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阵地是火化场

何小萍疯了。

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

第二天清早，何小萍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 。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

这是《芳华》一书中的场景。

1979年2月17日，农历大年初一，22万中国年轻军人集结在云南和广西一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开始对越南自卫反击。

从那时起，到1989年对越南防御作战结束，整整十年，是中国当代史上抹不去的记忆。当年参战者，战死者已矣，亲人们的伤痛或许钝化，幸存者也在凋零、老去，在人世间奔波、生活。

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现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原1军1师老兵韩亚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以此怀念数万烈士，并致敬所有参战老兵。

一九八四年老山地区防御作战至今已经二十七个年头了。无论当年参战的军人、军工，还是当时的社会民众，对此记忆都在逐渐淡忘近乎消失，有不少当事人或家属则不堪回首……

对这个区域性战事，多年来，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报刊文学，都以不同形式或多种视角给予了客观报道，特别是近期我的几位战友连续以报告文学、战地日记和回忆录的形式反映我部在两山战役中那些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事迹，使我很想拿起那支已经生了锈的笔，去反映一些其中鲜为人知的史实。

然而，写些什么呢？因工作需要，当时我这个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受命担任烈士火化组组长，负责了一段人们既关心又不便涉足的内部性工作。

一九八五年六月撤出战区后，昆明军区《国防报》的记者和《解放军报》记者把烈士善后工作作为整个战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先后采访过我，但不知何故没有下文。后来，我特别注意到网上的报道，看到不少文字、画册中也缺少此方面内容，甚至在我部的对外宣传中也难以看到这方面的东西。难道这是块禁区吗？事过二十多年，还敢不敢写？我的阵地是火化场，写其闲，还是写其忙？我的战绩难以表述，不知形其大，还是形其小？

犹豫中，得到了战友们地大力支持。他们对我说：怕什么，烈士工作，是军史的一部分，它既包含了全师官兵的心血，又渗透着广大百姓的期望，是属于人民的，你参与了就应该负责，就应该如实去反映，否则，将对不起历史。

在寂静的深夜，当我想起和我一快在兴街战地火化场为烈士洗身整容送行的师教导队的战友，想起在麻栗坡烈士陵园帮我们为牺牲的军工安葬的县民政部门的朋友，便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在不断地折磨着我……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我应该说些什麼？

沉思很久，鉴于某些原因，只能借助战友的搏客，记录那一段痛苦的回忆，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我仅以此感谢那些在特殊时期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军师各级领导，感谢为烈士优抚工作做出贡献的地方各级干部，怀念为此付出辛勤汗水和做出特殊贡献的全师各级烈士工作组的战友，追悼我们亲手擦洗整容过的那些已远离我们而去的烈士们。

一、受命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我部接到赴滇作战命令，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准备，于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离开营房，三点四十分到达杭州艮山门车站，九点十分离开杭州，二十八日到达驻训地——云南省砚山县。

三个多月的临战训练后，我接到了师政治部关于迅速组建师战地烈士工作组的命令。

当时，我刚从侦察连蹲点回来，是师政治部副主任袁西有给我谈的话，之后组织科长关继南又具体交待了任务。记得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一人徘徊在砚山炮团的操场上。夜幕中，仿佛看到几个战士抬着一个血肉糢糊的烈士向我走来，我不知所措，紧张中又看到后边跟上来的部队首长和烈士亲属，当时我紧张极了，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着什么？我又会以什么结果汇报给大家。心中无底，忐忑不安。

二、准备

（一）组建工作机构。根据当时情况，我们计划设置有整容组、棺木组、掩埋组、登记组、行政组和后勤组（后因改为火葬而简化），从师宣传科、干部科各挑选一名同志，师教导队挑选六名干部、十二名战士，组成了由二十一名干部战士组成的师战地烈士火化组，本人担任组长，宣传科一九六八年入伍的老干事邱忠荣同志任临时党支部书记（组成两个党小组、一个团小组）。

（二）取经。十一月九日我随李继松政委、袁西有副主任带队的对口学习组到正在一线作战的十一军观摩学习，在曼棍洞，从三十二师组织科杨科长那里了解了一些烈士工作的程序、内容、方法及注意事项，在心中有了一些大致的概念。

（三）印制登记报表。此项工作从烈士抢运登记、转运登记、团中转站初步清洗登记、火化场接收登记、遗物登记、火化登记、伤情登记、弹片数量登记和骨灰盒入库编号等所需报表都由我负责设计、联系印刷并将有关表格发放各团烈士工作组。

