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兵排长——知青趣闻

生产队民兵排长张帮银从小就没爹，五六岁时母亲带着他嫁到平坝上，他母亲带个拖油瓶在那家当牛做马不几年也去世了。此时刚好遇到土改，他就又回到茶山上，家庭成份评为贫农，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一些农具。

我们到生产队当知青时，张帮银已年近三十。土改已过了近二十年，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问题，他还是一穷二白，虽然他身强力壮，无病无伤无残疾，不懒不赌不好吃。

他每年出工360天以上，挣工分近4000分，合计约400个劳动日。1968年是个好年成，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值0.51元，他全年挣得约200元。生产队分给他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约八百斤，其中含小麦百多斤，黄豆二三十斤，花生三四十斤，红苕近一千五百斤(折合为黄谷四百斤)和黄谷两百多斤，这些粮食就须扣去他100多元；他还分到了豌豆、胡豆、油菜籽和麦草、豆杆、稻草等，还须扣款30～40元；生产队每年要用红苕与公家换米，农民分大米须自己出米钱，再扣去生产队集体提留等等，他1968年的年终决算至多能进20～30元。

这点钱要买1969年全年用的盐巴、煤油、火柴...哪够啊！所以他全年只吃盐巴从不吃酱油豆瓣，赶场时肚子再饿也基本不下馆子，即使偶尔下馆子也只吃碗干饭，用馆子免费供应的酱油汤泡饭。

身强力壮无病不残的他全年不休地辛勤劳作，供养自己一张嘴吃饭，还过的如此可怜，这与现代单身快乐族真不可同日而语。

张帮银用换工方式请人帮工造了一间草房，墙是用山坝上的黄泥土夯打垒成，仅一人高(太高怕被大雨淋垮)；生产队批准他在集体山林中砍了几棵树，作为房梁房柱，并绑了一张床；房顶上和床上用的竹子是他自己栽的，房草是生产队分的；这十几平米的土墙草房，白天进去一片黑，他很少点燃煤油灯，烧的都是钱啊。

他原本喂了几只母鸡和一只鹅，但这鹅老是串到人家自留地里啄菜叶吃，常遭人骂，他就把它卖了。原本想养母鸡下蛋拿到集市上换两个钱用，但他出工后家里没人，那鸡蛋不知下到哪家去了，养鸡捡不到蛋，就干脆不养了。

他有的是力气，但农业技术不在行，自留地的土又薄又瘦，一个人又拉不了多少屎尿，施肥不足的生姜、红辣椒和甘蔗等经济作物卖相都差，价格也就低了老远了。

他平时唯一进钱的办法就是省吃，把节省下来的黄豆花生和豌豆胡豆等拿去市场卖，换些钱置办一些维持活命的必须品。周队长见他是孤儿，老实不惹事，又听话肯干，就让他当了民兵排长，遇到啥公事都叫他跑腿。

1969年深冬的一天出午工前，生产队周队长找我们几个知青说：″张帮银被人告了，说他搞了富农张家X的女儿，那些人闹的很凶。他是民兵排长，我不便插手调查，请你们几个知青走一趟，看到底是咋个回事，给你们算工分。"

我们四个知青中的老大吴苏是高六六级毕业生，参加过农村四清工作组，政策水平高。吴苏不仅能说会道，身体还强壮，可以举起两百多斤的杠铃，三五个壮年农民围他都近不了身。全生产队身体最强壮的张帮青和周洪泰与他比武都输给了他，所以周队长信任他。

吴苏安排我跟着他一起找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我作记录；又安排杜生正和沈新民找其他人包括证人和报案人了解情况。吴苏强调注意事项说只问只听不表态，须喑中察言观色，不能偏听偏信等。

我们商量好对策后，便去了张帮银家。他家西北面二十多米分别是那三弟兄张帮青、张帮民和张帮洪的家，西面十多米是那富农的草屋，西南三四十米外是另外几家张姓宗亲的木板瓦房。即是说，本案当事人双方的房子靠的最近。

我们一走近张姓宗族住地范围，就发现闹的最凶的就是那三兄弟。见到我们张老大的老婆就说：他狗日的张帮银是贫农和民兵排长，但也不能搞富农的女儿啊，我妹儿还小，今后咋个嫁人啊！必须把他绑起来送到公社，至少判他几年刑...

吴苏见此情景说：你们先不要闹好不好？！我们就是奉周队长的命令来调查这件事的，我们会秉公办事，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嘛？老二张帮民忙说：你吴苏来调查，我们肯定信的过！但张帮银这杂种狡猾的狠，他不会承认的...

吴苏回答：你放心，事实就是事实，纸包不住火，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老大张帮青说：对，吴苏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张帮银那龟儿子这回跑不脱！吴苏对我说：那就先找女的了解情况。按照之前的分工，我和吴苏去富农家找他女儿，杜生正和沈新民就在这周边调查，包括张家三兄弟。

 第一排右一为吴苏，第二排右一为张帮银，第三排左二为杜生正，左三是作者，左四为沈新民...... (摄于1970年冬)

富农张家X的房子同张帮银的一样，都是黄土夯打垒成的土墙和麦草稻草盖的房顶，但面积大的多和高的多。这房有四十多平米，分三间，富农和他女儿各住一间，旁边是一间厨房，背后又搭个小棚是厕所，没有猪圈。富农张家X五十多岁，皮肤比一般的农民白，显的富态，他力气不大，仅是个半劳，即干一天活路挣八个工分。

他女儿十六七岁，又矮又白又胖，全身上下各部份都如同肉球，一笑就露出两个酒窝。此女好像姓张名金凤，农民大嫂取外号"文工团″(念"文工佗")，她喜欢唱歌跳舞，只要有人要她表演，即使在田间地头她也马上唱起来舞起来，也不知是跟谁学的。

