早已麻醉了现代史家的神经。如今，后现代史学凿开了这个堡垒，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首先，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修昔底德的政治史。
过去，修昔底德一直被认为是客观历史写作的古代典范。现代实证史学往往将自己的史学观念追溯到修昔底德，并引以为豪；同时，亦用实证史学的标准来衡量修昔底德，批评修昔底德那些不够“实证”的做法：譬如，修昔底德编造而非如实录入历史人物的演说词，修昔底德过分关注政治而忽视了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等等。如此褒贬显示出实证史学的过分自信，他们从未想过，修昔底德可能来自另一个不同的传统。一旦我们从实证史学的堡垒中走出，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能否把修昔底德的作品称之为“历史”，依然是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如此问题不过是哗众取宠，修昔底德曾在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中提到，他要为希腊人就希腊事务提供一份连续、详尽、纪年正确的叙述，涵盖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半岛战争开始这段时间（《伯罗奔半岛战争志》1.97），这不是“历史”又是什么？持该质疑的读者没有看到，修昔底德这段序言只是“第二序言”，旨在为其偏离正题，转而叙述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1.98-118）而辩护。在描述全书性质的“第一序言”（1.20-22）中，修昔底德所交代的写作理由恰恰与“第二序言”那种史观相反：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半岛战争，是因为这场战争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第二序言”那种颇为现代的史观并不区分重要与不重要，“它令自己的光芒绝无偏见地抑或完全冷漠地普照一切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时期”。事实上，从作品的整体语境来看，修昔底德叙述雅典帝国的形成过程，也并非如“第二序言”所说的那样意在提供一份可供备案的“信史”，那段叙述其实点出了伯罗奔半岛战争最真实的原因。
伯罗奔半岛
总之，修昔底德并没有写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他不是在记录前431年至411年间希腊人无数大大小小的活动交织而成的、那个我们习惯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修昔底德选择书写一场最大的战争。战争是人类生活的极端表现，最大的战争能最好地反映人类生活的本相。修昔底德的作品因此重点不在于寻求“真实的事实”，而在于寻求“真实的原因”——我们最好把这样的作品称为纪事。纪，《说文》：“丝别也”。王筠句读：“纪者，端绪之谓也”，亦即散丝的头绪。“纪”与修昔底德作品的探究之意正相吻合。从内容上看，中国古代的“纪”记载帝王之事，与修昔底德的政事关怀亦可对应——纪事欲探究人类生活的本相，必然要关注政事，因为惟有政事才是人类生活的焦点。现代史学的注意力偏离政治领域，意味着背离那些与我们生死相关的问题。
为修昔底德的作品正名后，我们同时亦可理解，为何修昔底德要自己编造演说词。如前所述，修昔底德的纪事所追求的真相，重点不是所谓“真正的事实”——即过去真正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而是“真正的原因”，首先是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真正原因。要探寻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修昔底德不仅需要自己编造演说词，甚至需要编述发生过的事件——拣选与排列事件本身就是编述。因为，战争的参与者、目击者对该战争的印象常常是片面、错误的，也常常相互矛盾，不经过编撰，写成的作品无论如何反映不出伯罗奔半岛战争的真相，就好比拼凑几个盲子摸象后的印象，得不出大象的样子。这一点也为个别现代史家所认识到。艾文斯就认为，史家要发现真相，不仅需要考订材料，还需要一些“想象力”。艾文斯认为是“想象力”的东西，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某种智见：只有具有最高军事洞识的人才能看到真实的伯罗奔半岛战争，只有智慧者才具有整体的视野。智慧者的编撰，其实是把每篇零碎的言辞、每个局部的行动归入整体中真正恰当的位置。因此，由智慧者编撰的纪事，非但不会像后现代史学认为的那样，因为编造而接触不到真相，而且恰恰是因为编造，它比实证史学的“实录”更能揭示真相。
修昔底德
