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上）
本文原刊《思想战线》2016年第五期，经作者授权刊发。
人类对作为地理概念的“世界”的理解，曾经长期受到历史限制。我国古人把中国视为“天下”，受到如今好些知识人嘲笑。其实，中世纪以前的欧洲学人何尝不是要么把地中海地域视为“天下”，要么把耶路撒冷视为地球的中心——毕竟，所谓World的原义本是“生活的舞台”。[1] 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1861-1947）说过，哥伦布时代的西方航海家不断发现新的陆地以来，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才开始逐渐明确。我们不应该苛责自己的古人搞错了舆地的实际范围，倒是应该反省自己对新的“世界”概念的认识是否成熟。哥伦布纪元的地理发现过程经历了长达四百年的历史，[2] 麦金德说，这一过程带有一个重要特征：紧随探险家或旅行者或传教士的脚步而来的是西欧国家对地理新发现的“政治占有”。不过，到1900年的时候，这个哥伦布纪元就结束了：世界地理已经“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3] 倘若如此，世界地理的新概念对于西方人以及曾把中国视为“天下”的中国知识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一、杜尔哥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随着世界地理的准确轮廓开始逐渐明晰，世界的历史地理学也开始萌生——据说，普鲁士王国的学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李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分别发展出注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世界历史地理学：自然的历史地理学关注地表的体质变化，人文的历史地理学则关注地表上人类定居带（Ecumene）的历史变迁。[4] 其实，这个关于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说未必妥当，它把这门学问的诞生推迟了足足近半个世纪，还用后来才有的学科专业分化抹去了这门学问诞生之时所具有的政治史学品质。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阐述现代的民主政制原则时，已经力图凭靠当时所知的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世界史视野来增强其论证的说服力。换言之，对世界地理的历史把握，离不了对国家或政制的历史变迁的理解，反之亦然。在孟德斯鸠激发下，索邦神学院的高材生杜尔哥（Turgot，1727- 1781）雄心勃勃，20出头就打算写三部专著，依次论述“普遍历史”、“政治地理”和“政府统治”。23岁那年（1750），他写下了堪称划时代的两篇论著纲要：“普遍历史两论大纲”和“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5] 由于随后转而致力研究政治经济学长达十年，34岁那年又被王室委任为地方行政长官，一干又是13年，杜尔哥的写作计划最终一本也没有实现。路易十六即位（1774）后，杜尔哥因做地方官政绩显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数月后又调任位高权重的财政大臣，成了法兰西王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操盘手。[6] 可以设想，杜尔哥热切投身于法兰西王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他早年关于世界地理的历史思考不无关系。毕竟，他在1750年就已经预见到，英属美洲殖民地迟早会闹独立。[7]
杜尔哥去世之后，他的“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论著纲要”手稿以《政治地理学》为题被收入《杜尔哥文集》，这份纲要当之无愧堪称现代世界历史地理学的诞生标志——尽管地理学史家们迄今仍然没有对这份历史文献给与应有的关注。[8] 杜尔哥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自然地理资源及其分布对商业文明的影响，地理的自然交通条件（河流、海洋）对国家间敌友关系的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与民族[国家]性格及其德性的关系等等。从这篇颇富思想锐气的纲要中可以看到，杜尔哥不仅要基于“自然地理学”来考察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民如何分布，尤其要考察不同居住带“国家的形成”和政体划分，以便探究对形成大政治单位来讲，哪些地理因素有利哪些不利——从而可以看到，世界历史地理学在诞生之时并没有让地理学的自然方面和人文方面各立门户，而是以“政治”元素来统摄世界范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杜尔哥提出要“历史地思考”政治地理问题，他的地理学从属于他的进步论普遍历史哲学——纲要在一开始就提出了普遍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问题（页613）。在纲要的主体部分，杜尔哥以描述七幅“世界政治地图”的方式来展示他的人类文明进步观（页614-625）。这七幅历史地图有如上帝创造世界的七日，“以模仿自然这唯一可行的方式来取代自然”。如果按杜尔哥的历史哲学观来编制一部世界历史地图集，我们看到的会是人类如何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到农耕状态再向商业状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事实上，迄今好些世界历史地图集仍然是按这种启蒙哲学式的文明史观来编制的。[9]
