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下）
本文原刊《思想战线》2016年第五期，经作者授权刊发。
四、海上强国与“民主的理想”
不难看到，《重建》对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关系的世界史论析具有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政治史学风格，与1904年的演讲文颇为一致。然而，《重建》与《枢纽》的一个重大差异十分醒目：《重建》为“民主的理想”忧心忡忡，《枢纽》则见不到这种忧心痕迹。
我们应该注意到，麦金德给自己的这部专著取名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仅仅看书名，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是一部政治地理学著作。事实上，迄今人们很难找到第二部以类似书名为题的地理学专著。在题为“前景”的开篇第一章，麦金德就为自己提出了捍卫“自由理想”的当下历史使命（《重建》，页15）。在接下来的第二章，麦金德以法国大革命传播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起头，随后就挑明这种理想所面临的“现实”难题。《重建》的最后两章分别题为“国家的自由”和“人的自由”，这样一来，讨论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历史对抗性关系的三个核心章节就被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夹在了中间：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对抗成了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代表“普世民主制”理想的英法美诸海上强国与代表“专制”的“心脏地带”陆上强国的对抗（《重建》，页17，177）。
麦金德对“民主的理想”的理解也带有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必须要有理想，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正如世界历史被分为陆上强国占优势的古典时期与海上强国占优势的现代时期，人类的“理想主义”也有古代与现代之分：古代的理想是禁欲主义（佛教、基督教），现代的理想则基于“实现自我的愿望”，让“每一个人可以过一种丰富的和足以自豪的生活”（《重建》，页17-18）。这样一来，麦金德让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显得具有了两种文明史观：一方面是修昔底德式的现实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是启蒙式的普遍历史观。由于这两种史观具有内在矛盾，麦金德才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所谓“民主的理想”指启蒙史观的自由主义理想，“现实”则指凭靠修昔底德式的史观所看到的政治地理现实。在第二章里，麦金德结合当时的历史现实陈述了这一内在矛盾的具体内涵。这一章的标题是Social Momentum[社会动能]，由于momentum这个语词明显与修昔底德史学的关键概念“运动”（kinēsis）有关，这个标题便透露了全书的如下基本意图：用“西方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地理现实来纠正其“民主的理想”。
在麦金德看来，“民主的理想”有两个基本含义，或者说这一“理想”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首先，“民主的理想”指的是实现个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平等”是关键，“自由”和“博爱”必须基于“平等”才能得以实现。第二，拿破仑战争把启蒙哲学的这一“民主的理想”带给了欧洲“心脏地带”的各个民族，“自由”和“平等”也成了国家的理想，即要求实现“民族国家的自由”。换言之，“民主的理想”不仅是要实现个人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民族国家原则”（《重建》，页16，159）。毕竟，没有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就谈不上个人的自由。
我们应该记住，所谓“自由”和“平等”的实质含义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实现自己的“幸福”，所谓“幸福”的含义是因拥有财富而生活得富足。延伸到国家层面，“国家的自由”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追求因拥有财富而生活得富足。在这一“民主理想”的引领下，“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正在从头做起”，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富足的民主权利（《重建》，页14）。麦金德把世界历史的这一普遍趋势称为“进行中的事业”（the Going Concern），即今天所谓的“现代化”。显然，麦金德所表述的“民主理想”正是杜尔哥的普遍历史观的要核。杜尔哥相信，贯穿整个人类的一条普遍历史的发展线索是：由于商业交往不断增多，人类精神不断在走向柔化的道德，即所有人获得“基本的人性化权利”。商业活动不仅是人类生活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权利化道德进步的推动力：“商业精神”与“平等精神”携手并进。[1] 麦金德虽然不知道杜尔哥，但他熟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想（《重建》，页19-21），并通过与杜尔哥持有相同信念的亚当•斯密的经济论获得了现代文明史观的理想：“文明越高度发展，分工就越细，组织就越复杂，其结果是，一个伟大的和进步的社会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动能”（《重建》，页14）。[2]
