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炜华 王 念 张艺开 | 无声围墙里的数字青春——北京听障青年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研究
作 者 简 介
吴炜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网络文化、青年研究；
王 念，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互联网信息、智能传播、粉丝文化研究；
张艺开，人民日报社记者，助理编辑。
· 摘 要 ·
通过对北京地区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学院学生的探访，尝试理解中国城市听障青年的数字媒体使用情况，尤其是基于智能手机（以及电脑与平板）和移动互联网的日常接入实践，以观察和了解在寂静却信息喧嚣的无声围墙中，听障青年族群的信息可及和知识获得的变化与提升。而技术应用的不友好和信息无障碍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习见性缺场，也使他们遭遇着隐性的技术歧视和数字不平等，在数字鸿沟的另一端艰难前进。但他们通过积极使用、主动探索，以一种自我学习和互助教育模式，以更为积极的、技术文化赋能的动力融入今天的中国社会。
一、研究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66亿人存在残疾性听力损失，占世界总人口的5%，大部分集中在中等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其中约3400万为儿童。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根据2007年发布的《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是距今最近的官方数据，被广为引用。2018年第十九个全国爱耳日的报道仍引用2006年的听障残疾人数据。]的数据推算，全国各类听力残疾患者达2780万人，其中单纯听力残疾2004万，多重残疾中有听力残疾的人数为776万，在2780万听力残疾人中一级和二级听力残疾人数分别占15.57%和11.01%。据此推算，约有739万人听力完全丧失。[1]这意味着在我国，每100个人中就有一到两个听障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标准》，听力残疾的定义为“各种原因导致双耳不同程度的永久性听力障碍，听不到或听不清周围环境声及言语声，以致影响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根据残疾程度分级标准，本文中的听障定义为“听觉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中度损伤以上，较好耳平均听力损失大于41dB HL，在理解和交流等活动上达到中度以上受限，在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存在中度以上障碍”。但“听障者”不完全等同于“完全听不到声音的人”，我国听障残疾人包括部分弱听、重听、老化听障群等。听障青年因听力损失等级的不同而在学习和生活中呈现出差异，也表现出与健听青年在媒体使用、信息消费、技术可及的能力等方面明显的族群差异。听障青年虽然不是医学残疾模式界定下的“非健听”者，但其外表、行为与健听人无异，行动自如，且心智健全，其生理的听觉信息传播障碍可诉求视觉代偿，具有独立于一般声音（口语）表达方式的视觉（手语）表达方式，亲技术亲网络的信息消费与自我学习的主体能动性。在自然、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建构下，他们形成独特的信息使用与技术文化的亚族群。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完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公共文化和信息无障碍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公共图书馆、美术馆和博物馆等），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数字化、移动化教育新形态的不断涌现，保障和赋予了人民群众，包括残疾人群获取知识的基本权利。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日渐丰富多样的中国数字文化消费与智能应用成为听障青年日常生活的新常态，深刻影响并颠覆性地改变了他们的认知世界、自我学习、媒介消费和人际传播方式等方方面面。