（四）物资购置。一是到麻栗坡县城购置一批照相器材；二是到军需科领取一批烈士用的军服(其中干部军衣20套、女兵军衣5套)，还有100米白布等用品；三是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从县木材站领取前指已结过账的两方木料和三十四口棺材。（后因取消土葬，到云南大理购回四百个大理石骨灰盒）；四是到师医院领取一批整容器械和10副担架。至此，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三、动员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师政治部主任高武生召集火化组全体人员进行了战前动员，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二十九日，火化组全体同志由砚山分乘两辆卡车于上午九点多出发，十一点多到达我们的阵地——西畴县兴街火化场。当时因条件不完善，部队无法居住，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我们分住在三户老百姓家里。

我们部队是十二月九日全面接管阵地的。在战斗准备的这段间隙，我组织大家先后学习了军委、军区的有关文件和军师两级关于烈士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用一上午的时间对全体人员再次进行动员，并让大家深入进行讨论，针对各自岗位表示了决心、制定了措施。记得动员时大致讲了三个方面内容：

（一）工作重要性

袁副主任曾对我们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初到砚山时，昆明军区对轮战部队的烈士遗体处理并没有过细的要求，之后将烈士就地火化并将骨灰带回原藉，是缘于未上阵地前，负责联系地方工作的他与麻栗坡县杨兴跃县长在烈士陵园内的一次特殊对话。

那时我军收复老山不久，大批烈士刚刚安葬，烈士亲属闻讯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县政府在接待方面不堪重负。杨县长如实表示了自己的忧虑，细心的袁副主任将这一情况在师党委会作了报告，提出宜将本部烈士遗体火化带回的建议，得到了党委一班人的一致赞同，后经逐级上报获得批准，火速设立了火葬场，部队将烈士骨灰带回原籍安葬，以减轻烈士亲属和地方政府的负担。

听了这席话，我们方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对师党委的远虑深谋投以敬佩的目光。

有人说：人死如灯灭，火化时没外人在场，领导和家人看不到，搞好搞坏，反正都是一盒灰。那时军队的政治性很强，还没人性化的提法，但起码的阶级爱战友情，要求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思想影响到我们的队伍，火化场虽然没有枪炮声，但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它的影响力不是局部的，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越战场本身。

鉴于战地火化，是一九七九年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规模性的火化。而第一次的尝试又不能出任何问题，因此意想不到的困难会很多。所以，军指挥所十一月十一日专门召开战场烈士工作会议。军长、政委作了具体指示：一是要求选拔责任心强，对烈士有感情，平时表现好、工作能力强的同志担负此项工作；二是工作不准出漏洞，不准留后遗症，不能因我们的点滴疏忽，影响到干部战士的作战情绪。无论军事会议还是政治会议，师里也是逢会必讲。

我们感到，烈士工作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了，可以极大地激发干部战士的爱国热情，调动他们同越寇浴血奋战的积极性，并能更好地安慰烈士的亲属，否则，战场上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可怕的，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我们要时时想着在前线作战的战友们，要对得起他们。处处掂量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和重托，不辜负上级党委首长及参战的每一个战友对我们的期望。

这次烈士工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社会要求高了。从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可以清楚看到，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对烈士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已由单纯最高的政治要求转变为基本的人性化必须；二是交通条件好了。烈士亲属临时来队的可能性大了；三是新街是昆明到前线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军队首长还是地方领导，都可能会时常光顾的。综上特点，都要求我们的同志把政治敏感性和工作责任心体现在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决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和烈士的亲属再受第二次痛苦。中央军委和大后方的全国人民正以期待的眼光在注视着我们，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告慰一线部队，告慰全国人民。

（二）工作程序及人员分工

烈士送来后，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是由接收人员办理登记手续；二是由整容组按照烈士数量分组清洗整容；三是由火化组实施火化并逐人登记弹片，同骨灰一起装入骨灰盒后，再行入库手续。

干部科姚干事负责烈士接收登记手续、填写烈士卡片、阵亡烈士登记表、烈士证明书，给烈士编号、填写烈士骨灰盒标签，除此外，还要负责烈士衣服的发放和烈士遗物的登记和保管。宣传科邱干事负责烈士的遗容摄像工作并负责全队的战时政治思想工作。教导队长樊铁焕、副教导员谢吉晓负责具体整容和行政管理工作。我负责上下协调和烈士火化、骨灰入库工作。

（三）工作要求

根据上级关于“烈士遗体不得留置异国”的要求，所有遗体必须运回火化。我们的一线部队在抢运烈士时有时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后来听老指导员孙晓军讲，他们连奉命抢烈士，冒着炮火抢了一晚上，战士累的爬不起来，天亮一看，一多半是越军的尸体，大家懊恼坏了。实战中的确还出现过伤亡三四人抢一烈士的壮烈场面。）。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才运送到我们手中的烈士，我们怎麼办？师首长要求我们：

一是当天接收，当天火化，无特殊情况不准过夜；

二是整容中，能缝合的伤口必须缝合，能拍照的尽量拍照。做到无血迹、无泥土、无未缝合和未包扎好的伤口；四肢不全的要用仿品代替；该穿的衣物必须完整。每整容一名烈士，队里的干部无特殊情况都要到场并进行检查验收。务必做到“领导检查不检查一个样，护送人员在场不在场一个样”。