无论对个体还是国家来说，要实现“民主的理想”首先得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即谁都有追求因获得财富而活得富足的权利。可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地球表面上的富源并非平等地分配给了世界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各个民族。从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要消除这种自然分配的不平等压根儿就不可能，因为“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平等这回事”（《重建》，页13-14）。可是，“民主的理想”必然开放地球上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所有国家产生追求富足的欲望。由于自然地理资源并未平等分配，“平等”的权利诉求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性冲突（《重建》，页151-154）。问题来了：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历史上的战争无不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平等的结果”。麦金德甚至认为，如果考虑到“陆地和海洋的组合以及富源和天然通道的组合”，那么，自然地理“事实上有助于诸帝国的成长，并最终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的成长”（《重建》，页14）。换言之，世界历史总是呈现为几个“强国”为控制陆地而争夺，海上强国的出现不过扩大了控制陆地的地理范围。
可以看到，麦金德力图把他的“民主理想”与修昔底德式的“务实”精神切实地结合起来。然而，这种结合不过是用“务实”精神来修理“民主理想”。他嘲笑“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些迂腐的道学家，他们竟然认为：强国必须放弃凭靠武力让本国利益凌驾于弱国之上的权利（《重建》，页147）。我们不能说麦金德是一个不诚实的自由民主主义者——恰恰相反，麦金德非常诚实。结束《重建》一书时，他径直挑明自己的基本论点：“尽管从法律上讲，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但统治世界仍然靠的是武力”（《重建》，页179）。他苦口婆心向“西方的民主国家”发出呼吁：“让我们摒弃冠冕堂皇之言吧，民主必须考虑到现实”（《重建》，页180）。十分清楚，“民主”其实是海上强国的国家利益的代名词。
《重建》一书思考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让作为“外新月形地带”宗主国的大英帝国继续保持对陆上强国的政治优势。凭靠对“地理现实”的认识，麦金德认定，德国的威胁比俄国更为迫在眉睫。英国与德国的经济模式其实都来自亚当•斯密的经济论，两者的差别仅在于“竞争的单位”（《重建》，页125）。可是，与侈谈“民主理想”的西方国家不同，德意志人看重“现实政治”，以谋求维护自己的“强权”为尚（《重建》，页17）。麦金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强调：民主国家必须向自己的潜在敌人学习，必须重视政治现实——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虽然身为海上强国，英国的“基地”绝非是海洋，而是西欧半岛。因此，英国必须把从好望角经印度伸展到日本的新月形边缘地带变成自己的战略前沿，让整个“内新月形地带”成为抵挡德国和俄罗斯的战斗堡垒。[3]
西方的麦金德专家也承认，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是十足的大英帝国论。由于这种帝国论与自由民主的理想结合得太紧，只能称之为“自由民主的帝国论”。的确，麦金德甚至知道，熟悉现代历史的人会把英国形容为“野兽”，但他说，英国是“一头公正的野兽”（a just beast，《重建》，页59）。在今天，甚至我们中的不少知识人也认同麦金德的如下观点：“诸民族国家[平等]的自由”需要英国（如今是美国）这样的“强国”来保护。怎样保护呢？麦金德发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时，正值巴黎和会期间，他在书中呼吁，中国的胶州湾和东非绝不能还给德国。因为，德国当初占领这些地方时颇具战略眼光：德国人企图在这些殖民地建立进攻海上强国的前进基地，把中国人和黑人用作征服“世界岛”的补充性“人力”。麦金德宣称，民主的“岛国人民”有“责任”“保护印度人和中国人免遭来自‘心脏地带’的征服”（《重建》，页153-154）——似乎“西方的民主国家”从来不具有侵略性。麦金德在书中并没有说：胶州湾是中国领土，理应从德国人手中归还中国。可见，麦金德心目中想的不是他的“民主理想”，而是地理的政治现实：应该让印度人和中国人成为海上强国阻击“心脏地带”强国的补充性“人力”。
