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会饮》中学到什么？
为何我们选择会饮？
摘自《论柏拉图的〈会饮〉》
作者列奥·施特劳斯，由伯纳德特整理
1.《会饮》是关于哲学与诗之间的冲突的对话，在其中，诗人们处于为自己辩护的位置。
2.《会饮》的主题是政治事物的根基——自然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事物与爱欲，诗和爱欲，有高度一致性。
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这两个主题之间有某种关联。
下面我们着手的问题是：为何我们选择《会饮》？我们可以指望从《会饮》中学到哪些在其他所有对话中不太可能学到的东西？
暂时先说两条理由：哲学有很多竞争者，或者说，哲学有很多的替代者（alternatives）。但柏拉图认为，哲学最重要的竞争者和替代者是诗，而非科学。从柏拉图的观点看，今天被我们称为科学的东西完全是而且显然是从属于哲学的，因此不能成为哲学的竞争者。人们也不能说宗教是［哲学的竞争者］，因为宗教（religion）不是一个希腊术语。有人可能不得不说虔敬。但虔敬跟哲学在柏拉图看来也不是竞争关系，因为恰当地理解的话，哲学就是真正的虔敬。哲学的竞争者是诗，尤其是有着最深最广感染力的肃剧，因为肃剧能从最深处打动最多的人。
在《王制》（the Republic）卷十开端，柏拉图谈到哲学与诗之间的不和。在《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y of Socrates）中，诗人迈勒图斯（Meletus）作为苏格拉底的主要控诉人出现。他站在诗人立场上反对苏格拉底。诗人团体的利益一直以来都受到苏格拉底危害。对苏格拉底的正式控诉由一场非正式的控诉引领，尽管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确实没有发起这一非正式控诉，但它却表达在他的剧作《云》（Clouds）里。
华夏出版社《苏格拉底的申辩》
哲学与诗争端何在？在于竞争谁的智慧最高。让我以阿里斯托芬的《云》为例：《云》中呈现的苏格拉底是个研究自然的学者，探究所有事物的自然本性或整全的自然本性，他也是个修辞术教师。这个苏格拉底败坏青年，他让青年看到支持不义的理据胜过赞成正义的理据。他超越了人的朝生暮死的日常生活，那种仅仅属人的生活，他认识到，那些被所有人视为神圣的东西具有约定的特征（conventional character）。
尽管苏格拉底是修辞术教师，但最后仍不能赢得辩论——他不能说服大多数人。他的“思想所”（think tank），他的学校，最后被烧毁。阿里斯托芬暗示：与诗截然不同的哲学没能力说服或吸引大众。哲学超越了朝生暮死者，超越了世俗事物也超越了政治事物。然而，哲学找不到返回朝生暮死者、世俗事物和政治事物的道路。这样的哲人对哲学的生存处境（即政治生活）视而不见。他没有反思自己的作为，也缺乏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缺乏柏拉图式的广义的审慎（prudence），因为他不理解政治事物。
《云》中的苏格拉底，坐在竹篮里思考自然事物
这点又与这样的事实有关（我还是跟随阿里斯托芬的指示）：哲学既是无爱欲的（unerotic）也是非音乐的（a-music），它是非诗艺的（unpoetic）。哲学对人们在生活中、在生存活动中经验到的各种人类事物视而不见。这些生存活动恰恰是诗的主题。诗把纯粹的理论式智慧和人类处境交织为一体。它通过自我认识使完全理论式的智慧变得完整。诗是智慧的拱顶石。唯独诗才导向最全面的知识。顺便指出，在座各位都能在当下生活中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中间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关于现代社会，一个颇有才干的当代小说家要比卷帙浩繁的社会科学分析告诉我们的东西多得多。我不是质疑社会科学分析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观点，最好还是去读小说，而非社会科学作品。
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捍卫苏格拉底，他们对这个指控的反对如下：苏格拉底对政治远非视而不见，他才是政治事物本来面目的真正发现者。恰恰是苏格拉底才理解这样的政治事物，理解政治的特性便是对哲学的某种抵抗（recalcitrance）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到，柏拉图《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在政治上是负责的。正是通过他的努力，赞成正义的理据最终战胜了赞成不义的理据。苏格拉底的哲学是种行动，一种服从“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的德尔斐指令的行动。他的整个哲学就是自我认识或审慎。而且，苏格拉底绝不是一个无爱欲的人，他是爱欲专家（erotician）。说诗是哲学的拱顶石不对。相反，哲学才是诗的拱顶石。
这点并不只是像我们在《会饮》中将看到的，意味着在竞争智慧最高位置时哲学打败了诗，还意味着名副其实的哲学比普通所谓的诗更有真正的诗艺。诗按各种人类事物的恰切秩序（即高是高，低是低）表达或解释人对这些事物的经验。但诗必须承认，人类事物并不就是最高事物或首要事物，真正的本原也不再是属人的。比如说，在荷马那里，本原（the principle，the arkhē）是大洋（Ocean）——俄刻阿诺斯（Okeanos）。但荷马没有也不能让我们看到，本原在人身上变得明显（becoming manifest），胜过在一切其他事物上，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变得明显。当你看赫克托（Hector）或阿基琉斯（Achilles）时，你不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俄刻阿诺斯［大洋］，不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本原。
