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30日晚7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五讲在腾讯会议开讲。第五讲的主题为“乾隆颁送英国王乔治三世敕谕及其翻译问题：兼谈翻译与近代中国”，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讲，并由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禹玲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讲座开始，王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学界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现有研究。学界一般认为，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因为使团提出的要求被清廷全部拒绝。有学者甚至认为，如果乾隆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可能不会出现《南京条约》。王教授指出，这是过于乐观的看法，当时英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其要求不容易满足，而《南京条约》之后英国也提出更多要求。马戛尔尼使团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研究著作相当丰富。最重要、也是最早的研究专著是法国人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的法文专著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该书英文版则在1993年出版。佩雷菲特是法国外交官，利用这个身份可以获得稀有资料，譬如当时尚未开放的清宫档案中关于马戛尔尼的资料。英文出版物中最早的是1992年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in the Court of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一书，作者Aubrey Singer（1927-2007）是业余历史学家，该书学术性不高。之后又有何伟亚（James Louis Hevia, 1947-）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团的中英礼仪冲突》）以后现代的角度研究使团，引起了很大争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此书在史料运用方面有误。另外还有毕可思（Robert A. Bickers, 1964-）编辑的论文集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中文方面的资料，最重要的有张芝联主编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书，集中了当时清史学者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成果。而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这本书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秦国经作为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在资料掌握上也有优势。王老师表示，自己从2006年左右开始关注马戛尔尼使团问题，2009年发表《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2013年连续发表《“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两文，之后就搁下这一研究，未继续深入展开。直到三年半前整理旧文，发现研究仍有扩充空间，希望结合新材料写成专书。专书的各章节基本皆已发表，题目也已确定为“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约三十五万字，希望明年可以出版。
△马戛尔尼 (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王教授介绍了现有研究之后，正式进入讲座的主题，即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王教授首先讨论了第一道敕谕的拟写时间和颁发时间。这道敕谕是马戛尔尼使团即将离开北京时乾隆颁发的，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文献。譬如马戛尔尼日记的整理者克莱默·宾（J. L. Cranmer-Byng, 1919-1999）翻译并评述了这一道敕谕，认为这可能是1700年到1860年之间研究中西关系最重要的中文文献；佩雷菲特认为，这道敕谕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一直到邓小平为止”研究中西关系最重要的档案；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对敕谕的评价，即“除非这篇文字不再被视为荒谬，否则还是没有人理解中国”，至今也常常为学者引用。