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蕴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走了哪些弯路？
摘要
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述方针政策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摆动，似乎有悖于常理。仔细推敲，其实并不难解开这个疙瘩。这个扣就在于我们当年接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只是看到他们在具体方针政策上的缺陷，并没有对总体模式发生怀疑。这就是说仍然把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排斥市场机制的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看成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当问题被提到究竟是姓“社”、姓“资”这个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高度时，这些方针政策也就必然遭到否定。
本文首发于《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原题为《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所以成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主要思想障碍，原因固然很多，但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可谓是根本的理论原因。
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由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最初设想经过15年左右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再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实现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采取了国家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战略。应该说，这两种思路和决策，都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的。然而，就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而言，则基本上是照抄苏联模式。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丛经济上说：它不允许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只能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与之相联系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全社会实行的是一种排斥市场机制，由国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的计划经济。
关于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形式，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的非常明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农民和手工业者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的集体所有制；把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关于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终样式，无论是1951年12月的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草案），还是1953年12月的农业生产合作决议，都明白无误地指出，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从我国逐步建立起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来说，虽然有建国初期的客观形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际需要的原因，在实际生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只能是排斥市场机制，由国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统一的计划经济，则是明显接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在50年代前期，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照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这首先是，苏联这种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结构和排斥市场机制的、由国家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其基本原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推测是大体相符的；其次，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定程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因此，在当时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作为榜样来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6年，我们在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上述目标的基础上，中共八大又宣布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这样，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影响着我们几代人的固定观念。
本书主要论述了刘少奇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
对八大路线的否定、肯定、再否定
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初和苏共20大之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如下重要思想：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允许个体经营，必然出现雇工，于是就有地下工厂。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12月指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要有原料，有销路，私人可以投资开厂。1957年10月，国务院又正式规定，农村副业生产，允许大公经营、小公经营和个体经营三种方式并存。
第二，计划管理体制，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工厂一点权力；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关系，更多地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因此，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
第三，流通体制，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据此，八大决定改进购销关系和市场管理办法，合理调整物价，以利于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四，工业化的方针，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防止片面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倾向。八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导思想。
但时隔一年左右，上述方针、政策全被动摇。这就是1958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同时，又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出现了消灭私有制残余和公有制升级过渡的热潮。农民自留地变为集体经营，社员家庭副业被取消；在公社内部实行经营、核算、分配全社统一。由于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体制，认为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于是又规定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表。在城镇，个体手工业户重新被组织入社，集体工商户则并入或转为国营企业，留下的个体劳动者的收入要受严格经济措施的控制。与之相应的是，城乡集市贸易相继关闭。这样，较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及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分配方式更趋于单一化。1958年实行“以钢为纲”的“大跃进”，使重工业产值比上年猛增78.8％，而农业只增长2.4％，使产业结构变得极不合理。
从1961年进入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中央总结了经验教训，又基本上重新回到了八大路线的轨道。第一，重新肯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个体所有制作补充的所有制结构。第二，重新肯定了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第三，与之相应，在理论上批评了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念，肯定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四，鉴于“大跃进”造成的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重新强调了要安排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做到各方面之间有恰当的比例关系。第五，鉴于1958年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企业关系上，权力下放得不适当造成的混乱，中央又加强了对计划，基本建设，财政、信贷和大型骨干企业的集中统一管理。
这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再次取得成效，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八大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正确方针政策又一次被否定。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城镇自负盈亏的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开放集市贸易，统统被批判为“复辟资本主义”；把重视价值规律作用，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利润挂帅”；把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于是，再次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和割“资本主义尾巴”，使集体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大大减少，个体手工业、个体商贩、农民的家庭副业被取消，集市贸易几乎完全关闭。又重新出现了单一公有制和国营商业单一流通渠道的清一色局面。