听障青年，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也是消除残障数字鸿沟（the Disability Digital Divide）[2]、推进“线下”“线上”教育公平的主体对象。他们成长于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对新技术和网络充满好奇，努力融入中国飞速发展的网络化生活、教育与学习的时代洪流，但却困于信息无障碍技术应用的现实性盲区、技术性障碍和文化性区隔等境遇。他们中的部分人已经成为“从封闭走向融合”[3]的特殊教育的受益者，但绝大多数仍在艰难探寻着适合自身的文化与社会参与机会，日常性地面对着“被边缘化为信息中下阶层”[4]的风险与歧视。
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听障青年群体的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主要是基于智能手机（以及电脑与平板）的使用惯习、倾向和状态的调研，来观察和了解在此寂静却信息喧嚣的无声围墙中，听障青年人群的信息可及（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和知识获得（Knowledge Acquisition）的变迁。网络传播视阈下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的模式、行为与日常经验，不仅复杂观照着知识获得主体的经济地位、社会阶层、城乡差别以及健康与残疾的不同情况，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由上述种种而生发的信息可及性差异、传播权利不平等等诸多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政策倡导下中国信息无障碍服务的发展
听障青年的信息可及和知识获得与提升信息公平及残疾人群的传播权利密切相关，是评估和衡量信息无障碍技术开发、机制建设、规范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应用与政策倡导之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长期以来，国际组织和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促进残疾人信息公平与传播权利的提升。1981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已于1977年9月16日海伦·凯勒世界会议通过的《聋盲者权利宣言》正式印发。宣言第七条呼吁：“聋盲者有权以他们所能吸收的媒介和方式获得新闻资料、读物和教育材料。同时，对聋盲者应提供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技术设备，并鼓励进行这方面的研究。”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再次强调了残疾人“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信息的机会”，并“敦促向公众提供服务，包括通过因特网提供服务的私营实体，以无障碍和残疾人可以使用的模式提供信息和服务”“鼓励包括因特网信息提供商在内的大众媒体向残疾人提供无障碍服务”等。200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出台，规定“国家要采取措施，为残疾人信息交流无障碍创造条件。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为残疾人获取公共信息提供便利。国家和社会要研制、开发适合残疾人使用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信息无障碍建设在国际社会和我国逐步开展。
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提升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并要求“大力推进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无障碍，鼓励支持服务残疾人的电子产品、移动应用软件（APP）等开发应用。”关于如何通过新媒体、互联网与移动终端助力残疾人群的媒体使用、知识获得与民生权益的提升，已成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中的时代新课题。《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约有1549个残疾人康复机构提供听力言语残疾康复服务，66.1万持证听力残疾人得到康复服务；全国102个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收录聋生5554人；[5]在专业性的康复治疗、医疗健康与教育领域探索性地使用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正逐渐形成常态。但在日常性生活、学习与娱乐场景中，面向听障群体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仍然面临着媒介渠道阻塞、社交通道固化、信息接受效率低和质量差等问题，相关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二）互联网研究视野下的数字亚族群研究