负责火化人员要对烈士遗体轻抬、轻放、慢输送；火化后要一人一清炉，务必骨灰完整。

三是对战区伤亡情况，要严加保密，不准向其他人透漏。与烈士是同乡或同学的，不准将其牺牲的情况告诉家里，免得人为被动。

四是烈士骨灰盒不准让任何人带走。

五是工作中要严肃认真，坚决杜绝戏笑、打闹和开玩笑行为。如有家属来队，一定要热情接待。

通过简单地动员，大家的认识有明显变化：一是一直闹着要同战友一起到一线真刀真枪立战功的，安下了心，认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性；二是比起一线官兵的危险性、艰苦性，我们没理由搞不好。

四、首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九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我们接收到全师参战后的第一位烈士——师炮团二营四连战士杨献龙，他是12月9日11时30分在猫猫跳阵地炮射中犠牲的，主要是头部受伤。按照预定方案，我们与炮团转运组办完交接后，即将杨献龙烈士抬到工作台上，面对护送的官兵和火化组年轻的战士们，为防止怯场乱阵脚，我和樊铁焕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此次整容全部由干部操作，战士一律在一边观摩。

我们首先对烈士身体进行清洗，军医李天国和卫生员畅新乐对头部整容。杨献龙同志是刚从教导队出去不久的学员，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然而在近距离面对老战友被固血覆盖的伤口和不愿闭合的双眼，大家都哭了。我协助军医对伤口进行了清理和鏠合，看着李军医颤抖的双手和满脸的泪水，我也泣不成声。

给烈士洗过脸后，又将胡子刮的干干净净，然后涂了胭脂。一套从内衣衬衣衬裤到绒衣棉衣外罩；从腰带帽子到领章帽徽制式军服穿毕后，邱干事从正面、侧面、全身、头部四个方向进行了拍照。这时再看小杨已似安祥入睡的神态，我们才喘了一口气。最后我们和护送的官兵一起为小杨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庄重的告别仪式，就送他上路了。因柴油炉子是第一次使用，比较凉，火化时共用了两个多小时，然后由我将骨灰装入红色丝绸袋，附上标签入库（当时，大理石骨灰盒尚未运到）。这就是火化组的第一次工作。天黑了，大家基本都没吃饭，房东老乡也来相劝，但同志们根本没有食欲。因条件所限，老邱蹲到牛棚去冲洗照片了，我则和老樊去查铺，早已过十二点了，但大家都没有睡意。本来都是些年轻战士，还带着童心的幼稚，让他们过早地面对，确实也是一种残忍。他们能安睡吗？这才仅仅是刚开始，以后呢？

五、残酷

一九八五年的“1.15”战役是继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全线反击战、法卡山战役、一九八四年“4.28”老山收复战之后第四次大的战役，它以歼敌1200余人我亡104人的战绩载入我军史册。然而，战争是残酷的，任何外交性的辞令，都无法改变它残酷性的一面。这里仅从烈士火化工作中列举点滴便可见一斑。

一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左右，接连几辆挂着红十字旗的军车带着战场的硝烟伴着一路尘土来到新街火化场。迅即，二十九位烈士摆满了火化间前的一片空地。这些尚未清洗换装的烈士，大部分血肉模糊、肢体不全，令人不寒而栗。办完交接手续后，两人一组，每组清洗三个烈士，我加入了整容组。首先，剪掉烈士血衣，清理遗物和子弹带；二是遗体清洗干净后，完善肢体和缝合伤口；三是由军医和卫生员组成的整容组进行整容化妆；四是穿衣拍照；五是白布裹身实施火化。清洗时，全部用温水洗身，上下肢不全的，用稻草裹布代替，没头的用药棉整形外戴口罩。

记得那天，我和卫生员处理两位烈士，一个是肚子破裂内脏外露，我协助卫生员将内脏按进肚中，并进行缝合；第二个更惨，整个脸部被炮火扯掉，只剩下眼鼻口五个黑洞，在血肉中找到和下额仅连半寸的布满黄土的脸皮，我们将其覆盖原位后，洗去泥巴，用胶布贴好，再刮去半寸胡须，才露出常人的面容。

在洗整中，我们发现不少烈士的手臂拉不开，牺牲后仍然是一副机枪手驾抢射击的姿势，给其穿衣时，怕弄断骨头，把衣袖剪开放置胳膊上；有些烈士的胳臂上，标有战斗诸元和敌军火力图，我们就立即将这些用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数据上报师部，据悉，该情报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清理二团二机连烈士陈林湘遗体时，发现其口袋中有一纸条，上写着：“党支部，我上袋内有一元钱，替我交最后一次党费”。有一个烈士火化后，在清理炉膛时，发现一枚迫击炮炮弹飞轮。据调查其胸部重伤无法整容，牺牲时飞轮已在肚中。而此类炉膛中的子弹声更是时有发生。