这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例子，它表明麦金德看重“政治地理现实”远胜于看重“民主的理想”。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演讲时，正值日俄战争前夕，当时英国与日本已经结盟（1902），力图共同遏制陆上强国俄国。然而，让我们惊讶的是，麦金德在演讲结束时表示，虽然他乐意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他仍然担心，如果日本取得成功，也可能会把海上优势与大陆资源结合起来，让自己成为东亚边缘的两栖强国，进而夺取欧洲海上强国对东亚和南亚边缘地带的“政治占有”。显然，对于海上强国来说，这将是难以设想的可怕威胁（《枢纽》，页70-71）。麦金德的这一担忧来自他的修昔底德式的世界史感觉，或者说来自英国的历史经验：英国曾经想要统治法国，法国也曾经想要统治英国——为此，两国打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英吉利海峡使得双方最终都放弃了自己的企图。但是，英国放弃了成为两栖强国的企图，却始终没有放弃这样的企图：阻止法国这样的两栖强国独霸欧洲大陆——为此，18世纪的英国不惜多次与法国交战（《重建》，页113）。
我们应该记得，日俄战争是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两个邻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情形在欧洲历史上并不乏见，在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应该问的是：麦金德为什么不关心中国的“自由”，竟然乐意看到日本把中国“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的是，1931年日本公然占领中国东北时——甚至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入侵时，西方的民主国家无一出面捍卫“民主理想”。在这两个历史时刻，麦金德也都没有出来捍卫他信奉的“民主理想”，想必是因为他始终拿不准：日本此举究竟意味着是在推进“外新月形地带”国家的战略前沿呢，还是在让自己变成东亚边缘地带的两栖强国。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日本后来没有与德国结盟，向美国发动突袭并随之夺取英法美在南亚的“政治占有”，变更其“政治所有权”的归属，英美这两个海上强国恐怕会将日本入侵中国大陆视为“自然事实”，继续袖手旁观下去，甚至乐观其成。
五、政治地理学与国民教育
如今，在美国的大学人文教育乃至普通国民教育中，世界政治的历史地理知识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美国人并非一开始就有这种国民教育习惯，而是在上个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养成。在此之前，美国大学生的世界地理知识“相当肤浅而陈旧”，普通人甚至分不清菲律宾到底是群岛还是一种水果的名称，尽管菲律宾早就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突袭珍珠港后，为了改变国民的世界政治地理知识状况，学者们积极“利用各种新技术和不同方法出版新一代的注释性地图，以澄清世界形势和正在展现的全球背景的特性”，各种报刊和各类学术刊物让世界政治地理“一度变成了全民津津乐道的话题”。[4] 从此，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了世界历史地理教育最为普及的国家。
美国学界搞政治地理学全民普及教育时，麦金德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马上成了重要教材在美国再版（1942）——麦金德为此写了“再版小言”。麦金德本来就是从事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高手，无论演讲文“历史的地理枢纽”还是《重建》一书，都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世界历史知识信手拈来，毫无掉书袋的学究气。事实上，《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就是为了教育国民而写的。麦金德不仅是地理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还是民主国家的优秀国民教师（甚至为小学生各年级编写地理教材）。[5]
麦金德非常忧虑的是：由于民主的理想主义者们长期灌输“民主理想”，民主国家的公民在考虑问题时仅仅从“自由”“平等”的理想观念出发，不知道还有“从战略上思考”这回事——民主国家的公民眼界低俗，“不从山顶上观察事物”，以至于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毫无准备”（《重建》，页31-33）。麦金德呼吁自己的国民看看德国：在那里，懂地理知识的绝不仅是少数专家，“广大群众也具有地理知识”——“地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说是个地理学家”（《重建》，页29-30）。我们中国学人只会背诵洪堡和李特尔是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这样的教科书式的专业教条，麦金德的敏锐目光却能把洪堡和李特尔的地理学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在麦金德看来，英国和美国公民缺乏政治地理知识，根本原因是民主理想的“自由”观念在作祟：“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把国家当作不能不要的坏东西，万不得已才许可它存在，因为国家限制自由”——其结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成了普通公民的固执偏见”，国民一心考虑的是“人的种种权利”，却不懂得“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必须凭靠国家及其组织能力（《重建》，页24-25）。