新型信息与传播平台，是听障青年融入信息社会的技术通道与文化链接。虽然听障青年比起健听青年，“分辨信息的能力，有效利用媒体”的手段相对有限，但研究发现，听障青年能借助新型信息与传播平台“进行技术与文化的自我赋能、自我完善，并有效参与社会活动。”[6]通过社交媒体互动、网络文化创造、博客分享与社群讨论，听障青年积极实践崭新的信息空间与朋辈互助形式[7]，开拓听障族群的虚拟社交圈，展现圈层化的文化认同与互助，形塑属于自己的网络文化形态[8]，建构起更为开放的媒介参与形式以分享个体经验[9]，推动基于网络与社交平台的无障碍信息与文化传播建设[10]。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提升听障青年自觉学习能力，拓展其知识获得的可能性，提升了基于技术平台的教育公平。[11]但数字鸿沟的客观性存在及其事实上的不可消除性[12]，也使听障青年族群在探索互联网与使用移动应用，建构网络族群文化的同时，彰显出主体能动性与文化自主性的挣扎[13]。
消弭因残障、经济和技术而引发的数字鸿沟，通过多方合力的信息无障碍技术服务与教育倡导，已然成为网络时代国际残疾人研究的新热点。但国内目前面向残疾青年的数字技术可及、消弭数字鸿沟以及基于新媒体的信息无障碍应用与推广相对较少，2018年出版的《国家无障碍战略研究与应用丛书》对此略有关照，大多数研究仍以信息无障碍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分析、经验分享、观点陈述为主。基于残疾人研究视野下的信息助残研究中偶有提及面向聋哑人群的技术研发，且多以技术决定论框架来理解“信息技术惠及残疾人,消除了信息鸿沟”，使“残疾人特别是边远地区的残疾人也能感受到信息技术的魅力”[14]的助残愿景，而针对听障青年的数字技术与媒介使用模式，日常经验，文化心理与社会融入的研究较为缺失。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网络与计算机技术可及、信息公平、数字鸿沟以及基于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的社会参与、知识获得等议题渐显于残疾研究和传播研究的跨学科交叉地带，推动了信息无障碍实务与研究的展开。在传统教育和媒体环境中，听障青年的信息获取与交流渠道非常受限，信息无障碍难以在广播中得到通用推广，电视媒体中的“后期字幕”和“手语翻译”也因普及度较低、地域习惯手语的多样态存在等原因而多受诟病。但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却为其带来了一种学习延伸和信息可及性无穷延展的可能，拓展与延伸了服务于残疾人群的知识获取模式。
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表征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主体对信息“获取、分析、辨识以及创造与传播能力”[15]；它们也呈现在数字鸿沟的研究视阈中，成为评估信息社会、族群与个体数字鸿沟症状的等级与状态[16]。在本研究中，听障青年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能力，将通过他们对网络与智能手机的使用予以呈现。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的日常经验和个体能力，也往往与政治环境、经济能力、社会阶层、文化身份、技术水平、受教育条件等密切关联。基于技术与知识获取的“可及—使用—创造”的能力建构框架，本文结合信息无障碍研究、青年研究和网络社会学视角，尝试了解听障青年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取的日常状态、使用情境与信息交往模式。因为生理性的听力缺失，他们所遭遇的技术歧视场景是怎样的？他们所处的无声围墙，在新媒体中又是如何表现的？他们在被显化的“数字鸿沟”中，如何挣扎、抵抗、积极书写他们的青春经验，以打破知识与信息圈层封闭的困境？上述这些问题成为本文的研究动力，也促使研究者以质性研究的视角展开深度访谈与观察，走进听障青年所狂欢的无声围墙之中，以期发现他们对自我、社会、文化、信息呈现、媒介隔阂与融合的全新界定。
北京有听力残疾者22.7万人，样本分布密集且总量相对较大；移动网络覆盖完善，有着完备的残疾人教育、就业机会和社会生活便利，是我国无障碍城市未来发展的典范；为聚焦本研究的目标人群，调研地点设计为北京市健翔学校及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采用自编“听障青年群体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情况问卷”，希望初步了解听障青年对互联网及智能手机使用的基本情况。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城市听障青年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获取手段，而搭载智能手机终端的移动应用是他们使用移动服务、场景消费、娱乐游戏和社会交往的主要媒介化渠道。前期调研共收回问卷145份，男性样本占43.4%，女性样本占56.6%，年龄跨度为14~35岁。（见表1）其中，听力损失程度在中度及以上的样本占比超过90%。该问卷由“使用模式”、“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取情况”等几个部分组成。