三月八日，送来12位烈士，其中，硬骨头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身负80处伤，火化后在骨灰中找到11块弹片。一团七连班长李桂友牺牲时，身负11处重伤，126块弹片。最多的一个烈士被定向地雷击中，身上有208颗钢珠。还有一位回民烈士，牺牲后被河水浸泡数日，全身浮肿变黑，手指触及便进肉中，其五官已经生蛆，但火化组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回避和应付的，他们用竹签棉球蘸酒精硬是一点一点清理干净，。在这一点上，虽然时过多年，但我一直为此感到欣慰，我们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没有半点对不起烈士的地方。

还有一次深夜，我和其他两位同志值班，突然，一辆运送烈士的军车来到门前，护送的干部没有抬下放烈士的担架，只提下一个麻袋。这位干部很沉重地对我说，这是十八名烈士，猫耳洞不幸被炸，是袁副主任带领人员抢出的，他要求你亲自处理。我急忙打开麻袋，看到的是仅有半麻袋用鲜血浸泡的泥巴和几块用泥巴裹着的肉，我惊呆了，好长时间回不过神。经火化，18人只有5块骨头。

在我部牺牲的烈士中，有四十多位是一九八四年入伍的新战士。他们当兵才半年就参战，上阵地不到一个月就牺牲。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在人生道路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就是战争，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宿影。

“师直13人、一团178人、二团88人、三团54人、炮团3人”，这是我部烈士的数字统计，看着这一组带血的数字，我长时间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战争。不管性质如何界定，都是一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最高利益的需要，作战双方都将以大量物资的消耗和人体的伤亡为代价。此外，给亲属带来的伤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至今，我仍不敢回想烈士家属到火化场那一幕幕揪心的、让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场面……

到这儿，可能会有人问，你是军人，你惧怕战争吗？是啊，军人生来就是为战争准备的，应对战争，是军人的基本职能，无所谓怕与不怕，既然发生了，你必须承受。

而我感到痛心的则是另一方面——精神上的伤害：记得在往前线开拔的一个岔路口，我们与一群到旅游区观光的年轻人相遇，他们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手指我们说：“当兵的，要英勇作战啊，人民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哈哈”。对此，你有何感想呢？

一九八五年六月初，我陪袁主任到昆明看望住院的伤员，在街头碰到一个一条腿的伤员与两个年轻人在一公交车下撕打。据了解，这个伤员在车上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这两个年轻人不仅不让座，而且还用“金鸡独立”的词句去调侃这位伤员，逼其举杖决斗。对此，你又有何感想呢？唉！军人的流血岂止在战场。

六、调查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至五月一日中午，这是我作战期间上阵地时间最长的一次——四天，任务是调查我部作战中无遗体烈士情况。

轮战即将结束，马上就要换防。此时，有人向总政反映我部有作战人员和烈士遗体失踪问题，总政保卫部要我部上报情况，于是，此差事落到我的头上。根据各单位排查情况，我师根本没有人员失踪现象，但确有36名烈士未送到新街火化场。

带着这个问题，我从4月27日开始，先后对师直属队4名、一团22名、二团7名和三团3名烈士牺牲时的详细情况进行调查。采取找见证人逐个谈话的方式（因阵地情况所限，未例行签字手续），详细听取了见证人的陈述：

一团二连通信员盛开元看到本连战士许某某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

七连袁振华看到本连战士李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早晨在116前无名三号阵地被炸飞掀到悬崖下；

二机连班长谢康生看到本连战士岳某某和吴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下午在145阵地南一洞口，拉响爆破筒与敌6人同归于尽，后找到他们的手枪、冲锋枪，衣服和部分碎肉埋掉；

七连袁新华看到本连战士王某某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被炸飞；

七连班长熊良军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116阵地看到本连战士虞某牺牲，即将其遗体背回放置一石崖上，后遭敌炮火袭击，遗体被炸飞；

六连班长刘生华、战士史龙旗看到本连战士张某某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在142阵地和王伟侠、张国胜一起与敌同归于尽。

……三十六位烈士的身首一一得到印证后，我的神经几乎麻木了。

听着弟兄们已哭不出声的陈述，看着战友们用眼泪书写的证明，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是啊，英烈们走了，无怨无悔地走了，连一句话、一把骨灰也没有给他们的亲人留下，他们将自己英勇卫国的军魂和身躯化作南疆的红土，永远捍卫着祖国的边疆。带着说不出的悲伤，我一口气写完了调查报告（注：为了不给烈士家属造成精神痛苦，这里隐去了上述无遗体烈士的名字）。