由此可见，这道敕諭在中国近代史、中西交往历史中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依旧有许多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王教授将在讲座中一一展开。这道敕谕收录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一书。该书序言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清朝政府接待英国使团的全部档案文件的影印件，以及在中国目前可能搜集到的全部文献资料”，而且该书也一直未见增订，研究者只能假定没有收录其中的资料就是在中国无法找到的资料。但需要留意，仍有许多文献并没有收录其中，譬如英国人送来的文档，尤其是英国人送来的中文译本，几乎一篇也没有收录，可能当时就已经被毁。
在清宫档案中，最早涉及乾隆颁送马戛尔尼使团敕谕的是军机处在1793年8月3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奏片（〈军机大臣等奏为呈览给英国敕谕事〉），这时使团才刚抵达天津外海，甚至还没有登岸，奏片给人的观感是敕谕早就准备好了。而乾隆第一次向乔治三世发送敕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793年9月23日），间隔一个半月之久。王教授由此提出了第一个问题，1793年8月3日敕谕是否等同于1793年9月23日敕谕？好几位学者都以为这份8月3日已准备好的敕谕就是乾隆正式颁送使团的敕谕，比如佩雷菲特、Aubrey Singer、克莱默·宾、李云泉等。佩雷菲特由此推论，使团注定失败的，因为乾隆对使团的立场早已确定。而克莱默·宾的观点也十分接近，他说假如马戛尔尼知道在他们还没有登岸前清廷已准备好敕谕，要他在呈送完礼品后便马上离开，也许他对使团便不会这么积极热心。但如果从敕谕的内容来看，这样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9月23日的敕谕拒绝英国派驻官员居住中国的要求，“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而这一要求是乔治三世的国书中提出的，“若设我国一员智之官，永居贵国，管理一总事务”（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乔治三世给乾隆国书中译本）。国书是马戛尔尼在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在热河万树园亲自呈递给乾隆，第一道敕谕不可能早于这一日期完成。而那封早在8月3日已经准备就绪的敕谕，篇幅很短，只有300字左右，完全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充斥着天朝话语，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而且最终也没有颁送马戛尔尼。两道敕谕的内容完全不同，本来没有可能混淆，但为什么一些学者会犯上这样严重的错误？其实，最早犯错的是《掌故丛编》的编辑。《掌故丛编》首先辑录了《六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然后马上收录乾隆正式发给英国国王的第一道敕谕（〈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但却加上这样的按语：“按：此敕谕系六月二十七日拟进八月十九日颁给”，没有提及一直留在清宫档案的、“照例”拟写的〈给英吉利国王敕谕〉。一些学者未能细读两道敕谕，就直接接受了《掌故丛编》的说法，以为正式发送给英国人的就是8月3日所拟好的一份，并由此推出各种结论来。然而，这是不正确的。
厘清了第一道敕谕的拟写时间问题之后，王教授紧接着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即第一道敕谕是什么时候颁送的？〈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9月23日正式发出，10月3日送抵使团住处，这没有问题。不过，《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收录的是誊抄本，根据英国温莎堡皇家档案馆所藏敕谕，使团当时带回去的敕谕上，日期写的是“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1793年10月7日），这一资料转引自Aubrey Singer的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in the Court of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一书的插图。“九月初三日”与东印度公司档案所藏的敕諭译本日期也一致。将落款日期故意推后写是常见做法，第二道敕谕也是如此。