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遥远的时代阅读这些诗人
提尔泰奥斯、梭伦、克塞诺芬尼、忒奥格尼斯、西蒙尼德……隔了遥远的时代阅读这些诗人，有时会令我想起我国的《诗经》，还有《诗经》背后所指向的时代。我甚至会觉得，二者有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契合。相比于现代诗歌，他们的诗句并非没有属于个人的在世情绪，并非没有灵魂的孤独和肉身的纠缠，可是，总有更高的维度伴随并引领这些诗歌，比如神，比如德性。打开它来读吧，诗人们将牵着你的手，沿着向上的阶梯，从尘世起步，向高处行进……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
柏拉图的《法义》是其最具政治意味的作品，而对政治生活来说，最高的衡量标准是美德在城邦中的存在（《王制》432a）。在《法义》开篇，当雅典客人将对话从战争引到美德的话题时，首先援用了诉歌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句，转向勇敢这一美德（629a-b），实现话题的真正转换。其后，雅典客人层层深入，言及整体的美德，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美德，这时，他再次引用了另一位更加著名的诉歌诗人忒奥格尼斯（630b）：一个人的高尚和忠诚与否，不是与某种单一的美德有关，而是关乎这个人的整体美德。在雅典客人的思考之中，这些诉歌诗人的诗句起到了关键性的“路标”作用，这本是传统诗人及其诗歌在政治生活中本来的角色。换言之，我们在研读诉歌的时候，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阅读敏感。英国古典学家鲍勒爵士（Sir C. M. Bowra，1898—1971）这本《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Early Greek Elegists，Oxford，1938）最为人称道之处，便是呈现了诉歌与希腊政治生活之间活生生的关联。
鲍勒是英国最后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博雅之才：他对流行的学术时尚毫无兴趣，而倾力于理解这些古典文本和背后深邃的精神旨趣。他尤其精于古希腊诗歌，几乎遍析諸家诗歌，从荷马、古希腊诉歌、品达乃至于索福克勒斯的肃剧。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虽然诗歌风格颇为讥诮，作者也并未凭诗歌而知名，但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和古典世界发生了一种更深刻的关联，这不仅是技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关联。他对这些希腊诗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理解，他尝试理解他们的历史处境，尤其是其精神际遇。但是，他又不会陷落于个体的微小情调，在解释品达时他强调诗人对政治共同体之间的两种根本意义：宙斯赋予的政治智慧以及诗人才能保证的政治声名。这是诗人在政治世界中最艰辛的责任。
1937年，美国著名的私立学院Oberlin College的“马丁讲座”（Martin Lectures）延请鲍勒作了关于古希腊诉歌的三次演讲，这本《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便是其讲座稿，次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讲座设立于1927年，首位讲演者是当时柏拉图研究的重镇肖里教授（Paul Shorey）。鲍勒在讲座中对早期希腊诉歌梳理源流，可以说是极为细致的类别文学史。但与一般文学史的区别在于，鲍勒文笔流畅，通过对诉歌细节的精致阅读，让我们进入这个古朴苍凉的诉歌世界。