二、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观
法国与英国数百年来一直相互争雄，杜尔哥的经济改革方案夭折之后，英法两国因美洲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两败俱伤，国库空虚。英国很快恢复财政能力，法国财政却始终没有起色，最终引发国内动乱，启蒙运动的铺垫则使得动乱很快变成了宪政革命。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陷入新一轮国际冲突，英国趁机进一步扩大世界地理新轮廓所提供的“政治占领”目标，成了世界性帝国。[10] 因此，接下来给世界政治地理学打上历史烙印的是英国学人。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堪称世界历史政治地理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不仅扭转了杜尔哥的进步论历史哲学的世界政治地理学的关注方向，而且塑造了这门学问在整个20世纪的基本关注格局。[11] 麦金德在报告中首先宣称，地理学如今“第一次能够了解整个世界舞台上各种特征和事件的一些真正比例，并且可以寻求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因此，地理学不应该仅仅“讨论这种或那种自然特征的影响，或者对区域地理进行研究，而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枢纽》，页50）。与杜尔哥一样，对麦金德来说，地理学不仅没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区分，而且应该具有世界历史视野。但是，与杜尔哥不同，麦金德首先关心的不是启蒙哲学式的世界地理的历史变迁，而是担心英国丧失其世界帝国权力。[12]
麦金德赞同这样的观点：唯有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的历史才算得上是世界历史，“因为，使希腊和罗马的继承者统治整个世界的那些观念来自这些种族之间”。与此同时，麦金德强调，必须把欧洲文明看作“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枢纽》，页51-52）。麦金德指着当时的牛津版“历史地图集”向听众阐述了他的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政治地理观：16世纪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史仅在地球上的欧亚非大陆——他称之为“世界岛”（World-Island）——的两个地理区域之间展开，哥伦布纪元之后，争夺的空间才扩展为三个区域。欧亚大陆的北面是极为寒冷的冰带，其他三面则被三大海洋包围。16世纪之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定居在欧亚大陆被海洋包围的东、南、西面的“边缘地带”，其形有如一个巨大的“新月”——因此被命名为“新月形地带”。欧亚大陆的“腹地”（heart-land，又译“心脏地带”）即这块陆地的中部和北部，地域极为广阔，人口却十分稀少。这里“整个来说是一个草原地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即便通常并不丰美的牧场”，“十分适合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机动性”……这里有不少哺育绿洲的河流，却没有一条河流注入海洋（《枢纽》，页60，62）。反过来说，大陆沿海民族也没可能驾船沿河道深入这块“腹地”去实施政治占领。[13]
“呈巨大新月形的边缘地带”受来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雨水滋润，内陆河流大多通向海洋——麦金德把这个地带划分为四个区域：欧洲次大陆、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如我们所知，人类的古典文明就诞生在麦金德所刻画的这个“新月形地带”——他称之为世界历史的“河流文明阶段”。但是，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四大区域中，唯有欧洲发展出与其他三个区域的河流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阶段”。
大陆腹地与新月形地带的地理区分，相当于游牧生活方式与农耕生活方式的区分。按照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人类文明的历史呈现为从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演进到农耕状态再进到商业状态的进程。麦金德却不这样看，或者说，他并不首先从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来看人类历史。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史表明，“所有定居的边缘地带，或先或后地都感觉到来自草原的机动力量的扩展势力，俄罗斯、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成立蒙古王朝，就是它的属国”（《枢纽》，页61）。欧洲区域更惨，除了面临从东方腹地来的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还面临从海上三个方面来的海盗的威胁（《枢纽》，页58）。沿海民族拥有的“海洋上的机动性”固然“是大陆心脏地带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的天然敌手”，然而，哥伦布一代伟大的航海家们所引发的变革，才“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欧洲民族一旦通过航行把欧亚大陆东西海岸连接起来，就会直接“压迫草原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解除其“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枢纽》，页64）。