王教授接着提出第三个问题，第二道敕谕（〈大清皇帝为开口贸易事给英国王的敕谕〉）是什么时候拟写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有两处收录，内容完全相同，但目录所记的日期分别为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1793年10月2日）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1793年10月3日），但这两个日期显然都是有问题的。根据马戛尔尼的报告及日志，他原想借着10月3日上午与和珅的一次见面来提出要求，但当天他抱病在身，但和珅说可以用书面形式提出，马戛尔尼就赶紧在当天下午给和珅写信，具体提出使团的要求，从第二道敕谕的内容可以见到，“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昨”指的就是10月3日，因此敕谕是10月4日完成，就是为了回应马戛尔这封写给和珅的信，逐一详细驳斥使团的各项要求。除了敕谕内容之外，《掌故丛编》所录〈八月三十日军机处奏片〉也提到“谨将颁给英吉利国敕书呈览，俟发下后填写九月初三吉日，遵旨于明日颁发”，以及“臣等谨拟写敕谕进呈，发下后即翻译清文，遵旨不再呈览，以便赶紧缮写”。这都可以表明乾隆第二道敕谕是八月三十日（10月4日）才完成的。而根据第二道敕谕使团官方译本，下署日期也正是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1793年10月7日）。至此，王教授已经详细梳理了两道敕谕的日期问题，并总结如下：
王教授接着进入下一个话题，即乾隆敕谕的译本问题，敕谕有哪些重要译本？学者对译本有何评价？这些评价公允与否？这三个问题都会在这一部分展开并试图解决。王教授介绍道，马戛尔尼使团当时的敕谕译本并没有公开发表，更遑论引起讨论。最早公开把敕谕翻译成英文的其实是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他在1896年以《东华录》所收乾隆敕谕为底本，翻译了敕谕，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其实是白克浩斯（Edmund Backhouse, 1873-1944）和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翻译的、发表在1914 年出版的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内的译本。就像庄延龄一样，他们把三道敕谕都翻译了出来。白克浩斯和濮兰德合作的《慈禧外传》引起很大争议，里面出现的《景善日记》已被判定为白克浩斯伪造，而白克浩斯后来出版的各种匪夷所思的内容。毕可思更明言白克浩斯是一个“伪造者”（fraudster），“他的自传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相信的。”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他们的作品很受欢迎，流行很广。另一个学术界经常引用的译本是克莱默·宾翻译的，他在整理、编辑马戛尔尼日记之后也翻译了敕谕。还有一个节译本收录于邓嗣禹（Ssu-yü Teng, 1906-1988）和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五十年代编写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1839-1923》）一书，书中部分翻译了敕谕。介绍了主要译本之后，王教授引用了佩雷菲特有关敕谕的说法，并仔细分析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中批评第一道敕谕的译本（下划线为王教授所加）：把原文翻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很小心地更改最傲慢无礼的部分，还公然宣称要删走“任何侮辱性的词句”。可是，使团的领导仍然是不愿意让这份洁净过的文本在他们有生之年公诸大众（一份简写本在他们全都去世后很久才发表出来）。因此，他们根据拉丁文本拟写了一份英文摘要，而这份摘要后来就被视作官方文本，尽管这实际上只是一份伪造出来的文书。马戛尔尼和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把传教士所准备的美化文本中任何可能伤害英国人尊严的东西删走。他们给英国大众的是一份删改本的删改本。王教授指出，佩雷菲特批评传教士这部分是有根据的，因为负责翻译敕谕的两个传教士之一贺清泰（Louis Antonie de Poirot, 1735-1813）曾写信给马戛尔尼，表明他们的确作出了改动。不过，贺清泰信中强调的是对第二道敕谕的改动，并未涉及第一道敕谕。佩雷菲特引用第二道敕谕的信来批评第一道敕谕，不够严谨。至于“一份简写本在他们全都去世后很久才发表出来”，佩雷菲特并没有落注表明这是哪一个“简写本”。东印度公司档案只能显示，在离开北京南下广州途中，马戛尔尼在杭州附近已经把这道敕谕的拉丁文本及英文本、第二道敕谕的拉丁文本和英文本，连同一份有关使团的颇为详细的报告一并送给邓达斯。也就是说，虽然使团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敕谕，但英国官方及东印度公司早已知悉这份敕谕的内容。佩雷菲特也同样没有说明，他所指摘的这份“后来被视为官方文本的英文摘要”究竟是哪一份。王教授指出，马戛尔尼提交给邓达斯的译本绝不是简写本或者摘要。