七、日记

在前线的十个月里，因环境限制，我几乎没记过一篇完整像样的日记。如今闲暇之余，翻箱倒柜，发现了作战期间的五本笔记和一本流水账。这本流水账很有意思，是个大杂烩，什么都有，还有一些类似日记的半截随笔，下面按时间顺序摘录几段：

1985年1月1日。截止今日，我师已占领阵地23天。12月9——11三天，刚上阵地，情况不熟，部队伤亡严重，大家情绪低沉。21日，一场漂亮的反击战，重创敌316师一个团，整个部队士气大振。12月24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拔点，部队损失严重，影响不好。

1月15日。凌晨四点，那拉方向（一团）对越实施拔点作战，后三个团的防线全部热闹起来。

1月17日。中央军委贺电，祝贺我师的胜利，并称之1.15大捷载入我军战史。为此，我拍了一张照，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月19日。16——18三天，共歼敌1200余人，我亡104人。

1月21日。从昨天晚上九点半到今天上午九点半，我没有合一下眼，整整处理了29位在1.15战斗中牺牲的烈士。记住这最悲壮的一天吧！

2月2日。今天，908部队（54军侦察大队）送来一具越南特工队员的尸体，我与其他同志每人给了他一脚……后来有点后悔，也真可怜，他才18岁，是所谓“第三军事强国”穷兵黩武的牺牲品。

2月8日。前天，科里通知我接替项干事到一团二营任教导员（轮流），出发那天，火化组全体人员列队欢送，樊铁焕队长特意送给一句人们笑不出的玩笑：韩干事，如果他们把你送来，弟兄们一定会给你洗干净。我仅说了声谢谢就出发了。在曼棍师指挥所待了一天多，还没上阵地，就被郭培巩师长召去，说2.11有大仗，要我立即筹备物资，马上赶回新街。就这样，教导员没干成，又回到了火化组。

2月9日。大战将临。想起了韩大敏同志在一九七九年探家时，介绍他那年出征前的情况，犹如身临其境。战斗中很难预料生死，此刻，谁都会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悲壮激昂之情。面对可能的死亡，说什么好呢？鼓励、教诲和勉励这样的词，大家都说的很少，惯用的几乎都只有两个字“保重”。记得关科长三次送我离开师指，叮嘱我的一直是这两个字。这就是战前的真实写照，战友的真情大爱。

2月11日。一、三团凌晨六点，对越拔点作战，当天击毙敌140人，伤敌140余人。我亡40余人。其中，三团四连攻打140阵地，毙敌47人，伤敌39人，该连亡2人。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表扬。

2月12日。到麻栗坡烈士陵园处理两位军工烈士（作战时，地方为我师配备砚山四个连民兵、文山两个连民兵，若有牺牲，由部队负责，穿军衣，不戴领章帽徽，遗物登记程序与军人一样），他们被炸弹炸的很惨，根本无法整容。我与县民政局田副局长（县支前办主任）交谈时她放声大哭,前去的同志无一不掉泪。装棺埋葬后，我到烈士陵园西五排陵墓31师侦察连副连长、我同年入伍的老同学陈西友烈士墓前，为他上了三柱香和一包烟。

2月19日。今天是大年三十，下午送来四位烈士。晚上八点，山下百家灯火，鞭炮声声。而我们这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氛，大家和往常一样正忙着给烈士整容、火化。除夕夜就是在这种难言的气氛中度过的。

2月20日。今天春节，还好，没多少情况。早上一顿饺子，睡了半天觉。

2月26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到管理员处买了二斤半鸡蛋（30个），煮熟后，分给火化组官兵每人一个。

3月4日。截止今日，我部已歼敌三千四百余人，我伤一千一百余人，亡二百七十余人。

3月八日。上午八时，我师三个步兵团全面出击，实施拔点作战，十点半结束，共拔点八个。下午一团送来六位烈士（六连3个、四连2个、三机连一个），其中有六连副指导员谢关友同志，他身负80处伤，火化后，从骨灰中找到11块弹片。

晚上二团也送来六位烈士（二连2个、三连3个、特务连1个）.八点钟，三团和炮九师各送来一名烈士。

3月10日。上午，从师医院送来一位烈士（二团八连的），下午，一团送来四名烈士（均为六连的）。敌我双方的炮击七点停息，但二团二连方向的战斗则更残酷了。听运烈士的同志讲，全连只剩下二人了，师里已把三团二连拉上去增援。目前，正在打反扑。

4月4日。今天上午，师开追悼会，袁副主任主持会议，李政委致悼词，三大机关和连长、政指参加。下午，西畴县委书记和副县长送来花圈并和我们合影。

4月5日。军首长及军机关到火化场悼念烈士。期间，军长傅全有叫我过去，说我师烈士骨灰盒上的照片没有36师的全，为此，批评了一通。真委屈，可知担负主攻方向的我师，烈士数量整整是36师的十倍啊。