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地理观中，我们看到的是简洁明了的两阶段论：“海上强国”优势取代“陆上强国”优势。[14] 所谓“陆上强国”指的是陆上民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海上强国”则指沿海民族的生活机动性具有政治优势。由于西欧沿海地区的民族学会了利用“海洋上的机动性”，哥伦布纪元产生的政治地理的历史效果是，欧洲与亚洲或者边缘地带与大陆腹地的古典地理关系发生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颠倒：“欧洲现在出现在世界上，它能到达的海域和沿海陆地增加了三十倍以上，它的势力包围着至今一直在威胁它本身生存的欧亚陆上强国”（《枢纽》，页65）。这一历史变化的关键在于：“当西欧的航海民族以他们的舰队控制海洋，在各大陆的外缘定居，并在不同程度上把亚洲的海洋边缘变成属地时”，就开辟出一个新的新月形地带——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带”（Outer Crescent）。这个地带由欧亚大陆沿海周边的岛国或半岛国地区（包括英国、南部非洲、澳大利西亚、日本乃至北美和南美洲）构成，其他新月形地区则变成了“内新月形地带”（Inner Crescent）——比如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枢纽》，页68-69）。英国和日本原来都属于边缘地带，现在，两者都脱离原来的地理归属，成为“外新月形地带”的两个尖角。更值得注意的是，除日本之外，“外新月形地带”大多是西欧民族国家在哥伦布纪元通过“政治占领”获得的土地。凭靠这些土地（而非凭靠海洋本身），西欧民族不仅得以解除欧亚大陆腹地所处“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也让靠骑马和骆驼具有“陆上机动性”的草原民族望洋兴叹。从而，所谓Sea Power指的是西欧沿海国家凭靠这些已经确认“政治所有权”的土地而具有世界政治优势。显然，欧亚大陆的其他民族不可能靠“向西方学习”来获得所谓“海权”，毕竟，世界地理已经“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三、“海上强国”的政治地理学前提
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史观听起来像是在呼应马汉（1840-1914）名噪一时的“海上强国论”——其实不然。麦金德并不相信，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成为海上强国等于一劳永逸地取得了克制大陆强国的地理优势。[15] 相反，麦金德强调，哥伦布纪元在19世纪已经结束，大陆腹地对新月形地带的威胁并没有消失，“俄国取代蒙古帝国”，“取代草原人向外出击”。蒸气机舰船的出现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通航固然增强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陆上强国也通过蒸汽机车和铁路获得了现代化的机动性（《枢纽》，页66-67）。可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背后有一种政治史观，从而比马汉的“海上强国论”具有的世界史视野更为深广。对麦金德来说，即便出现了海上强国，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带的原始冲突仍然存在，英国这样的海上强国并不能靠外新月形地带让自己置身大陆冲突之外。
第一次大战结束之际，麦金德发表了专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1904年演讲的基本观点作了全面扩展。[16] 1904年演讲的重点是“大陆腹地”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并强调其重要性没有因“海上强国”的出现而消失——《重建》进一步拓展这种“大陆腹地”威胁论。英国凭靠其海军力量“建立了以殖民地、种植园、补给站和保护国组成的海外帝国”，显得非常显赫——麦金德却告诫不能“忽视历史上的警告”（《重建》，页61，66）。事实上，麦金德的这部著作使得马汉的论著显得过时，直到今天，麦金德的“大陆腹地”威胁论对海上强国来说仍然是警世恒言。[17]
《重建》力图展示的是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关系决定了世界史的基本格局。麦金德指出，自人类有记载的5/6千年历史以来，地理的自然面貌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但人类历史的每个世纪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地理远景”——地理的政治面貌在人类历史中不断发生变化（《重建》，页36）。海上强国胜过陆上强国或者说海洋的重要性，仅仅是哥伦布纪元以后的历史景观。
在“海上人的观点”一章中，麦金德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麦金德称之为“河上强国”——讲起，依次讨论了掌控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掌控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文明，然后引出哥伦布纪元之后掌控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英国文明。对麦金德来说，英国是现代先进文明的代表。[18] 乍看起来，这一章似乎为海上强国的地理条件提供了一个世界史概观，实际上，麦金德的关键论点是：“海上强国的基地”始终是陆地——“海上的人力必须靠陆上某处的富源来供养”，否则就没有能力“控制海洋”（《重建》，页41，亦参页43）。毕竟，人是在陆地上生活的动物。从而，所谓“海上强国”的实质含义是：本来身处沿海弱势地理位置的民族通过海洋通道对别处的土地获得了“政治所有权”，而非仅仅是控制了海洋。