比较敕谕的几个译本，使团的官方译本有1510字，庄延龄译本有1200字，白克浩斯译本有950字，克莱默-宾译本有1248字，官方译本是字数最多的。所以，除非佩雷菲特所说的马戛尔尼等提供的译本另有所指，否则他的“摘要”或“简写本”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那么，使团官方译本与原敕谕有什么差异？最主要的改动是高高在上的天朝话语的消失，比如敕谕中明显不平等的“天朝”与“尔国”在译本中变成了平等的“this country”、“your country”。对比一下其他的译本，庄延龄、白克浩斯和克莱默·宾都毫无例外地把“天朝”译为“Celestial Court”和“Celestial Dynasty”，庄延龄更特别落注说明“天朝”一词是中国皇帝指定要用的表述，目的就是让夷人知所敬服。敕谕中的“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一语，被译为“Notwithstanding you reside, O King, beyond many Tracts of Seas, prompted by the urbanity of your Disposition, you have vouchsafed to send me an Ambassador, to congratulate me upon my Birthday.” 有趣的是，尽管译文所用的 “vouchsafed”的确有高位者向下赐予的意思，但这句子的主语是“you”，是英国国王，这就变成英国国王在上位，向乾隆纡尊降贵，派遣一名使者过来。对照其他译本，尽管程度上有异，但全都是说英国人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而派遣使团。至于“向化”一词，在官方译本中完全没有体现，而庄延龄、克莱默·宾和白克浩斯都将之理解为向往某一个文化，但“向化”实是归化、顺服之意。可见“倾心向化”的翻译上，即使后来出现的三个译本，也不能准确地把敕谕原来那种朝贡国要归顺天朝的意思翻译出来。敕谕中称“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使团将之译为“From the Friendliness and candour expressed in your Letter, I am convinced of your good Will and Regard for me, and return you my thankful acknowledgements.”译本完全未能体现出“肫恳”一词的恭顺、诚服之意，而上对下的“嘉许”也变成了乾隆心怀感激，表示回报。这不单是淡化的效果，更颠倒了敕諭中体现的尊卑关系，把原文的意思完全扭曲了。同样的问题发生在敕谕的结尾，原文是“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欵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乾隆在发出第一道敕谕时，已经在英国国书中的要求中读出了“朝贡”以外的意味，因此这个结尾颇有一些好自为之的味道，即告诫英国国王永远臣服，才可能享有太平。但马戛尔尼英译本不可能传达这样的讯息，译成了“I now intreat you, O King, to make your Intentions correspond with mine - adhere to Truth and Equity - act with all Prudence and Benignity, study the public Good, avert misfortunes from your Kingdom, and conduct yourself in such wise, that we may reciprocally enjo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Tranquillity”.官方译本中“当善体朕意”变成“I now intreat you, O King, to make your Intentions correspond with mine”，当中“intreat”是恳求、请求的意思，整句变成乾隆恳求英国国王采取一种与他自己一致的态度；“恭顺”完全消失了，用的是“以慎重和温和的方式行事”（act with all Prudence and Benignity）。而更严重的是，在紧接于恳求英国国王与他自己态度一致后出现了“Adher[e]to Truth and equity”，这就是要向英国人传递一个讯息：乾隆会以真诚和公平的原则来处事。这当然会在英国受到欢迎，但这就真正违背了天朝思想的核心概念。其他译本则表现了原文中的尊卑关系，比如白克浩斯讲这句话译为“It behoves you, O King, to respect my sentiments and to display even greater devotion and loyalty in future, so that, by perpetual submission to our Throne, you may secur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your country hereafter.”如“devotion”、“loyalty”、“submission”等词都充分确立英国人臣服的位置，而且这臣服是永久（perpetual）的。