研究后期，通过开放式半结构访谈，在助理研究员的手语翻译和协助下，分前后两次对17位听力障碍等级在二级以上的听障青年进行一对一访谈（各2.5个小时及以上）。
访谈问题聚焦于听障青年的互联网和手机使用情况，以及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的日常经验。受访者有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咖啡师、平面设计师、大学生、听障实验室助教及工作人员、手语网红老师、无声餐厅服务员以及自媒体内容创作者等。（见表2）这17位被访者存在一定年龄跨度并且身处不同文化社交圈，具备各自的独特性，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听障青年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情况。在线访谈通过视频手语和屏幕打字两种方式完成。
四、研究发现
（一）数字鸿沟中的青春挣扎与自我探寻
“数字移民”“信息中下层”等概念被用以描述互联网时代的“被”滞后者，其因经济、阶层、性别、年龄等原因在信息可及、互联网信息和知识获得等方面发展缓慢，成为数字鸿沟另一端的族群。听障青年更要面对因听力障碍而带来的文化鸿沟、社会参与鸿沟与教育鸿沟的阻碍。他们虽滞留于“信息中下层”，但仍然努力抗争。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汹涌浪潮中，技术使用中的努力与信息获取中的挣扎已然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输入法学习成为城市听障青年在特殊教育学校获得的重要能力之一，是帮助他们挣脱“信息中下层”困境的一种可能出路。
本研究所接触到的北京听障青年，在特殊教育学校中，通过学习逐渐掌握和熟记大多数汉字的拼音。（见表3）虽然拼音学习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但他们依然亲睐拼音输入。对“拼音输入”的“技术学习”会带来“更快”的在线交流愉悦（D，19，男）, “快，可总是有回说看不懂。一开始挺难受。”（M，19，男）拼音输入是电脑与互联网使用中的一种基础准入型知识，是中国健听人义务教育中所接受到的最早的一种显性知识。但对于听障青年来说，他们在特殊教育相关课程中，须完成“无音”的输入法记忆训练。
打字课程的设计、打字输入能力的自我学习，使特殊教育学校的听障青年艰难地跨越了因传统互联网的不友好、拼音输入法和电脑使用前曾经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会打字，电脑才有用。”（M，19，男）“有时微信聊天，回（信息）说你手速怎么这么快。”“不会打字，电脑基本很难用。手写，不行，老爷爷速度。”（D，22，女）打字输入能力是信息与传播技术下出现的数字化文字读写能力，对其掌握，意味着电脑使用、信息搜索和查找的主体能动性获得。他们在掌握输入法后，成为电脑的使用者，从而挣脱出“信息中下层”的被动困境。
相比电脑，智能手机的便携性和移动性，以及娱乐、社交和生活应用的便利性为听障青年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方式的数字迁移提供了动力。当智能手机成为听障青年生活中最常态的信息获取工具之后，手机功能的自我开发与探索对听障青年来说，作为中国文字与计算机教育中“输入法”显性知识[17]技术性束缚被淡化了。本研究被访者中，96.6%的听障青年拥有智能手机，其次是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拥有率达到63.4%；平板电脑拥有率最低，为24.8%。（见表4）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一般电脑这三类比较主流的新媒体设备中，听障青年明显偏爱手机和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相对较低。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技术体验、文化认同与媒介参与感更为强烈。“电脑不大用，工作需要才用吧。手机是本命。”（M，19，男） “追星、网购、菜谱、打打游戏、视频聊天……手机挺好的，解决一切。就是都得自己学，慢慢摸索。”（D，22，女）“换了几部（手机），（压力）也还好。”“以前发发微博朋友圈吧，也不太在意手机，能用就行；现在要发图发视频，手机不给力还真不行。”（W ，25，男） 无障碍信息可及的基础是技术可及与使用友好，这已然成为全世界无障碍信息服务与应用设计的基础。[18]但在中国，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的无障碍设计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听障青年需要通过自我学习与族群分享，才能顺畅掌握并逐步挖掘其应有相对友好的服务。