4月6日。当地学校组织六十余名初中同学前来悼念，我在烈士吊唁堂前给他们上了一堂以宣扬烈士英勇事迹，勉励他们珍惜生活努力学习的政治课。

4月7日。上午，州工作组、县工作组、区机关、直属单位、五大区、学校、医院、企业、个体户代表等230余人在火化场举行悼念仪式；下午接待三批自发前来悼念的群众。有位七十多岁的小脚奶奶，背着祭品跋涉十几里山路来到吊唁堂，老人家抱着骨灰盒哭得悲痛欲绝（据悉她的孙子一九七九年作战时牺牲），其情其景终生难忘。

4月15日。自4月10日至今六天时间，我和邱忠荣同志在没有任何支撑物的条件下，抱着大理石骨灰盒，用毛笔撰写了348个烈士的碑文.

5月25日。下午离开新街，返回砚山，从此结束了火化组工作。

6月16日。晚上八点二十乘火车离昆回杭。

八、善后

部队回杭归建后，师党委对烈士善后工作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由师常委参加的接待工作、善后工作和安置工作会议，并同时成立了三个小组：一是由政治部袁副主任为组长、宣传科彭科长、群联科谢科长为成员的秘书接待组；二是由司令部马副参谋长为组长、军务科叶参谋、干部科夏干事、卫生科乔助理员和我为成员的烈士伤员善后工作组（夏干事和我负责烈士、叶参谋和乔助理负责伤员）；三是由后勤部姜副部长为组长、军务科、财务科和管理科为成员的后勤保障组。李继松政委、刘广平副师长、梅松林副政委对此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中，我部共牺牲336人（其中干部22人、战士314人，不含12名实习学员）。烈士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山东、甘肃、浙江、江苏、安徽、福建、上海等12省1市64个县。根据烈士数量多、分布面积广、地区条件差异大、人民群众要求高的特点，师党委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善后工作要不求形式、突出实效，认真扎实、不出差错。并积极与地方取得联系，主动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工作。总之，部队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最大地努力，地方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部队烈士工作

1、建全组织，加强领导

师团党委和政治机关把做好烈士善后工作作为战后稳定部队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两级都在最短时间内成立了烈士工作领导小组。师里由副师长、副政委亲自挂帅，司政后三大机关副职首长参加，组织、干部、军务、军需、财务、管理部门各抽调1——2人具体负责业务保障。师团均成立了烈士工作办公室，负责接待地方政府和烈士家属，指导基层做好烈士善后和家属工作；烈士较多的营连也相应成立了烈士工作组织，由营副教导员和连副指导员负责。由于组织建全，责任清楚，尽管部队刚返营房，军务繁杂，但烈士工作从没受到影响。

早在部队下阵地休整时，师里就举办了一期由150人参加的善后工作集训班，熟悉烈士生前事迹和各种政策规定。五月底，将这部分同志组成若干小组，分赴有关县市，到336户烈属家里走访、慰问。同时，各团派出1——2人回营区布置灵堂和准备追悼会，使部队返回后能马上开展工作。我也是第一批回杭打前站人员。

2、讲究方法，灵活政策

（1）按政策规定和条件许可，尽部队最大能力去解释和解决烈士家属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到政策范围内的要坚决按规定解决；政策没规定的，努力创造条件争取解决；政策范围外的，认真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坚决杜绝乱耍态度、乱表态和说话不负责的现象。

（2）认真撰写烈士生平，大力宣扬烈士事迹。四月底，各团都将烈士生平事迹整理打印，同烈士通知书一并寄给烈士家乡政府和烈士生前所在单位，以便地方政府宣扬。各团还利用派人出差或探家机会，到烈士家乡向烈士家属介绍烈士生平事迹；介绍部队开展向英烈学习的情况；向烈士家乡的人民作英烈事迹报告。使烈属们感到自己的亲人为国捐躯是无尚光荣的，他们的死是值得的。从而为下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3）主动与地方政府协商，搞好军地关系。在与地方民政部门接触中，大家说话谦虚，办事谨慎，尊重地方。336户烈属中的大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

3、营造氛围，扎实工作

（1）做好宣传汇报，迎接骨灰入杭。我们提前回杭州后，关科长即带我向留守的师副政委姜海春、梅松林二位首长进行汇报。随即，首长们也向浙江省委、杭州市委、省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汇报，省军区两次召开由省市主要领导参加的迎接骨灰入杭仪式协调会。我有幸参加这两次会议，会上确定了议程，其中部队领导的迎接词和感谢词由我起草。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九时四十四分，在一片低沉庄重的哀乐声中，迎来了运送烈士骨灰的列车。记的那天，暴热中突然下起了中雨，迎接骨灰仪式十点半在艮山门车站九号货运站台举行。在雨中，有南京军区和我们军的首长、有浙江省和杭州市党政军的领导，也有自发参加的群众。姜副政委代表全师官兵致词，省政府一位领导讲了话，我们部队一位基层指挥员发了言。之后，伴随着哀乐，军队和地方四大班子敬献了花圈。苍天似乎有灵，仪式自始自终，老天都和我们一起在哭泣。欢迎仪式结束了，天也晴了。