另外，“so that”的出现，更说明因果关系：英国人想得到和平，就必须永远地恭顺。这自然是大英帝国的读者所难以接受的，可以想象白克浩斯的译本为何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官方译本除了给人一种两国地位平等，乾隆以公平态度处事的感觉之外，马戛尔尼所提交的敕谕译本还刻意营造一种两国关系十分和谐友好的气氛。在译文中，“friendly”出现了两次，用来表示乾隆对待使团的态度；但其实所翻译的都是“恩”（“恩惠”、“恩视”），是乾隆向英国人施恩，英国人得到中国的恩惠，这显然跟友好、友善是很不相同的讯息。一个性质接近的翻译是“affection”和“affectionate”，在译文中共出现三次，其中两次跟使团带来礼品相关，且译法十分接近：“as a token of your Sincere Affection”、“as Tokens of your affectionate Regard for me”都是说使团所带来的礼品代表英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不过，原敕谕中这两处地方所强调的是英国人在呈送礼品时表现出很大的诚意，“备进方物，用将忱悃”、“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与强调友好、爱慕的“affection”不完全相同。多个“affection”、“friendly”连在一起就营造了非常和谐友好的效果，这完全符合英国对“开展跟中国皇帝的友谊”、“为两国建立永久的和谐关系及联系”的期待，但也确实是敕谕原文没有的。王教授总结道，虽然整体上敕谕没有什么删改，主要的内容（乾隆拒绝英国人提出在北京派驻人员的要求）也大体上传达出来了，但实际上一些重要的讯息却被扭曲，淡化了原敕谕中清廷高高在上的天朝思想，反而把两国置于平等的位置。这里所反映的其实是在使团来华整个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核心问题：翻译如何体现中英两国的关系。王教授接着仔细分析了第二道敕谕中的一个疑难问题。第二道敕谕中“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一句令马戛尔尼相当困惑，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松筠说，对于敕谕指称我希望把英国的宗教引入中国，我很感意外。……我回答说，不管别的欧洲人怎样，英国人从来不会干扰别人的崇拜或信仰。……英国人到中国来并不带有这种想法，留在广州和澳门的英国商人不会像其他欧洲人一样，把神父牧师之类的人带过来。在我自己脑中，还有在我的任务里，都完全没有这种意思。我带来整个队伍里都没有任何牧师一类的人。”而且马戛尔尼当时向和珅提出的六项要求全部都是商业方面的要求，没有宗教要求。为什么会这样？究竟使团有没有向乾隆提出要在中国自由传教？这是一个过去没有能够找到确切答案的问题，直到1996年才由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樊米凯（Michele Fatica）来回答。在一篇题为《那不勒斯中华书院学生、出使乾隆皇帝之马戛尔尼使团以及中国天主教徒自由崇拜的要求》（“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a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1792—1793]”）的文章里，樊米凯通过利用一些一直藏于意大利的原始数据，证明使团的正式译员李自标（1760—1828）在北京时的确曾向朝廷提出过与天主教在华情况相关的要求。
不止一人指出李自标出于宗教原因参加使团，比如斯当东说“李[自标]先生是一位品德高尚，对宗教非常虔诚的人。他被说服跟随使团到北京，条件是我们运用我们一切的能力去改善受迫害的天主教徒的命运。对此，我们毫无疑问是愿意去做的。”更重要的证据是，梵蒂冈传信部保留了李自标以拉丁文写成的信件，信中写道，“这些是书面的要求，当时还加上一个口头上的要求：应该容许中国各地的天主教徒在和平下生活，信奉自己的宗教，不会受到无理的迫害。”“当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使团看来没有什么希望，我就向皇帝提出请求，恳请他准许中国的天主教徒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下信奉自己的宗教，不会遭受不公平的迫害。”使得问题更复杂的是拉丁语译者的误译。译者贺清泰与罗广祥（Nicholas Joesph Raux, 1754-1801）将敕谕中的天主教翻译成了英国的国教。乾隆在敕谕中并未特别区分天主教与基督教，两位译者更没有理由故意改动，更有可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贺清泰他们做了一种过度的诠释。作为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对英国改变国教的做法十分敏感，因而先入为主地把乾隆敕谕所说的“夷人传教”理解为英国人传播基督新教。因此，当他们见到敕谕中的“至于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时，便误以为朝廷说的是“本来你们信奉的是欧洲国家所信奉的天主教”，因而把“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理解为：改变国教后的英国现在要求在中国传播自己的宗教。