对手机的“本命”与“解决一切”的技术魔力的热衷，使得听障青年对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和需求迫切，也尝试从自身需求角度来挖掘新媒体平台或应用对听障群体友好的一面。“微博上其实大家看不出你怎样，但抖音和快手不一样。大家都挺好的，鼓励的多，有时也被人骂卖惨。”（T，26，女）T是一名短视频社交平台的手语Up主，使用两部手机，自称“换机狂魔”，经历了从电脑使用到手机使用的转变。W是发型师，执业五年，2019年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自拍短视频，美颜滤镜下的对口型说台词表演和“无声人”的视频标签是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对口型说台词，挺好玩的。网友都说看不出来……我不大愿意用手语，有时也录（手语视频）……粉丝留言会问（是听障人吗？），我就回复说是的。”（W ，25，男）健听网友和听障粉丝会给W的视频留言，W打字回复感谢。在短视频平台中的听障青年，在自我标签为听障族群之后，健听人表演视频与陌生的路人网友交流，是他的想象与实践中跻身于健听青年之中的一种努力。手机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日常交往和生活必须的技术辅助，也是在网络中勇敢发声，表达自我的技术中介。智能手机所带来的移动化应用、场景化社交与娱乐沉浸感，为城市听障青年在无声围墙里的自我呈现得以被墙外所见，也使得他们对智能手机所塑造的全新异质的媒介时空更为迷恋。
通过掌握电脑使用技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更新手机与终端，听障青年所呈现出的技术文化导向的主体性抗争帮助他们跟进时代，融入人群，在无声围墙中，建构起自身对抗信息沟与知识沟的自我教育模式。
（二）信息圈层自我建设和知识互助
随着移动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深入渗透，以上网时长来对青年运用网络获取信息、知识、娱乐能力来做基础评估是一种极为常见的视角。
其一，听障青年的日常性上网时长与普通中国网民互联网使用的普遍情况接近，但在移动应用的持有和使用上与10岁以下儿童及60岁以上网民相似，表现在数字鸿沟实践层面上，因技术和应用的不友好使得信息无障碍的移动服务呈现出明显不足，故而也对听障青年日常性的互联网信息的可及与获得的影响明显。
前期调研发现，北京这两所学校的听障青年手机日上网时长4小时、周上网时长28小时以上者比例高达27.6%。（见表5）这一数字与普通中国网民（27.9小时）[19]几近相同。
虽然平均使用时长较高，但听障青年移动应用的安装数量普遍较低。APP数目大于31个的所占比例仅为9.7%，与我国10岁以下（4.0%的中国网民，平均APP为32个）以及60岁以上网民（6.9%的中国网民，平均APP为33个）所使用的移动应用情况相似。即使智能手机与移动互联网为听障青年提供了更为便捷开放、相对友好的使用界面与技术平台，但与健听青年相比（平均手机应用数为15~19岁/66个,20~29岁/54个）[数据来源: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09]. 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技术弱势群体，与“小学生”“老人机”现象遥相呼应，技术不平等现象很明显。
移动应用的使用数量少，使用形式单一化、简单化，深刻影响了听障青年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获取和知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新应用）不会去用的。很多不会用，如果有（听障）朋友推荐，会考虑学一下。”（F，21，男）“有挺多看不懂，视频里面很多（不懂的内容）。”（F，24，女）“同学会看B站，我不大懂动漫，很多视频和弹幕都看不懂。”（T，18，男） “很多梗，不知道。看不懂……有时感觉自己打开的是个外星微博。”（F，21，男）互联网界面、手机应用的不断更新，弹幕、鬼畜、表情包的表达方式和形式变化莫测，交互界面的不友好使得听障青年倍感困难。“不知道该点击哪个按钮实现自己想要的操作”（39.31%），超过90%的受访者出现过“难以理解互联网上的某些内容”的情况，也使他们在使用手机进行信息交换分享和社会交往时对其中出现的引导和提示感到吃力。
即使手机为他们打开了一个通往信息社会的通道，但听障青年所能掌握的大众型技术应用的能力和信息可及能力依然较弱，也很难迅速定位到实用性强、相关性高的信息平台；他们较难通过手机与应用及时知晓听障群体权益信息，如听障相关新政策、就业信息等。同时，这一现状也造成听障青年难有适合的公共发声渠道，进而导致话语弱势和社会参与度降低。