有人会问，修昔底德的纪事要揭示人类生活的本相，这跟十九世纪的历史学要发现历史的规律，有何不同？我们说，正如修昔底德没有写作现代意义的“历史”，他也没有把“历史”当作一个知识的研究对象、一个自成一体的领域，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现“历史的规律”。把“历史”当成一个知识对象来研究，大概要等到18世纪历史主义兴起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修昔底德属于一个有别于现代实证史学的传统。那么，塔西佗的作品应该放到修昔底德的纪事传统中去读吗？当我们尝试这样做时，却发现明显的困难。修昔底德的纪事只编造了演说词（而且还尽量保持实际讲话的大意），并没有编造（生造）事件与人物，尽管事件也经过挑选与安排。塔西佗却似乎有生造事件的嫌疑。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提贝里乌斯对伽尔巴的预言，塔西佗将这次预言安排在公元33年，而狄奥（Cassius Dio）安排在公元20年，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则将它写成是由奥古斯都说出。对于几十年前的事件，记忆会如此混乱吗？就好比我们如今回望民国的事件，纪年会有那么大分歧吗？倘若有人坚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三人各自使用了不同的史料，那么里波·杜路苏斯（Libo Drusus）一案无论如何让人怀疑塔西佗造假（《编年纪事》2.27-32）：维列乌斯（Velleius）、塞涅卡（Seneca）、苏埃托尼乌斯、狄奥都把里波描写成一个阴谋造反的分子，只有塔西佗把他描写成一个无辜、荒唐又可怜的年轻人，并以其悲惨遭遇凸显提贝里乌斯的丑恶。
事实上，不止一名学者指控塔西佗歪曲事实，而修昔底德很少遭到这样的指控。从另一个方面看，塔西佗似乎真的没有修昔底德看重“真实”：他记载了好些看上去子虚乌有的事，譬如埃及出现了一只凤凰，卢米那里斯的枯木逢春等等，修昔底德却在第一章就抨击诗人撒谎。看来，塔西佗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品性，它可能属于一个既有别于修昔底德、也有别于现代史学的传统。可是，有这样的传统吗？
有，它就是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现代读者习惯了学科分割，难以接受纪事家塔西佗与哲人柏拉图扯上关系，这也是该传统被长期遗忘的原因。然而，只须举出两个事实，便可证明这种“身份标签”不可靠：塔西佗也写过一篇哲学小对话，里面有关于最佳政制这一哲学命题的探讨；塔西佗同时还是杰出的演说家，因此，用“纪事家”这一标签来概括塔西佗局限太大。况且，塔西佗的作品本身有内证，可以证明塔西佗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在《编年纪事》中，塔西佗引用了柏拉图《高尔吉亚》中的一段话，证明僭主的灵魂伤痕累累（《编年纪事》6.6）。塔西佗称这是“智慧最卓越的人”经常讲的话，“智慧最卓越的人”不是指柏拉图就是指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塔西佗对柏拉图的推崇可见一斑。
然而，柏拉图-塔西佗这一纪事传统湮没已久，要想重拾其端绪，并非易事。当下亟需澄清的是，柏拉图那极富文学性、同时也被人视为哲学的作品，为何又可以称为纪事，这种文学性极强的纪事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又有何差异。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首先从那些感觉到柏拉图-塔西佗纪事传统存在的现代学者开始。伍德曼（A. J. Woodman）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宣称，自己一点都不关心“实际发生了什么”，相反，他关心的是塔西佗如何写以及为何这样写——后面这一点使他与后现代史学家区别开来。尽管因为关注叙事，伍德曼被国内史学界划分入后现代史学的阵营，但其实所谓的叙事主义分成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后现代，他们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文艺理论拆解经典文本，并不在意经典作家本人的意图；一种便是伍德曼这种力图追溯作者意图的学者。伍德曼在古人面前保持了难得的谦虚：别的学者在质疑塔西佗作品里的不连贯之处，伍德曼却强调，我们必须至少假定塔西佗没有呈现不连贯的描绘，因为塔西佗比我们高明得多。正是这种难得的谦虚使伍德曼发现了许多现代史学家发现不了的东西，这再一次告诉我们，要想接近柏拉图-塔西佗的纪事传统，必须放下自己高傲的偏见。
摘自《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能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比肩的拉丁语纪事作家，不是撒路斯特，也非李维，而是塔西佗。塔西佗是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思想典范之一。与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不同，塔西佗并不相信“宪政”法力无边，他熟悉却并未呼唤雅典民主政治一类“普世观念”。塔西佗相信，要成就优良的政治，靠的不是民主政制，而是高贵精神与男子气概完美结合的优良政治才干。
《塔西佗的政治史学》
曾维术 编
曾维术 李静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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