中东、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次大陆都既背靠陆地又临海，那里的民族为什么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充分利用和发展“海洋上的机动性”成为海上强国？麦金德的1904年演讲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欧洲的定居民族所受到的威胁除了大陆腹地来的游牧民族，还有“从海上来的海盗”——“驾着船只的维京人”（《枢纽》，页58，比较《重建》，页94）。西欧民族的海上机动性其实是海盗教的，而非古希腊人教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说海洋文明也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特征。《重建》所勾勒的世界史的古典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古希腊文明的崛起，凭靠的不是地中海，而是伯罗奔半岛。希腊人能够抵御波斯人的侵吞，不是因为马拉松海战的胜利，而是因为挫败了薛西斯在达达尼尔海峡用船搭成一座桥绕道北方进犯半岛。因此，伯罗奔半岛堪称希腊人掌控爱琴海的“大本营”（《重建》，页41）。然而，古希腊城邦最终没有能摆脱被陆上强国覆灭的命运，因为马其顿王国拥有更为深广的陆地纵深，从而能将东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同样，罗马凭靠拉丁半岛一步步获得政治优势，经过第三次布匿战争夺取迦太基，进而将西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重建》，页43-46）。即便英国崛起为海上强国，首先凭靠的也是自己“物产丰富、有安全保障的本土基地”——英格兰平原。麦金德充满感情地说，英国不应该仅仅感谢上帝给了它英吉利海峡：
在1918年这关键性的年头，我远望英格兰平原上一片丰硕的庄稼，我以为，作为以航海为业的人民，对于我们物产丰饶的土地的感恩，应当不下于对海峡的感恩。（《重建》，页58）
按照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逻辑，沿海民族要获得政治优势，只能跳出自然地理的限制，在别处获得自己掌控的土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战略纵深。直到16世纪，靠远渡重洋对发现的新大陆实施“政治占有”，才让总是受大陆腹地民族挤压的西欧半岛沿海民族摆脱困境。说到底，所谓Sea Power指的不是“制海权”，而是脱离自己的自然地理限制获得新的土地——在麦金德的历史地理视野中，美洲本来不过是“世界岛”的“外岛”，被西欧民族“政治占领”后才成为“世界岛”的“外新月形地带”的一个部分。
由此来看，施米特后来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观察》中的说法没有错：所谓海洋文明的真正起源是16-17世纪的现代西欧海盗。[19] 现代“海盗”与古典“海盗”不同，他们属于某个独立王权国家，而且还发明出一套“国际法”让自己具有法律身份：
参与这场世界历史争斗的勇敢的海盗们大多持有官方的委任书，肩负着政府的使命。因此，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他们是有法律身份的海盗，而非没有法律身份的海盗。（同上，页87）
既然如此，对于是否能把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对抗，就值得怀疑。事实上，是否应该把陆地与海洋的对立“看作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施米特保持了审慎的克制。毕竟，“陆地与海洋的冲突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不再表现为单单为某个如地中海那样的海盆而争斗”，“这种变革的深度只能在星体的世界图景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也就是说16世纪以后才能发生”（同上，页78-79）。
西欧国家的航海发现开启的绝非仅是人类对陆地的新自然视野，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政治视野。《重建》讨论的重点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即1904年演讲所说的“地理枢纽”，并进一步扩展了“心脏地带”所指涉的政治地理范围——麦金德在《枢纽》文中曾3次使用“心脏地带”这个语词，但并不经意。首先，从整个“世界岛”来看，“心脏地带”有南和北两个：“南心脏地带”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北心脏地带”仍然主要是1904年演讲所指涉的欧亚内陆。麦金德的地理透视希望表明：“北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有可能沿着“一条广阔的有草的路”从西伯利亚经波斯、阿拉伯、埃及抵达好望角，从而对西欧半岛形成包围（页75-81）。
“海上人的观点”以尼罗河文明为起点讲述世界历史，“陆上人的观点”以幼发拉底河文明为起点，然后从南北两个“心脏地带”的角度缕述世界史上的枢纽事件。麦金德给出的地理视角看似不同，其实都以西欧半岛所承受的来自内陆的压力为基本着眼点。从“陆上”的角度看，“骑骆驼的人以整个阿拉伯的深广内陆为后盾”，从南向东北、西北和正西三个方向进犯，骑马的人则以“北心脏地带”的深广内陆为后盾，从东北向南和向西进犯（《重建》，页88）。麦金德由此解释了西欧在“古典历史”时期所遭受的双重压力：阿拉伯帝国甚至进占西班牙，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草原人则沿着一片从腹地向西部边缘地带过渡的“大低地”向西压迫西欧半岛。相比之下，后一种压力更为持久和致命。毕竟，阿拉伯人的基地是“没有水草和略有水草的沙漠、草原以及面积较小的绿洲”，缺乏“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何况与拉丁半岛还隔着地中海的天然屏障（《重建》，页53，90）。