我们进了那富农的房，仅一张木床、两把竹櫈子和一盏挂在柱子上的煤油灯。我们还没问，坐在床沿上的张家X就干哭：这狗日的张帮银坏球的很，仗势他是排长，欺负我们成份不好，搞我的女儿，你们要帮我作主啊！吴苏说：你放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与成份好坏无关。

吴苏问站在旁边的"文工团″：你说说是啥子事？咋个发生的？做了些啥子？"文工团"眼睛盯住门外看热闹的几个娃儿不开腔。吴苏说：那我们进里面去谈。里面那间房是″文工团″的闺房，比她爸的房多了一个小木柜和小方桌。吴苏又问，″文工团″说：昨天晚上张帮银喊我去他屋里耍，进了房他抱住我说″我们热和耳一下..."...

吴苏问：接下来呢，他又做了啥子事？″他抱住我往床上拉，要亲我，我就跑了...″

吴苏：你不要怕，老老实实说，做了啥子事就说啥子事，我们会保密的。″...我跑回家就哭，我娘(爸)问我啥子事，我说了张帮银要热和耳，抱住我往床上拖..."

吴苏说：好嘛，我们还要调查。吴苏对富农说：这件事有些眉目，你给你那三个侄儿讲，不要闹，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我们从富农家出来去张帮银家，他睡在床上，看见我们赶紧爬起来，说还没吃饭，没心思做。我想，他是害怕，怕把事搞大了自己收不了场。他也晓得我们先去了富农家，人家说了啥，他心里没底。

吴苏说：我们受周队长委托来调查这件事，你不要担心，是啥就说啥，我们要听双方说，总会找出事情的真相。他说：昨天晚上她老汉耳要打她，她就跑到我屋里头来躲，在床边上坐了哈哈儿，她说衣服穿少了冷，我就叫她上床盖上铺盖...

吴苏问：你说过"我们热和耳一下″没有？″她说的，不是我说的"。吴苏：你抱她没有？″抱了"。

吴苏：你抱住她往床上拖，是不是？″本来我们就坐在床边上，抱住后就倒到床上了"。

吴苏：倒在床上又做了啥子事？是不是亲了她？″她爬起来就跑了，没有亲..."

吴苏：你要讲真话哦！"我讲的是真的，她爬起来就跑了″！...

出了张帮银家，吴苏又去富农家叫上″文工团″和他富农爹，去张帮银家对质，几个来回事情的真相就基本上搞清楚了。

出来后，那富农说：他张帮银对我女儿说"热和耳一下″是啥子意思嘛？他把我女儿往床上拖要干啥子嘛？这次他狗日的没搞到手，今后还会占我女儿的欺头，必须把他的排长撤了！

吴苏没理他，走了几步悄悄对我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向周队长讲清楚。杜生正和沈新民调查的情况就是张家三兄弟闹的那些事，他们只知道"热和耳"和″上了床″，最终做了啥子事就是他们顺着惯例逻辑推理出来的。后来周队长和吴苏主持双方调解，张帮银赔礼道歉并出了十元钱了事。

我们生产队距乐山城十来里路，中间隔条铜河。但这里的农民不管男女老少，即使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是一辈子不刷牙的，牙齿上堆满了金黄色的牙垢。出产甘蔗季节时，啃甘蔗就相当于刷了牙，年轻娃娃的牙齿才露出白色。

我们刚到农村时，农民还嘲笑我们：那些城里来的知青连牙齿都要洗，还天天洗，这牙有啥子洗头嘛"？！

我们也不理解他们，这一辈子不刷牙，不知嘴巴有好臭？！如果两口子亲嘴咋个下得了口？后来一想，两口子都臭就都不臭了。

再深入想一想也就理解了，许多农民家连盐巴和煤油都不能保证天天有，哪有钱买牙刷牙膏呢？

七一年冬，年已三十的民兵排长张帮银托人在山里找到一个女人(不知是不是姑娘)，媒人约好当月最后一个安谷场时见一面。

张排长拿出多年积蓄的钱买了一丈二尺蓝布，在车子场的裁缝店做了一套衣裤；买了一顶蓝色的有檐帽子，花三元钱找人做了一双黑布鞋，还买了一只绿色挎包，准备好了相亲那天的所有行头。他听了我们的劝告，买了一盒百雀灵护肤脂，在脸上和手上涂抹了几天，看起来就显的没有之前那么沧桑。

临相亲的前两天，张排长来到我们知青点，看见杜生正就问：生正儿，我看你们用的牙膏是白的，咋个我买的是黑的呢？我们仔细一看，张排长果真一嘴黑牙，整个嘴巴及舌头都是黑紫色的！

生正儿大笑：牙膏都是白颜色的，你肯定买成鞋油了！你说，你去商店买牙膏时是咋个说的？

"我看见玻璃柜台里摆着牙膏，我就说帮我拿一盒...″

生正儿笑不闭口：你说没说要买牙膏啊？

"没说″！

生正还笑：你重新买过，这回你一进门就给服务员说我要买牙膏！

″要的嘛“！

笑过后，我们又觉得悲哀，这张排长正值壮年，不仅认不得字，还认不得图，这亲如何相的成？那个大山里头的女人是看上了他住的地方离城市近，才愿意与他相亲的，但他哪里粘有一丝丝城边人的气息呢？！ 

作者简介：

左平，四川乐山人，乐山二中老三届初66级毕业，1969年1月到乐山县车子公社茶山一队插队落户，1972年回城待业，1976年进工厂，1978年参加高考，大学本科，职业高中高级教师，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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