当民主的理想主义者高喊：“国家啊，国家，你的公权力犯下了多少侵犯个人权利的罪恶”——麦金德说，这人不是个白痴还会是什么呢。麦金德警告自己的国民：德国想要“有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重建》，页113）。言下之意，英国应该致力于西欧的团结一致，尽可能让东欧四分五裂。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考虑，麦金德在1919年的胜利时刻要以《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这个书名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地理学思考。
1943年，欧亚两个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已经82岁高龄的麦金德接受美国《外交事务》学刊邀请，撰写了署名文章《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6] 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样，仅从标题来看，你不会知道这是一篇政治地理学文章。在《重建》中麦金德曾说，尽管“心脏地带”的边界很难清楚划定，但可以肯定，这个地带任何强国的崛起都会威胁“世界的自由”（《重建》，页104）。在《赢取》一文中，年迈的麦金德首先回顾了自己在1904年首次提出“心脏地带”威胁论时的个人思想经历（《赢取》，页202-204）。随后，依据新的战争状态，麦金德尝试重新界定“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学含义：“心脏地带”的自然地理含义基本不变，但其政治地理含义难免会随历史而发生变化。[7]
麦金德说，“心脏地带”的范围如今与苏联的疆域相当——这与1919年的界定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其政治作用：以前，“心脏地带”的俄国被视为西欧半岛的威胁，如今，苏联军队掌控的这片广大平原成了有效对抗德国的防御纵深和战略退却之地（《赢取》，页206-207）。麦金德将当时的苏联与一战中的法国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说，俄国在今天的战略价值远大于法国在一战中的战略价值。言下之意，德国进攻苏联必败无疑。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心脏地带”两强争雄的百年历史的终结：苏联将成为“全球最强大的陆上强国”，“心脏地带”这一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支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占优势的军队驻守”（《赢取》，页208）。
美国的参战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西线——麦金德准确地预见到，不出两年，“盟军将会占领柏林”（同上）。美国因此而崛起，从而与占据“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的苏联形成新的全球政治地理格局：自美国密苏里州一直伸展到苏联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金德认为自己在1904年提出的“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带”“外新月形地带”的三分法已经过时——恰恰相反，麦金德再次强调了这一三分法。不同的是，由于美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的新宗主，三分法的具体划分也随之而有所变化（同上，页209-210）。1943年的美国和苏联正在并肩作战，麦金德不便明确强调苏联在战后的威胁，但他仍然忍不住两次建议：美国必须与英法这两个陆海两栖强国联手，针对大陆腹地的传统威胁构筑一道永久性纵深防御体系——法国是桥头堡，英国是有海峡作为深壕围护着的战壕，美国则是战略纵深（同上，页208、211）。严格来讲，麦金德的《赢取》是真正的“冷战”教父。
麦金德在《赢取》中特别谈到了对战败后的德国国民施行自由主义再教育的问题——在麦金德看来，这种再教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问题仅在于如何施行再教育。如果以为施行再教育就是“选派教师到德国去反复灌输自由主义”，给德国人上哲学课，就过于迂腐了（同上，页208）。应该看到，眼下的世界历史为“允许欧洲半岛的人们进入欧亚大陆的内陆平原地区”驻扎军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在德国驻军，迫使“心脏地带”的大低地地区有一个“门户开放”的足够“宽度”。麦金德特别提醒，那里“储存着的丰富土壤、矿石和可供提取的燃料，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后下方相等”（同上，页211）。由于担心自由民主的理想分子会出来说，“在被征服的土地上驻军”“违反民主精神及其本质”，麦金德强调，思想的再教育让德国人自己去解决，重要的是让“民主国家”在德国的驻军“成为宣扬自由精神的老师”（同上）。我们看到，后来的美国不仅在德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教育”，也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成功施行了这种“再教育”。