“大低地”是麦金德在《重建》中重新界定“心脏地带”时引申出来的政治地理概念（《重建》，页73）。由于这片“接连不断的平原”从“心脏地带”“一直铺展到[西欧]半岛以东”，腹地民族长期利用这一地理便利不断进犯西欧半岛。西欧沿海人民猛烈反击来自“心脏地带”的攻击，由此产生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以及威尼斯城市共和国和罗马天主教政体的品格。麦金德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草原民族有如一个“杵”，沿海西欧民族有如被“放在一个臼里”遭受捶打，现代欧洲文明就是这样被捶打出来的。由于沿“心脏地带”的东面和东南面有这个地球上“最巍峨广阔的高原”，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得以免遭如此打击（《重建》，93-94）。在麦金德看来，世界历史表明，“大低地”（其关键地带就是如今的东欧）向来是西欧半岛安全的门户，以至于谁控制了这片“大低地”，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在1904年的演讲中，麦金德主要担心俄罗斯的崛起，在《重建》一书中，19世纪末崛起的德国成了担心的重点（《重建》，页25-31，101）。不过，俄国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在麦金德看来，日本开放门户并非仅仅是迫于1853年美国海军的行动，俄国人出现在库页岛甚至南下深入北海道，已经把手伸向东亚边缘地带，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俄国“叩东印度陆上之门”，英国“叩中国海上之门”，两雄难免迎面相撞（《重建》，页120-121）。在接下来的“诸帝国互争雄长”一章中，麦金德着重论析了西欧、东欧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西欧沿海半岛与“心脏地带”之间的“大低地”。德国在这个地域的崛起，有可能掌控“大低地”进而掌控“心脏地带”，从而比俄国的威胁更为直接。在整个19世纪，趁欧陆忙于战争和美国尚未强盛，“英国的海上力量从中国经过印度到君士坦丁堡”，占据了“心脏地带”的几乎所有边缘地带。尽管如此，麦金德相信，一旦德国从俄国手中把“东欧的领导权”抢在手中，西欧半岛就面临灭顶之灾（《重建》，页123-124）。
总之，基于海上强国必须背靠大陆这一原理，麦金德相信，作为岛国的英国本土始终承受着来自欧陆扩张的压力。英国的安全并非取决于自己在“外新月形地带”通过“政治占有”获得了多少陆地，而在于消除来自大陆“心脏地带”的扩张威胁。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大陆建立均衡态势，让其相互制衡。20世纪的第一次欧洲大战起源于德国企图从俄国手中夺取对“东欧的领导权”，尽管战争结局是英法俄联手并在美国支援下克制德国取得胜利，眼光看得很远的麦金德仍然担心，若德国再度崛起并与俄国联手吞并东欧，对英国来说极为不祥。因此，英法两个海上强国必须压制“任何企图组织东欧和‘心脏地带’富源的强国”（《重建》，页124）。麦金德甚至已经预见到，德国的“意图”是把欧洲大陆和亚洲的“心脏地带”变成自己的海军基地，“在下一次战争中用来与英美作战”（《重建》，页109）。果然，第一次欧洲大战之后，德国的豪斯霍弗将军（Karl Haushofer，1869-1946）马上从麦金德的洞识中看到了德国应该做什么：由于面临东面腹地强国（俄罗斯）和西面海上强国（英法）的两面威胁，德国要摆脱这种“蟒蛇缠身”的状态，最佳战略是与腹地强国结盟，共同对付海上强国——豪斯霍弗按麦金德的见识制定了重建大陆秩序的构想，幸好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独裁者没有采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以理解，尽管豪斯霍弗在纳粹上台后成了红人，并在纽伦堡审判期间自杀，英美学界给他盖棺定论时的结论是：“很难证明”他的地缘政治“蓝图是希特勒野心之根源”。[20] 严格来讲，如果这种证明成立，便意味着希特勒的野心其实最终受到的是麦金德的启发。毕竟，豪斯霍弗的地缘政治观来自麦金德。
注 释
[1] 参见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朱悦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页4-8；西方学人的陆地认识的变迁，参见Paolo Rossi：The Dark Abyss of Time: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from Hooke to Vico（意大利文版Milano，1979），trans. Lydia G. Cochran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页3-120。
[2] 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毛昭晰、刘家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页156-161；宫崎正胜：《航海图的世界史》，前揭，页97页以下。
[3]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慰、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10，页49（以下简称“《枢纽》”，并随文注页码）。
[4] 参见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39-163；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李亦鸣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页32-33。