随后，各级领导乘车护送灵车离开艮山门。这是一支拥有百十辆前后占距数公里的庞大车队，也堪称杭州历史上首例：车队前面是为此行护送开道的一辆警车和两辆摩托，第一台是哀乐车，第二台是花圈车，第三至七辆是每车四名全副武装士兵护卫、骨灰覆盖军旗的灵车，后面是依次排列缓缓送行的党政军领导的车队。

汽车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缓缓通过杭州市区，当走到天目山路杭州大学门口时，突然听到一片哭声，我从拉花圈的大轿车中拉开遮窗的黑纱，看到上千名杭大、浙大的学生哭着跟车送行，尤其女生哭的更厉害，车队几乎停行。为了不惊动群众，按照预案，一律不通知外部人员参加。至今我还弄不清，那天怎麼来了那麼多自发送行的人。

一师打了胜仗，杭州的百姓早就从他们去前线慰问人员那里获悉。然而，首次迎接的却是这么多的骨灰盒，的确让人震撼，也由此让他们联想到前方血雨腥风的战场。

（2）搞好烈士家属来队的接待工作。七月份，先后有120户烈属来队，对每户烈属的来队，要求团、营、连首长及时慰问，介绍情况，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生活上体贴照顾。我们对每户家属，均分工一名能协助连队做工作的同志自始至终地陪同照顾，保证其吃好住好，想方设法使他们心情舒畅。地方民政部门来人，师团领导挤空陪同座谈和安排食宿、安排车辆，并派出专人随其到连队座谈，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的来看，地方政府和烈士家属对部队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

（3）对烈属提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就业、工作调动等问题，我们采取积极商请地方民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共同解决的办法，对个别家属反映的家庭困难，也做了少量救济。

（4）凡需给烈士补发的物资，以连造册，上报团烈士工作组处理。对烈士遗物，做到认真清理登记。凡战士们有的慰问品、作战纪念品、作战补助费，在烈士遗物中都必须显示。对少数烈士已丢失的纪念品和慰问品，各团作出规定，由所在连的干部垫上自己的。

（5）及时宣扬表彰烈士家属中的好人好事，发挥典型的积极作用，在家属中达到了互相学习、互相教育和互相做工作之目的。

4、存在问题

(1)经费问题：烈士家属来队的旅差费，在昆明时规定每户可来四人，路费实报实销。后来南京军区规定，每户只准报三人而且总经费只限于150元内，缺口太大。实际上大都超过三人，有的一家就来了八九人。有的连队家底薄，为安慰烈属，消化矛盾，无奈把大家的津贴费也垫了出来；此外，烈士立功奖金（一等功400元、二等功200元、三等功50元、嘉奖10元）及烈士遗物丢失的赔偿费，因部队报账晚发不到手，导致烈士工作留尾巴，移交中不能一次结清。

（2）其他问题：有的烈士家属提出请部队补发一套新式军服作纪念，都知道是人之常情，但却无法答复；铜陵、霍邱、徐州没有烈士陵园，无法移交骨灰盒。

地方烈士工作

地方各级领导和民政部门对烈士善后工作的处理，总的来看是比较重视的，大多数地区是积极主动的，处理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一是领导重视亲自抓，宣传工作比较好。我部四月底下发通知时，将烈士简要事迹一并寄往。各地接到通知后，不管该地区烈士数量多少，都成立了烈士工作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检查，听取汇报，到场指导工作；宣传部门工作扎实行动快，报刊、电视、电台宣传得力。由于各级政府重视，社会舆论到位，从而使烈士家属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得到了较好解决。如江苏六合县委提出“为战争、为烈士、为国防、为优抚对象服务”的四服务活动，调动学校、机关、和各类企业人员，积极开展我为烈士家属办好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上海青浦县有四位烈士，该县接到通知后，县委书记亲自布置，在全县进行广泛宣传，使烈士的名字和事迹在全县家喻户晓。该县人民敬仰烈士，尊敬烈属，已成为一种世风，军队和军人的威信明显提高。

二是作风扎实，不推不拖，拍板定案快。这次部队慰问组走访，每到一地，县委、县政府领导都要亲自陪同，和同志们一块逐户做工作，对家属和部队提出的问题，当场拍板定案，马上抓落实。由于地方工作扎实，烈属来队人员比原计划减少三分之二，多数家属含着眼泪说，地方领导这样关心我们，我们没理由再去打扰部队。

