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与卢梭——民族文化和政治合法性（节选）

赫尔德与卢梭

——民族文化和政治合法性

文化与自然

（节选自《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

赫尔德

如果不考虑实质和重点上的区别，那么可以说，赫尔德与卢梭共同分享了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预设，那就是一切事物皆因其固有本性（inherent nature ）才能够实现完善。既有（the given ）和意欲（the aspired to）、实然和应然的交织，使得事实与价值、传统与理想、被发现物与被创造物之间的界限有可能变得极其模糊。“文化”和“自然”的含义，就其本身而言，也就始终含混不清。

诚然，将文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尝试有它自己的问题意识。卢梭、赫尔德或浪漫派呼唤自然时，他们的目的在于用真实和自然来反对做作和人为。他们希望提醒人们，自然的生长可能受到了妨碍，人的能力与人的发展遭到了扭曲，简而言之，“进步”可能意味着衰败和异化。

卢梭

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的文化不单单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在人们身上的确发生或由人造就的事情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累积的结果。为了获得合法性，文化不得不从表面上的连续性中恢复过来，这种连续性处心积虑地隐藏了意义和实质的重要断裂，从而有助于把堕落伪装成真正的发展。因此，为了使未来成为合法的，就必须对过去进行重构，进而不得不在各个方面都重新追溯过去走过的道路，并且再次占有我们真正的遗产。

为了将民族文化呈现为真正的文化，我们必须让人们看到，民族文化的呈现意味着恢复原初的和真正的本质，总之，这一本质就是有机体这一隐喻背后蕴含的那种冲动。不加区别地把所有恶意、反动、极权主义、种族歧视和精英主义的谋划都归于有机体论，这样无法抓住要领。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机体的隐喻是必要工具，可以使文化和自然的动态融合变得明白易懂并且具有说服力，对于卢梭与赫尔德来说情况无疑就是这样。

融合自然既有之物和文化创造之物的尝试包含某些困难，相应的那些解决方案立不住脚，然而民族主义的学说并未遭到削弱，事实上其吸引力反而因此增强。因为，可以证明，自然与文化的融合所需要的那种含混，毫无疑问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我会详细说明两种影响深远的通往民族性观念的进路之间的区别，但在这之前，我还是要先概括一下它们的共同之处。

霍布斯

首先，赫尔德与卢梭都拒绝接受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的确，卢梭认为人天生就不具有社会性，然而他跟赫尔德一样，都同意自然人天性爱好和平。然后，他们都对普世主义怀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尽管内心都是普遍论者，但他们都把普世主义当作一套空话、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而不予采纳。他们将普世主义视为流传至今的自然法传统中的一个部分，但在他们眼里，这一传统建立在对并不存在的国际秩序的幻想之上。

此外，赫尔德和卢梭一样，是一个极端的平等主义者，他质疑财富和财富间接创造的社会特权。他们都厌恶所谓的高级文化，主要是因为它生长自不平等的社会土壤。与他们众多的浪漫派“追随者”迥异的是，无论卢梭还是赫尔德，都无意将中世纪理想化，因为中世纪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无法吸引他们。在他们眼里，民族性或国家性得以建立的根基是普通民众，而非贵族、教士和知识人。尽管在关于“缔造民族国家”（nation -building）的问题上观点不合，但他们一致同意，民族的根基若要具有本真性，就必须源于普罗大众。

《利维坦》扉画

最后，在敌视一切形式的个人依附关系的方面，赫尔德丝毫不亚于卢梭。超出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不应要求有主奴之别，因此法治应当取代人治。

除此之外，他们二人都认为宗教本质上是民族的；从历史上看，民族和宗教总是相互伴随的。卢梭之所以重视宗教，主要是因为宗教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政治纽带方面起着工具性作用，而赫尔德作为一个相当虔敬的思想家，则十分重视宗教本身的价值。虽然如此，他们都注意到宗教在加深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感和自我意识方面的作用。卢梭和赫尔德这方面的灵感都来源于以色列的历史。对赫尔德来说，摩西乃是“万世师表”；卢梭则极力敦促波兰人追随由摩西和希伯来人所设立的典范。

他们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也相近。赫尔德对古老宗教遭到摧毁深感痛心，因而指责基督教的传教士和统治者从许多土著人民那里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的历史”。卢梭则更进一步在组织化了的基督教当中看到了民族毁灭的种子。耶稣希望在尘世建立一个精神王国，通过这种方式，他把宗教制度与政治制度割裂开来，从而摧毁了民族的统一。卢梭还补充说，从那以后，基督教就“造成了信仰基督教的各个民族永不休止的内部分裂”。

接下来，虽然卢梭与赫尔德主张民族的独特性，但他们没有像很多浪漫派分子那样，把这一观念与类似弥赛亚传统中的选民观的那种民族神圣使命联系起来。他们说每个民族通过充分认识自己的独特本质，而使自身的人性品质得到完全充实，但这绝非暗示普遍的救赎依赖于任何独特民族的自我实现。

最后，除了他们两人在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转型方面的分歧之外，赫尔德与卢梭还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信念：他们都认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对自己和与自己一样的其他个体的体察和理解。他们觉得，这种体察和理解唯有在某种构成我们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经验语境当中才能获得。只有靠这些语境，才能确保我们在任何特定的发展时期或阶段中的真实自我认知。一个人的自我体验和像自我体验般体验他人感受的经历，将构成一段连续的、有意义的本真体验，这一体验本质上基于一个人的语境式存在，同时又反过来决定着这种存在。

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我将转而对两位思想家各自进行探讨，同时我还要重点讨论与我们的目标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先，是什么让个人的简单聚集转变成一个集体？换句话说，是什么使孤立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整体中的成员？又是什么使人民（people）变成了一个民族（a people or nation）？其次，一个民族一旦建立之后，是什么让其生存下来？卢梭与赫尔德都乐意承认，就这两个问题而言，他们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孟德斯鸠的启发。他们像孟德斯鸠那样，着手解决文化的相互关系（cultural interrelation）与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问题。

孟德斯鸠

然而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别关心一系列更加具有特殊规范性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最可欲的生活单位（unit）？在治理这一单位的种种形式当中，哪一种——假如存在的话——是最合于自然的，或者至少是最不违反自然的？尽管他们在心理学方面的洞察力和对独一性和不可比性的特殊倾向都超过了孟德斯鸠，但他们和孟德斯鸠一样，在探讨“民族精神”或“民族品质”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力量时，对内在的或“遗传”的动因和外在的或“环境”的因素的评价总是摇摆不定。

但是从总体上看，相当离奇的是，赫尔德热衷于一种内在发展亦即自发生长（spontaneous unfolding）的观念，而卢梭更加强调外在因素的作用，尤其是立法者在塑造民族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之所以说这是“相当离奇”的，是因为他们两人当中只有赫尔德承认自己是一个改革者，而卢梭并没有这样说过。

在赫尔德那里，我们看到了非比寻常的使命式的热情和最为高亢的乐观主义精神。反观卢梭，即便不是彻底悲观，却也没有那么乐观，他对彻底改变世界的行为充满了怀疑。尽管如此，二人都认为，为了使发展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在文化和自然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换句话说，文化永远不能离自然需求太远。但赫尔德与卢梭都意识到，这种平衡是相当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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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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