诉歌首先是政治性的，这种政治性最初体现在最残酷的政治行为之中，即战争——这正是《法义》起初切入的主题。无论是阿基洛库斯、卡里努斯还是提尔泰奥斯发明了这一诗体（原文页8），他们的核心主题都是战争。与抒情诗不同，诉歌的伴奏乐器是长笛，“斯巴达的战士在行军时也要有长笛的声音伴随，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提尔泰奥斯的诗歌正是在行军时演唱”（原文页42）。但是，更主要的诗歌所歌唱的内容，提尔泰奥斯诗歌的内容要分两端：一是斯巴达城邦的历史，比如斯巴达城邦的建立，尤其是德尔菲神谕对斯巴达建城的训诫：
讲话应公平，处事必公正，
不可生出任何欺瞒之念。
如此则必将拥有力量和胜利。（辑语3，行7-10）
柏拉图在《法义》中将提尔泰奥斯作为第一位加以引用的诗人，缘由或许就在于，他的诉歌恰恰是关乎城邦的建立，也即立法的问题。诗歌与立法是《法义》中极为关切的要点之一。提尔泰奥斯诉歌的第二类主要内容即战争美德的宣扬，尚武之德是斯巴达历来的传统（《吕库古传》21-22），而诗歌则是美德教诲最恰切的教育方式。
诉歌一经写作流传，便会成为城邦教育的养料。一般来说，长篇诉歌尤其适用于城邦公共节日，而公共节日是城邦教育最为重要的场合。前引的提尔泰奥斯的建城诉歌，很可能就通常表演于斯巴达的公共节日。除了这种公开的场合，希腊人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会饮场合，同样歌唱这些诉歌，保存最完整的忒奥格尼斯的诉歌即是如此（原文页142）。根据学者们的考察，会饮场合的诉歌歌唱，具有多种教化意义，至少有两点极为重要：
一、会饮是一个教育邦民的场所，使之为参与公共生活做好准备。宴饮聚会之中或之外，人们必须学习善而避免恶。
二、节制和秩序：即将参与会饮和政治生活的人会被劝告接受中道。宴饮聚会是提醒混乱和过度之危险的理想场所，从中得到的训诫能够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鲍勒的解释没有着力分析这种抽象观察，而是着眼于忒奥格尼斯对诉歌中言说对象居尔诺斯的美德教育，要而言之，是以一种传统贤良政制的道德要求规训这位年轻人——以及后世年轻的读者们（页154-157）。
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还是雅典的第一位诗人，因此，他的身上最能够体现诉歌的政治性。从一开始，梭伦诉歌的歌唱对象就是作为整体的城邦，“他希望唤起的并非个体意识，而是民众共同体的意识”，唤起共同体的意识，最关键就是要在城邦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真正的平衡，并形成一种良好的礼法秩序，也就是梭伦所谓的：
而良好礼法令一切协调有序，
常给不义之徒戴上脚镣，
它抚平粗糙、遏止过度、削弱肆心，
让怒放的毁灭之花凋零，
它纠正歪曲的审判，把骄横的行为
变得文雅，终止分裂的内讧，
让激忿和怒火告停。
人世间一切有序与明智皆源于此。（辑语3，行31-39，刘禹彤译诗）
鲍勒以为，良好礼法作为希腊政治哲学的关键术语，正是由于梭伦才开始出现（页86）。作为诗人的梭伦，要以其诉歌达到他的立法目的，这当然不是一种机械的说教，而是让诗歌造就听众“内心的转变”（页87），让城邦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守其中道，从而形成政治的整体和谐。但是，梭伦的立法并未像吕库古的立法那样泽被城邦近五百年（《吕库古传》29.6），在诗人还在世的时候，就见到自己的立法受到了颇多损伤（普鲁塔克，《梭伦传》30-31）。与提尔泰奥斯相比，梭伦的诉歌多了一些在世的生存情绪。
诉歌（elegy）如今通常被译为哀歌——比如里尔克著名的《杜伊诺哀歌》，但是，在诉歌这一诗歌体裁刚刚出现的时候，“最早的诉歌体形式与哀悼的情感没有必然联系”。不过，与慷慨激昂的史诗相比，诉歌無疑更加具有强烈的个人生命感受。梭伦曾如此感喟人生：
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凡人，不论好坏，
固守着自己可笑的意见，直到
灾祸让我们追悔莫及。而之前
我们仍在徒劳的愿望中无法自拔。（辑语1，行33-36）