柏拉图暗示，关于本原的终极知识与诗本身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并置（a crude juxtaposition）。有鉴于此，柏拉图声称，按他对本原的理解，他有能力让真正的本原在人类、人的行动和他自己笔下的角色中显现出来（transparent）。他之所以能提出这样的声言，是因为他对人类灵魂有独特的意见，这个我们接下来会学习。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灵魂（在某种意义上，人也是如此）仿佛是一个各种最高本原（the highest principles）的共生体（the concrescence），是各种最高本原的共同生长。因此，如果你已经理解了灵魂的本质，你就可以使这些最高本原在所有人和人类的所有类型中显现出来。这也正是柏拉图通过各种对话试图要做的事。柏拉图哲学对这些本原有更深入的理解，因而就能够在人身上看到这些本原的各种显现。
柏拉图对诗最广泛的讨论见于《王制》和《法义》（the Laws），但在这两篇对话里，我们并没有与诗人们谋面——其中没有诗人在场。苏格拉底与诗人会面、与诗交锋是在《会饮》中。这是《会饮》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第一个原因。为了不让各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极特别的前提，即某种对柏拉图的同情，我可以担保说，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人类理性的地位问题。哲人和诗人都相信人类理性，但诗人某种程度上还暗示，在理性之外还有某种比理性更高的东西，这种东西必须取代理性的位置。
古希腊墓葬中描绘会饮的壁画
《会饮》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诗和哲学的共通主题是各种人类事物，但人类事物首先是政治事物，因为人类最重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目标是政治性的——自由与帝国。人们也可以说，战争与和平是明显的政治现象。别忘了，一部几乎堪称最伟大的现代小说的标题就是《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即便在今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报纸头条上的出现频率也比芝加哥白袜（White Sox）或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最近的婚变要高。史普尼克人造卫星（Sputnik）与冷战的关系即便最无知的人也一目了然。但政治事物的核心是什么？今天，最引人瞩目的事实是不同政治秩序、不同政制（regimes）之间的一种敌对。不是俄国与美国，也不是俄罗斯文化和语言与英美文化和语言之间的敌对，这些东西都只是偶然的。
政治事物的重中之重便是那种被古希腊人称为politeia［政制］（柏拉图的《王制》，书名原文即是该词）的现象。这词的意思，如果宽泛地解释，指某种类似宪政（constitution）的东西。Politeia规定政府的性格，规定政府的各种权力。然而，另一方面，politeia更为重要的涵义在于，它也规定一种生活方式。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根本上由这个社会的等级次序——现在也称为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决定。
雅典卫城与狄俄尼索斯剧院
这种社会分层最大众的形式表现在这样的问题中：哪种类型的人可在光天化日下占统治地位，并且以强求权力、服从和尊重为目的？当社会作为一个社会通过各种行动呈现自己时，哪些习惯在作为整体的社会中得以养成并受到推崇？有哪些道德品味通过政治秩序发挥作用？通过当下的经验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一意义上的政制具有多样性。它们间的相互冲突不过是人的各种心智的一种冲突。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制最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此前的苏格拉底）等人最早给出的答案是：由智者（the wise）绝对地、不负任何责任地进行统治的政制最好。
所谓不负任何责任，是指他们不必对其他人负责。认为智者应对不智者（the unwise）负责，这似乎违背自然。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知道，这种政制不可能存在。少数智者的体力太弱，无法强制多数不智者，而且他们也无法彻底说服多数不智者。智慧必须经过同意（consent）的限制，必须被同意稀释，即被不智者的同意稀释。换言之，政治事物包含某种东西，类似于一种不智的权利（a right of un-wisdom），一种愚昧的权利。这就是政治的悖论：不智的这样一种权利要得到承认。城邦——民众——要求最高程度的尊重，但它其实当不起最高的尊重。这是政治的两难。
雅典民主制中用于投票的碎陶片
实施统治的，不是智慧的宣示，而是法律。智慧的统治只有通过如下方式才有可能：智慧的立法者设计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后来又通过对全体公民的说服得以采纳。当然这些法律仅仅被采纳还不够，还必须有人能公正地运用并实施这些法律。意指equitable［公正的］的古希腊词跟意指gentleman［贤人］的古希腊词相同。正当种类的统治便是贤人的统治。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跟英文的gentleman［绅士］意思不尽相同；前者更多指那种拥有乡村财富而非商业财富的城市贵族（urban patricians）。这便是众所周知的、古希腊思想的经济背景；在某些人看来，这也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偏见。