从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述方针政策出现如此大幅度的摆动，似乎有悖于常理。仔细推敲，其实并不难解开这个疙瘩。这个扣就在于我们当年接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只是看到他们在具体方针政策上的缺陷，并没有对总体模式发生怀疑。这就是说仍然把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排斥市场机制的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看成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理论上，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生产，但并没有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完全从资本主义范畴中解放出来，一方面现实的经济生活还离不开个体经济、集市贸易，也需要发展商品生产、扩大商品流通，因此在具体政策上可以允许；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雇工现象、私营经济的出现，集市贸易的发展也必然会使部分农民参加搞长途贩运和弃农经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需讲究利润原则，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来衡量这一切，当然又感到这与我们已经宣布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当问题被提到究竟是姓“社”、姓“资”这个我国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高度时，这些方针政策也就必然遭到否定。
本书主要论述了刘少奇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
用苏联模式裁判姓“社”姓“资”
60年代的中苏公开论战，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承认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中国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棒，决不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全盘否定斯大林，坚持对斯大林要作历史的公正评价。但是，恰恰在后一个问题上走得过远，由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走向了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这正是我们1956年在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还缺乏透彻了解这个弱点的反映。可资证明的是，我们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裁判姓“社”姓“资”的标准。最具代表性的是1963年9月26日发表的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把南共联盟为摆脱苏联共产党的控制，决心走自己的道路的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的作法，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例如：
第一，文章判定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于是结论说：“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文章认为“工人自治”表现在，（1）“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2）“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3）“实行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4）“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5）“各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关系，而是在自由市场中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资本主义关系”。“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使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完全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轨道”。
第三，文章认为：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私人可以创办企业，可以雇用劳动力”。“在南斯拉夫的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业企业，私人服务业；私人商业，私人房产业，私人运输业，而且还有被称为‘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者”。这一切显然都是南斯拉夫朝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证据。
第四，文章认为，南斯拉夫从1951年起，就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从1953年开始陆续颁布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这一切都是“鼓励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此外，文章还认为，“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南斯拉夫1950年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的后果是：“南斯拉夫就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这篇文章给我们明晰划出了一个姓“社”姓“资”的界限：社会主义必须是苏联式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必须是以排斥市场和竞争为特征的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必须对个体和私营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不能允许其长期合法存在；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实行国家垄断制，绝不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凡越此雷池一步，就必然是姓“资”而绝非姓“社”。这时，不但不再承认苏联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把苏联的经济生活统得过死、缺乏活力的弊端，相反却认为苏联模式还不够纯洁、完美，因为斯大林时期，“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强调要“彻底实行按劳分配”，是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为此，提出必须“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用上述标准来检查国内的实践，八大路线和调整时期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被戴上了姓“资”的帽子，积极主张并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也就被冠之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问题被上升到是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高度时，一场为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实现理想的社会主义美景而掀起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必然成为不可避免。这就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何以不断升级，并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
本书主要论述了刘少奇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
从“左”倾教条中解放出来
20年的曲折，终于使我们党从社会主义观念或社会主义模式的视角来审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么样搞社会主义。也正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向全党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第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治上坚持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占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是有中国特色。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在过去长时间形成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就是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
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作为尺度，也不能把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尺度，更不能把我们60年代“反修”斗争中的某些观点作为尺度，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第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根绝资本主义。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三资”企业）的适当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一定要破除社会主义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结构的观念；树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观念。
第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有其本身的运行规律，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种盲目性。由于旧中国的商品经济本来就不发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也要有一个过程，形成发育完善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更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分配不公、各种经济犯罪案件等等问题，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等闲视之，也不能因噎废食。一定要破除统一计划经济的观念；树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念。
第三，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定要破除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形成的东西，一概简单地贴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标签的形而上学观点；树立凡是符合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就大胆吸收、大胆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判断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通常讲的生产力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表明，没有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就不可能产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历史同样表明，如果不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就不可能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
本书主要论述了刘少奇对新中国道路的探索。把资本主义剥削与封建剥削严格区别开来，充分估计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对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把农村两极分化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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