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粮食关时的年夜饭

网络资料图

何耀霄先生回忆：我四岁丧父，母亲拖着我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由于父亲含冤，像我们这种“五类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所受到的欺凌、污辱和迫害，是现在的人难以想像的，那种受人白眼的负罪感让人感到窒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难道是可以选择的吗？所谓的“积极分子”把我们视为“下等人”，在他们虎视眈眈，充满敌意和歧视的目光下，我们只能苟且偷生。

1959年过“粮食关”，我正在上小学。有一天放早饭学回家，习惯地往烘锅子里面一摸问：“婆婆，咋个没有馍馍呢？”

“粮食都吃完了。”

那是1959年6月26日。

十二、三岁的娃娃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均每天不到六两粮食，加上又没有油荤吃，稍微计划不周，就要吃来掉起，而下个月的供应粮，必须要到三十号才能够预支。咋个办？听说米糠可以吃；实际上无粮供应的农村早就在吃糠咽菜了。我家楼上的地板上堆着没有碾细的大脚板糠，我去街对面的小食店里花一角九分钱买了一斤腌制的胡萝卜茵茵，用水淘洗干净，切细放进锅里煮熟，上楼取了一碗糠倒进去搅匀，汤都搅不浑，清汤寡水的。饿慌了，舀到碗里，张口就刨，吞都吞不下去，又苦又涩又霉臭。

从那天起，我就没有上学了，一直饿了四天，躺在床上，脑壳都抬不起来，头昏眼花，直冒金星。头一次尝到了断顿挨饿的滋味。

五八年我母亲遭迫害，下放到烟竹乡七队当农民劳动改造。到了五九年吃公共食堂。开始时吃的干饭、玉米馍馍，没有过多久就喝稀饭和玉米粥、稀饭和玉米粥越喝越稀，稀来不巴碗，再后来不巴碗的稀饭和玉米粥都没得了。生产队的粮食吃完了，公共食堂的锅都吃“翻转”。

少数家里头有点藏粮的，凑合点野菜、糠之类的还可以勉强度日子，没有粮的大多数人家户就惨了。又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田地里庄稼还没有熟，“偷”都“偷”不到，只找些水芹菜、鹅香草、脚鸡根、观音土（白泥巴）、酒糟子、糠之类的野菜、杂食充饥。人越吃越瘦，脸皮子越吃越黄，肚皮越吃越大，脚越吃越肿。当时所谓的“鼓胀病”、“脚肿病”，实际上就是极度缺乏营养的饥饿病。杵棍棍的人越来越多，住公社医院的人越来越多，原因是医院里每天要发放几粒“红发丸”，一种用粗粮碾细制成的酒杯子大小的丸子，可以暂且充饥。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家老小，老的让给小的吃，老的饿死了，后来孤儿院人满为患。

五九年的年夜饭，我终生难忘。

大年三十那天，母亲叫我去生产队团年，听说去吃年夜饭，好高兴，心想又要吃一顿饱饭了。跑了十来里路到了生产队，食堂还没有开饭，阳光下我却看到的是面黄肌瘦，拄棍棍的乡亲们，上年纪的步履蹒跚，年纪小的有气无力，晒坝边上的柱子上还捆绑着一个瘦弱的男子，大约三十岁左右。两个带枪的民兵不停的用枪头子朝他的身上砸，那个男子被打的遍体鳞伤，鼻青脸肿，连呻吟都呻吟不出来了，耷拉着脑袋，真是惨不忍睹。后来才听说他偷杀了生产队的耕牛吃。

开饭时一桌八人，我坐的那桌有老有小。菜上来了，是洗脸盆装的小半盆瘟猪子肉，没有一点油气，颜色也不正常，卷卷爪爪的。还没有说开始，更用不着说“请”了，那七位老少乡亲就干开了，筷子都没有用。“五爪金龙”、十来分钟一扫而光。饭是“闷煮煮”饭，不干不稀的，还没有填不饱肚子，一洗脸盆“闷煮煮”就完了。看在眼里，冷在心里，那种场面，就像是进了鬼门关一样……

作者：郑兢业，男，笔名：荆野。

暂且幸存于郑州。出版过小说、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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