随着诉歌作为一种体裁越来越成熟，这种在世情绪就越加强烈。鲍勒发现诉歌体碑铭诗的一个关键特征：碑铭所纪念的死者在碑文中发言。比如这两行简单的诗句，“朋友，也许你路过这里是怀着自己的心事，/也请稍作停留并报以同情：这是忒拉松（Thrason）的坟墓。”(页177-178)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忒拉松究竟是谁，但这里明显有两重对立：生与死的对立；生者的心事与死者的心事。这两行诗似乎在告诉路过的人，“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鲍勒对希腊早期诉歌的分析最后以这些碑铭诗作为结语，除了一种天然的诗歌直觉，更蕴含了他对生命尊严的感触：当死亡降临为永恒之后，对一个人的评判最终依赖于他这短促一生中所具有的美德（页180）。
美德贯穿鲍勒对这些早期诉歌诗人分析的始终。从其政治意义来看，当然是从提尔泰奥斯就开始的美德教育。但是，鲍勒洞察到这个词语在诉歌中所蕴含的思想发展。在荷马笔下，美德是指各种具体的行为，但是，提尔泰奥斯几乎在抽象意义上探讨什么是美德（页62-63），将美德等同于城邦所需要的普遍的政治卓越（页65）。到了梭伦的诉歌里，他有了更加清明的理性分析，梭伦“一直坚持将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可以用理智完美解释的世界”（页103）——这或许是柏拉图在《蒂迈欧》中提到梭伦的原因。正是在这个理智的完整世界里，人的美德才有了更艰深的思想根基。而这种人类理智的运用，在亚里士多德称为第一位哲人的克塞诺芬尼的诉歌里达到了顶峰。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记载：“克塞诺芬尼是第一个提出‘一’的人……他凝视整个苍穹，说‘一’就是神。”在《智术师》里，柏拉图让埃利亚的异乡人明白地说：“我们埃利亚这族人，从克塞诺芬尼，甚至更早，就以神话的方式讲述‘一切’，如他们所言，一切其实就是‘一’”（242d）。因此，克塞诺芬尼的诉歌代表了一种哲人个体的思索（页109），虽然也谈诉歌常见的内容，但多了许多关于自然世界和诸神本性的诗句。在鲍勒看来，克塞诺芬尼在真正哲学层面上思考了美德的本质。竞技胜利者是当时美德的最高代表，克塞诺芬尼却批评说，竞技胜利者固然获得胜利，但是并不意味着“这座城邦会因此而更有秩序/就像它从胜利中得到的欢乐一样”。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秩序与快乐？如果从哲学的角度，当然就是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视，也就是說，一切其实就是“一”，换成亚里士多德的术语，此即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1178a）。但是，这种最高程度的沉思是属于哲人个体的秩序与欢乐，与城邦的秩序与幸福显然并不相同。鲍勒对这一点观察得极为敏锐：
作为一个思想家，克塞诺芬尼的观点显然比梭伦更具革命性；只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思想锋芒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至少努力使自己的结论符合当时普遍的道德准则。（页135）
克塞诺芬尼的保守，首先见于他采取诉歌这种极为讲究政治美德的体裁。而借助鲍勒对这些诉歌引人入胜的解读，我们除了欣赏古代希腊诗歌的韵味，更能够在其中瞥见希腊思想的瞬息光华。芬利（John H. Finley, Jr.）在《希腊思想的四个阶段》（Four Stages of Greek Thought，Stanford，1966）里将史诗和诗歌所呈现的思想形态称为前两个阶段：英雄时代和理想时代。他的分类或许有发展式的现代特征，但是至少提醒我们注意，要理解作为源头的希腊，我们必须进入更为丰富的诗歌世界，这里既是源头，也具有未被后世哲学遮蔽的根本的政治本性。
娄林
2017年6月20日
愚蠢的世人，他们自以为是，从不知道
青春与生命对于人类来说都极其短暂
认真聆听吧，当生命行将消逝，
灵魂应在美好之物中重得欢欣。
《古希腊早期诉歌诗人》
[英]鲍勒 著 赵翔 译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京东购买页面
长按二维码，关注 经典与解释 （HX_classi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