其二，在充满障碍和“不解”的技术应用场景中，听障青年努力建设自己的知识圈层和信息分享模式。“去刷一下（应用）商店，但也不知道要下载哪个。”（F，24，女）“就装一些比较流行的吧，装机必备那几个吧。其他的，也就游戏，有时朋友推荐。”(F，21，男)在移动应用的使用方式上，听障青年与普通青年相似，反应了听障青年对融入技术潮流和社会主流的主体选择。“装机必备”型移动应用，有可能帮助他们成为信息社会中的“大多数，” 使用之后却经常会因为种种技术壁垒，而出现不断卸载的情况。在访谈过程中，多位被访者多次提及智能手机缺乏为听障群体设计的移动应用。“你想找（为听障者设计的APP），也找不到啊。没人会去做这个吧。”(T，18，男) “听说国外有为聋哑人设计的一些办公APP,聋哑笔记本，没用过。”（L，28，女） “什么好用，怎么好用，我们都会互相学一下，教一下。现在玩游戏、玩抖音、玩视频的同学很多的。”（T，18，男）
应用商店的日常性浏览、评鉴与相互推荐，是听障青年玩机经验中的一种常态。下载、安装、使用、推荐或删除构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行为循环圈。而对如微信、微博、知乎等社交型应用中内容的探索与转发，也是他们努力开拓信息可及维度和知识分享的一种圈层模式。咖啡师R会不时搜索一下标以“咖啡”的新应用和公号，“就是（用）微信，用微信聊天、看新闻……在手机上搜索一些咖啡制作的视频……说不定这些里面有新的东西可以学一下……常看咖啡视频，学别人的咖啡是怎么做的，还有（怎么）制作别的颜色的咖啡……我们有一群人，大家帮大家，看到合适的，都会互相转。手机真的帮着学到很多。”(R，29，男)线上资源引导线下行动。“网上主要是通过文字看，视频看不懂。我在网上搜到，约了朋友去……报了（线下）课，学咖啡调酒，拿了证，还是自付的。”（R，29，男） “上网主要查资料——工作相关的，不过啥都会查一下。……会看朋友推荐来的设计，看网课。不上网，啥都学不到，手机比电脑方便太多。随时看。”（J，24，男） “很多在线课堂，都没有字幕，自学很困难。但朋友推荐的会好一些，有字幕的大家都会转一下。”(J，24，男) “我会在快手里搜听障、无声、聋哑，看看他们在拍啥，留个言，关注支持一下，他们会追过来，挺好的。”（X，26，男）
在应对技术平台的限制、应用与内容不友好的同时，听障青年努力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族群支持与知识互助模式；跨越数字鸿沟的技术使用能力的自我提升，缓慢发展，却显示出新时代听障青年拥抱时代融入社会的主动性和技术亲近性，当技术环境与信息传播环境提供技能型、草根化、日常型教育空间的时候，他们通过自己的摸索来服务朋辈。
(三)社交需求和知识分享的无声场景
听障青年具有利用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获取新知识、自我发展的意识，在互联网上，他们寻找到属于自己寂静发声的空间与自我呈现的自信。
其一，社交媒体的交往赋能推动听障青年更为积极地开拓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7]，“聊天交友”的青春期式的强烈诉求在社交媒体中的技术中介赋能中得以实践。社交媒体中的文字聊天、表情包斗图和手语视频交流模式成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微信庞大的用户基数、简单的交互界面、文字表达和手语视频相结合的即时通讯模式，使得微信群很好地弥补了听障群体线下手语交流的种种不足，使之逐渐成为听障青年之间便捷沟通的首选。（见表6）
微信朋友圈是听障青年分享自己心情和动态的首选。除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以外，听障青年也热衷于“微信群社交”，十分喜欢使用微信群聊的功能。“一群人乱糟糟的，手快得像飞。有人发表情包，有人发视频，有人发一串字，看不懂，再发手语视频过来。”（M，19，男） 手语视频在听障青年社交行为中的应用极为常见。部分青年受制于较弱的书面文字表达能力，只能选择视频通话，以手语沟通。“有的人学历不高，加上语句不通顺，只能用视频聊天和朋友说的才比较好……但各有各的好，大家喜欢用哪种就用哪种。”（Y，20，女）受访者（69%）认为线上文字聊天要比视频通话更加高效、准确，手语的表达容易造成沟通中的误会。“有的人觉得开视频聊天方便又易懂……(但)使用手语交流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一开始我们用手语沟通，都在假装自己看懂了，以为自己做对了。结果不对劲。（只能）简单说，不能说太多了，手语不准，容易让（别人）误会，而且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的。”（R，29，男）在发生了一系列因手语沟通而产生的工作上的误会后，R和工作伙伴建了微信工作群，通过在群里用文字微信沟通，效率更高、也更加准确。
其二，社交媒体所放大的“群”意向与听障青年的族群认同形成了一种心理和文化认同的重叠，并影响了他们对“群”分享以及社交媒体中的信息分享的辨别和分析能力。