[5] 政治地理学思想史家通常把“政治地理学”这个术语的发明权归于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和瑞典政治学家契伦（Rudolf Kjellén，1864-1922），参见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页14。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杜尔哥已经发明了这个术语。关于契伦，参见Ola Tunander：“Swedish-German Geo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 – Rudolf Kjellén’s ‘The State as a Living Organism’”，刊于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7, no. 3, 2001。
[6] 杜尔哥生平参见W. Walker Stephens：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urgot: Comptroller General Of France 1774-76，1895 / 2006（Kessinger影印重版）。
[7] 参见沃格林：《危机与人的启示》，刘景联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135。
[8] Daire / Dussard编，Oeuvres de Turgot，Paris，1844，vol. 2，页611-626（以下随文注页码）。杜尔哥的“政治地理学”构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位置，参见沃格林前揭书，页130-136。
[9] 参见巴勒克夫拉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前揭，页34-39；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97。
[10] 参见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2），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页503-533。
[11] 2004年，《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百年之际，《地理学刊》重刊这篇文章以示纪念，见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2004。
[12] 参见帕克（Geoffrey Parker）：《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页29；亦参William Henry Parker：Mackinder: Geography as an Aid to Statecraft，Oxford，1982，页57-81。
[13] 参见吴于廑主编：《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揭，页2-3。
[14] “海上强国”的原文是Sea-power，坊间习惯译作“海权”，容易产生误导，译作“制海权”则是误译。Land-power亦有“陆权”译法，未见“制陆权”译法。
[15] 比较马汉关于“海上强国的构成要素”的观点，见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李少彦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页19-65。
[16] 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以下简称“《重建》”，并随文注页码），译文凡有改动，依据1942年New York版。
[17] 麦金德预见到，航空时代的来临会增强陆上强国的控制能力，参见《重建》，页65。因此，即便是空军占优势的时代乃至如今所谓“天体政治”（astropolitical）时代，麦金德的基本理论仍然没有过时，参见Benjamin S. Lambeth的“Air Power, Space Power and Geography”和Everett C. Dolman的“Geography in the Space Age: An Astropolitical Analysis”，收入Colin S. Gray / Geoffrey Sloan编：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Routledge / New York，1999/2013，pp. 63–82，83-106。
[18] 参见麦金德在第一次欧洲大战爆发前出版的《现代英国：文明研究导论》，H. J. Mackinder：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ivics，London，1914。
[19] 参见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邹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页15-19。
[20]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前揭，页41；亦参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前揭，页81-84。豪斯霍弗的政治地理学思想导论，参Andreas Dorpalen：The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New York，1984；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部战场的失败，参见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曼施泰因元帅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