我现在关心的乃是关键性的、并不完全受这些问题影响的哲学方面。如从这个方面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隐含意味便是：理性的社会，由完全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城邦之为城邦的特征是，它对理性有一种本质性的、不可救药的抵抗。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实例，我在适当时也会举出这方面的实例。政治事物中有某种严厉的（harsh）东西，某种愤怒的东西。柏拉图在某些场合把法律比作一个愤怒的、冥顽不化的老人，总是絮絮叨叨说着同样的东西，绝不会敞开心胸考虑周围环境（《治邦者》［Statesman］294b8-c4）。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柏拉图把政治性的激情称为“血气”（spiritedness，thumos），血气也指某种类似怒气（anger）的东西。这种严厉和严峻（harshness and severity）对城邦的建构是本质性的，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城邦最重要的特征。
柏拉图在《王制》中教导说，这种他称为血气的机能比欲望（desire）更高。各位不妨回想一下，在《王制》中，灵魂有三个组成部分：让我们称第一个部分为理性（reason），然后是两个非理性的部分，血气和欲望。欲望也被称为“爱欲”（eros），对我们目前的课程来说，这是个关键词。我想通过另外两点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灵魂的三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器官
按《王制》的教导，僭主，最糟糕的统治者，正义和非正义的化身，都是爱欲的化身。另一个例证：柏拉图在《王制》卷二讨论人们建立社会的各种动机时，对生育只字未提。他谈了饥、渴和对庇护的需要。如果考虑到政治式激情——血气——和爱欲式激情的紧张关系，那么，《王制》整个论证便是基于一种深思熟虑的且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夸大其词的对爱欲的贬低。
血气与爱欲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对应于政治事物与非政治事物之间的张力。如果把柏拉图的《王制》看作政治对话，那我们姑且可以说，《会饮》则是最强调非政治色彩的一篇柏拉图对话，因为他在《会饮》中处理的那种元素是人身上跟政治元素有着本质张力的元素。
让我来解释一下。作为政治科学家，我们对政治现象有兴趣，但我们必须同时也对政治之为政治本身感兴趣。比如说，是什么使选举具有独特的政治特色？在柏拉图那里，最重要的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与对特殊政治现象的研究不同的那种政治事物是什么？如果不以某种方式理解非政治事物，人们就无法理解政治事物本身。
你们在谈论政治事物时，你们的言下之意是，政治事物之外还有某种东西，你们必定对其有所意识。非政治事物可能跟政治事物毫不相关，如，关于消化的问题，关于月亮背面的问题，但它也可能跟政治事物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非政治事物要么低于政治事物，如经济事物，要么超逾政治事物——宗教。与政治事物有关的非政治事物是政治事物的基础，它要么是政治事物的条件，要么是政治事物的最终目的。在这两种意义上，非政治事物在传统上都被称为自然事物（the natural）。
有可能存在某种自然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尊严上超逾政治事物，也给政治以指导。这正是谈论自然法和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的思想家们要表达的意思。自然的（natural）一词指的是政治事物的根基，但这些根基本身不是纯然政治性的。政治事物的根基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而自然又可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还有一点，柏拉图某种程度上主张，人的自然本性，以及某种程度上整全的自然本性，就是爱欲。
概括一下。《会饮》是关于哲学与诗之间的冲突的对话，在其中，诗人们处于为自己辩护的位置。他们不能在《王制》和《法义》中为自己辩护。其次，《会饮》的主题是政治事物的根基——自然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自然事物与爱欲，诗和爱欲，有高度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这两个主题之间有某种关联：诗人似乎尤其擅长表达爱欲，而爱欲似乎也需要诗艺的对待。关于一般性的导引就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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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柏拉图的《会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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