通过社交媒体，尤其是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分享链接获取资讯是听障青年最常用,也最信任的信息渠道，充分彰显了熟人社群传播对于听障青年群体的影响，但对好友熟人所推送的信息真伪与可信度，却很难做出自我判断。“有时看着挺假，但觉得不会是假的吧。”（F，24，女）“总有真的部分吧……多少真多少假，不知道。反正不会害你。”（D，22，女） “微信群转的吓死人，短视频应该都不会弄虚作假，都看着呢。”（T，18，男）在传阅和分享好友社交转发的资讯与信息时，他们即使对某些内容产生了怀疑，也会因为族群认同和族群信任而刻意忽略信息真伪评估的需要，更易说服自己“在朋友圈里转的，至少80%~90%是真的吧。”（H，24，男）——情感倾向、族群认同的复杂心理形成了信息可及中的另一个无声场景，他们更愿意也更乐意信任来自社交熟人圈层中所传播的信息与知识。
其三，在内容创造和分享的互联网信息使用与文化消费的框架下，听障青年的普遍能力仍然较弱。互联网和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取模式的同时，也制造出更为复杂的“残障数字鸿沟”。但受益于智能手机视听多媒体应用的简易操作，技术赋能的内容创作动力在听障青年中呈现出些微的提升。W和X开始学习手机自拍视频之后，收获了很多点赞。“我们以前谁理你，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在评论区都是挺友好的。不过很多人会问，你是真的聋哑人吗？”(X，26，男）“第一步，其实挺难的。我请两个妹妹和我一起拍，那叫一个难。”（W，25，男）
自拍微博、自拍朋友圈抖音与快手型的微型Vlog分享成为听障青年展露自我的新形式。在使用“分享”功能的社交与娱乐应用上，66.21%的被访者表示“总在使用”即时通讯的分享功能，QQ、微信、微博、短视频是最受他们欢迎的内容分享渠道。自我呈现、日常经验与残疾叙事交织形成听障青年在社交型公共空间中的新图景，他们相互模仿、借力学习，在中国互联网中形成了一种自主学习和社会化自我教育的数字模式。
五、结论：无声围墙里的自我学习
本研究基于北京地区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学院中听障青年新型信息与传播技术使用的基线调研，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尝试了解中国（城市）听障青年数字青春中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的当下状况。本文是中国无障碍文化信息传播研究的一个前期研究。因受限于小样本和个案数，本文未能对中国听障青年的整体情况展开追踪与分析，在研究设计中，也欠缺一定的城乡比较和社会性别视角，期望在后续研究中能对上述问题充分展开。
本研究所接触到的北京听障青年，是中国新时代听障青年中对抗残障数字鸿沟中的先锋者。在地理、经济、文化和技术利好的环境中，他们置身于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的潮流之中，警觉自身所遭遇的深刻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技术文化冲击，[20]在积极寻求新技术和新媒体与自我学习及生活空间的互动方式的同时，也顽强探求着对技术使用与能力的自我提升。研究发现，新时代听障青年的技术可及与知识获得，得益于智能手机、移动应用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能而有所提升。但由于技术应用的不友好和信息无障碍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习见性缺场，[21]他们遭遇着隐性的技术歧视和数字不平等，在数字鸿沟的另一端艰难前进。[22]他们身处现实中的无声围墙，已延伸向互联网，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茧房”“信息茧房”与“知识茧房”。[23]但与此同时，他们通过积极使用、主动探索，以一种自我学习和互助教育模式，来打造属于自己的日常经验和数字青春。在无声围墙里，他们建构信息圈层的同时，也在努力打破信息与知识屏障，以更为积极的技术文化参与的动力融入今天的中国社会。
互联网环境下，听障青年的技术可及与知识获得能力的提升与教育，是关乎青年健康成长、信息与知识公平、消弭数字鸿沟的重要指标，是中国社会人权发展的组成部分，更是我国从互联网大国到互联网强国的参考依据之一。它综合了互联网研究、青年研究、信息无障碍、传播学与教育学的交叉研究视野，但却缺席于当今的学术话语场。本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未来涌现更为深入宏观和更具本土服务性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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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吴炜华，王念，张艺开.无声围墙里的数字青春——北京听障青年的信息可及与知识获得研究[J].教育学报，2023，19（4）：143-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