三是想方设法解决家属困难。这次，除了按政策规定解决家属问题外，各县市都在政策外给家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上海青浦县一等功臣王春龙烈士家里，政府为他们家安排了四个招工指标，住房紧张，政府又专门为他们盖房；江苏溧水赵落落烈士，姐姐安排到公社妇联，妹妹高考复习，县里专门指派一名教师辅导；为解决家庭人手少，老人无人照料的问题，地方有关部门不怕麻烦，从外地想方设法把其子女调到身边；有的县还给年老多病的实行公费医疗……烈属们感动地流出了眼泪。他们说，我们没想到的，地方政府为我们解决了，我们没什么可说，只有一个心眼，为国家多做贡献。之后，到部队替儿子、替弟弟缴纳党费的已有二十多户，最多的一直交到六七十岁。

四是存在问题：

一些地方干部大局意识淡薄，缺乏群众观念，烈士工作不到位甚至激化矛盾。江苏某县的陈和平烈士家，父母长年患病，申请地方解决医疗费，部队工作组在场时，地方答应解决，部队走后就不管了，家属找了几次，那里的干部还大发脾气，公社书记在干部会上公开讲“他们再闹就处理他们，还说2000元抚恤金已经足够了，还想怎么着等等，很缺乏感情。后来，家属又跑到部队，请求派人再去解决。

部队到广东某县梁元信烈士家里慰问时，县民政局负责人说，部队去慰问带的100元太少了，要部队把慰问烈士期间县里用的招待费、烟钱和车费都拿出来，还说如不照他们的意见办，就不准见家属，工作将来全部由部队负责做，地方不管。

河南某县接到通知后，一直不通知烈属家里。部队五月初派工作组去慰问时，县里不同意部队同家属见面，说现在正是“双抢“的大忙季节，通知家里会影响县里的全面工作，他们为了保密，还把部队慰问组的介绍信收了起来。

根据地方存在的问题，部队迅速派出第二批工作组。此时，我已接到上军校的通知书，于八月底离开了部队。自此，我所经手的烈士工作告一段落。

九、悼念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在师部大礼堂举行师直单位对越作战烈士追悼会。时过二十六年，已记不清那天是什么天气，记得到会的客人很多，有南京军区和浙江省军区、杭州军分区的首长，有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领导，有军首长和几个师的代表，还有有关省市县民政部门的同志和烈士的亲属；送花圈和致唁电的领导及单位则更多。会议规模很大、很隆重。会议的具体过程虽已淡忘，而一个细节却记忆犹新。

那是在会议结束后，战士列队护送骨灰盒通过军人服务社时，让我目睹了烈士亲属撕心裂肺的哭声和难以行走的身影。至今每每想起，仍然夜不能寝。巧的很，这一幕又被我刚刚来队的母亲和姐姐碰着，烈士的家属还没晕倒，而我的母亲已躺倒在地上，使姐姐着实紧张了半天。后来我才从姐姐那里获悉，一九八五年春节刚过，县委书记带县乡有关领导到我家里慰问，当时，我母亲以为是下通知书的来了，猛烈地刺激，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后来，听邻居讲，你在前线一年，你妈在家哭了十二个月。想起这些，我一直感到对不起母亲，每当看到她老人家满头的白发和消瘦沧桑的脸庞，便有一种痛苦不可名状。

这样的老人何止我母亲一个？她所牵挂的又何止我一个？哪个母亲希望战争？但为了安宁，这些伟大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将儿子送到了前方，这朴实无华地牵挂、难以上纲的情感，其实，便是获得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强大力量，是支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坚实脊梁。伤感之余，我又为有这样众多的母亲感到骄傲，能做她们的儿子更感到自豪。

二零零七年五月的一天，突然接到袁主任从麻栗坡烈士陵园打来的长途，询问陈西友烈士的坟墓在什么位置，并且告诉我，他和原师宣传科干事刘丹旗、卢森林等一行三人在云南有关人员陪同下重返老山路(后由刘干事拍照、卢干事撰文，在网上发布了《寻忆老山》的散文，受到战友和网友的广泛关注)，路过麻栗坡，专门去悼念陈西友的。我告诉确切位置后，他们在其墓前烧香、上供、撒酒、鞠躬。陈西友原是我师警卫连班长，七九年补充到十一军三十一师参加对越还击作战，八一年十二月九日牺牲，时任师侦察连副连长。袁主任一行根本没见过他，也不认识他，此举，的确出乎意料，着实让我感动。

他们悼念后，袁主任又打电话过来，让我给老同学陈西有再说几句。记得我当时含着眼泪说了这样几句话：西友，我的老同学、好兄弟，家乡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你，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没有忘记你，老首长一行人虽不多，却是代表老部队所有现、退役官兵来看你的，你可以安息了，我抽空一定组织咱们的老同学去看你。

登百尺楼，看大好河山，天若有情，应教四方思猛士；留一杯土，育青松翠柏，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英雄。

心香一柱，神萌九州。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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