对日本让自己与德国绑在一起，麦金德似乎深感惋惜，毕竟，这让“外新月形地带”的海上强国失去了对抗“心脏地带”的东方盟友。我们能感觉看到，麦金德对中国的兴趣不大，因此，他在文中将中国与英美相提并论的说法不能当真。在麦金德的世界历史观中，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似乎不佳：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虽治理良好，却长期处于“呆滞状态”（《重建》，页20）。麦金德预见到，一旦德国和日本被驯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处季风区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必定会走向繁荣。尽管如此，他指望的是，这个地区能在“心脏地带”与“外新月形地带”的未来对抗之间起平衡作用（《赢取》，页212）。中国捍卫自己“国家的自由”抗击日本入侵已经长达近10年之久，英美这两个代表“自由”理想的民主国家一直视而不见——《周围世界与赢取和平》一文甚至对此只字不提。罗斯福总统把中国拉进“海上强国”主导的阵营（丘吉尔老大不情愿），除了考虑到让中国分散日本的兵力，还指望国民党的中国在战后成为东亚的法兰西，充当替海上强国抵御新“草原人”的桥头堡——这很可能是受到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重建》的启发。毕竟，据说罗斯福一直是业余政治地理学家。
战争即将结束时，经过麦金德的世界政治地理学普及教育的美国在“外新月形地带”的东端骗了俄罗斯人一把，凭靠绝灭性武器单独实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继而将战败的日本死死绑在“外新月形地带”的属性上充当“西方民主国家”防御俄国人的战略前沿。麦金德在1947年去世，世界历史地图的最新版本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了“外新月形地带”的宗主，并通过北约军事同盟有效掌控了“新月形地带”的西欧区域。由于俄国凭击败德国控制了“大低地”地区，对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原则了然于胸的英美政治精英自然不会因战争的胜利而心里的石头落地，反倒更为提心吊胆。毕竟，取代草原民族的俄罗斯人已经把战略前沿向西推进到西欧边缘……冷战随即爆发。美国本来积极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由于这个政府过于腐败且专制，最终决定撒手不管。新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使得“内新月形地带”的远东区域一下子成了“破碎地带”——美国猛然醒悟到，具有“民主理想”的政府即便再腐败且专制也不能撒手不管，只要对海上强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是，朝鲜半岛出事时，美国觉得再也不能犯错。麦金德在1919年提出的民主理想的现实主义论再次派上用场：美国海军以捍卫“自由世界”的名义进驻台湾海峡……直到今天，“保卫‘自由’和含糊其辞的美国的‘国家利益’足以为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入侵他国的地方省份或彼此未定的中间地带进行辩解”。[8]
麦金德在1943年给美国的建议是：先与俄国联手制服德国，然后再制服日本——这意味着贫弱的中国得替西方多牵制日本一阵子。
稍等一会征服日本是明智的。这样做虽然在道义上对中国有亏欠，但中国会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有助于她在其浪漫的冒险中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一个新文明——既非完全东方也非完全西方式的文明。[9]
中国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资本”？“雅尔塔秘密协定”和钓鱼岛在战后交付日本托管。多年以后，战后的中国的确“得到一笔可观的资本”，但那是共产党的中国靠与“西方的民主国家”联军作战获得的。麦金德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世界历史上的精彩一幕：贫穷而且装备落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竟然敢与美国纠集的内外新月形地带的民主国家军队在朝鲜半岛上交手，并将美国联军死死钉在事发原地。然而，如果我们因此认为麦金德的理论短视或已经过时，那就大错特错。麦金德一再强调，现代的“世界地图刚刚画成，所有旱地都立上了政治所有权的木桩”（《重建》，页37）。换言之，陆地都有了自己的主人。这个主人是谁呢？19世纪以来，英国的海军力量从英伦三岛经好望角延伸到日本，并沿长江深入中国内陆，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海上强权：“海上的英国商船是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英国资本在外国的投资是不列颠资源的一部分，受伦敦城控制，可以用来维护海上和遍诸四海的强权”（《重建》，页59）。[10]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取代英国围绕世界的大海角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海上强权。经过对中国大陆的长期封锁之后，美国见中苏起隙是真的，麦金德的崇拜者基辛格趁机拉拢中国，成功化解欧亚大陆腹地大国与东部边缘地带大国的结盟。麦金德曾指望俄罗斯将来有一天也成为联邦制国家，让“心脏地带”强国自行肢解（《重建》，页151）。这一天终于到来：苏联及其华约联盟瓦解，俄国实现了民选总统的“民主理想”。可是，麦金德教育出来的“西方民主国家”联盟并没有因此认为新“草原人”的天性已改，反倒在麦金德界定的“大低地”地带进一步加强军事存在……当中国积极迈向麦金德的“民主理想”时，美国则用“重返亚太”加强在东亚和南亚的军事部署。麦金德早就说过，“西方的民主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派遣舰队驶入黑海和波罗的海”去抑制“心脏地带”强国的势力（《重建》，页146）。如今，即便陆上“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的国家与“西方的民主国家”分享了“民主的理想”，英国的继承者也绝不会忘记麦金德的教诲——1996年，美国国防大学出版社将麦金德的《枢纽》《重建》《赢取》合为一书出版。对于凭靠控制外新月形地带获得世界优势的英美来说，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始终具有启发性：要保持世界地理上的政治优势，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打好“民主理想”的意识形态战争，还必须在整个“内新月形地带”建立稳靠的防御带。
麦金德在1918年写到：“战争的世界战略完全改变了，从此我们是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战场而战”（《重建》，页63）。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经过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启蒙教育，我们至少已经明白，世界地理位置上的“民主国家”具体指谁，“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
注 释：
[1] Ronald. L. Meek编/译：Turgot on Progress, Sociology and Economics，Cambridge Uni. Press，1973 / 2010，页73-75。
[2] 参见Peter J.Hugill：“Trading states, territorial states, and technology：Mackinder’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ourse on states and polities”，收入Brian Blouet编：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London，2005，页107-122。
[3]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新中译本将书名译作《陆权论》（徐枫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5），从字面上讲是错译，从观点上讲没错。
[4] 参见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地理思想》，前揭，页108-109。
[5] 麦金德作为政治活动家以及政治地理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参见Gerry Kearns：Geopolitics and Empire: The Legacy of Halford Mackind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页50-62，163-194。
[6] 原刊Foreign Affairs，21（1943），pp. 595–605，重刊于H.J.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Washington，DC: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195–205。中译（摘译）见麦金德：《图解大国陆权》，何黎萍编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页201-212（以下简称《赢取》，并随文注页码）。
[7] 麦德金对“心脏地带”的三次表述的差异，参见Geoffrey Sloan的“Sir Halford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一文的分析，收入Colin S. Gray / Geoffrey Sloan编：Geopolitics, Geography and Strategy，前揭，pp. 15–38。亦参David Hooson：“The Heartland – then and now”，收入Brian Blouet编，Global Geostrategy, Mackinder and the Defence of the West，前揭，页165-171；崔建树：《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研究》，见《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页86-98。
[8] 奥沙利文：《地理政治论》，前揭，页4。
[9] 见Foreign Affairs，21（1943），p. 603，此句中译文不完整，见《赢取》，页210。
[10]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在长江的南京河段拒不听从解放军的停驶禁令，按老习惯率先炮击河岸的解放军炮兵阵地，随即遭到猛烈还击，乖乖停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