但显然这不是敕谕的意思，敕谕所说的意思是“你们一向所信奉的本来是欧洲各国所信奉的天主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仍信奉天主教；而后面的说法也不是对比古代，而是说这次使团提出任由“夷人传教”。由此可见，贺清泰真的是误会了敕谕的原意，而不是在翻译过程中故意去做改动。有意思的是，马戛尔尼怀疑问题的核心来自翻译，不过，他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译员李自标，却把矛头指向北京的传教士。王教授总结道，无论如何，李自标私底下提出宗教上的要求，本来不为使团所知，但没有料到的是乾隆在敕谕里做出回应，这一事件清晰地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操纵问题。王教授接着介绍了马戛尔尼致和珅信。王教授指出，这是使团对于敕谕的官方回应，对于理解马戛尔尼使团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细阅这份材料，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但是除了沈艾蒂之外，其他学者都没有提及这封信。这封马戛尔尼致和珅信件并不见于《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此外，上谕档内五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793年11月20日）一份奏折表明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 1728-1805）也翻译了马戛尔尼致和珅信，“遵将松筠奏到英吉利贡使所递西洋字禀文交索德超据实译出汉文谨抄录呈览谨奏”，但索德超的译文也同样不见收录在《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内，也就是说两份汉文本都没有留下来，这是相当不寻常的。这封信中在“恭谢鸿恩”之类的表示感谢的套话之后，立刻提到贸易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广州以外的其他要求都是要加强像大英与中国这样两个最能相互尊重的国家的交流，其动机是值得赞赏的”。更重要的是，信中接下来提到松筠向马戛尔尼表示，大皇帝恩赐准“英国人任何时间在广州可能遇到的困难，将来都会废除。此外，他们会得到这个国家的法律和习俗所容许下的保障”。根据马戛尔尼的日记，写这封信的目的是“重复──也就是在某程度上记录下来，皇帝对我所作的承诺，同时也更正皇帝信件[敕谕]中一些有关我们的错误[说法]”。这句“大皇帝恩赐”就完成了这封信第一个目的，即记录的目的。而至于第二个目的，即更正敕谕的说法，是通过更隐晦的方式达到的。信中提到宗教问题，“本使认为有责任告知中堂大人，以转大皇帝知悉：大皇帝信函拉丁文本流露大皇帝对英国人在几百年前放弃真正的信仰有所不满。这不满显然不是来自大皇帝，同时也不见于信函的汉文本和满文本。”乾隆自然不会在意天主教与新教的问题，但马戛尔尼其实只是借此提出更重要的问题。信中称，“本使会在到达广州后把相关原文送呈，中堂大人在检视这些文本后便会发现，[拉丁文本中]别的一些表述也给改变了，把大皇帝原要向英国国王表达的友谊之情减低了，相信中堂大人会乐于作出修正，换上更真挚和友善的表述。”根据译者的说法，译本所作的改动应该是把不友好改为友好，“我们能够做的是在皇帝的回答中加入对英国王的尊敬言说，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王视为小头目，只是中国皇帝的奴隶。”但为什么马戛尔尼反而指责译者？其实，马戛尔尼是想要批评乾隆，由于他在中国学习了“中国式尊敬”（“a style of Chinese respect”），现学现用，以译者作为代罪羔羊，以批评译者来批评乾隆。王教授最后又谈及第三道敕谕的问题。王教授指出，学者对前两道敕谕多有讨论，但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第三道敕谕：那是在使团离开中国后整整两年，乾隆即将让位与嘉庆的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796 年2月3日）发出的。当时马戛尔尼使团已经回国，因此敕谕不是直接颁发给马戛尔尼使团，但所谈内容都与马戛尔尼使团相关，因此可以视为第三封敕谕。第三道敕谕主要是乾隆对乔治三世后续国书的回应，在乾隆退位之前收到。这道敕谕最有意思的是，原来收在东印度公司档案内的敕谕英译本，不单只有关于廓尔喀的部分，还有后半部分，是《文献丛编》和《高宗纯皇帝实录》的敕谕所没有的。这后半部分比较有趣。乾隆告诉乔治三世自己让位与嘉庆的安排，并解说其中的原因：他25 岁登位时，曾庄严承诺，如上天许他在位60 年，就会传位嗣子；现在他已经80多岁，所以马上让位与嘉庆，自己以后当太上皇帝。敕谕还说，如英国再派使团过来，可直接觐见嘉庆。他甚至进一步强调嘉庆会跟他一样，对外国使团以至所有来华商人怀柔施恩，请他们放心。这也呈现出一种相当友善的态度，尽管通过英译文本，我们没法见到很可能在原敕谕出现的天朝话语。但问题是：为什么在中文版敕谕里见不到这部分的内容？这份英译本是谁翻译的？在哪里翻译的？现在没有资料去回答这些问题，只能留待日后新材料出现再处理。
王教授最后总结道，翻译本来就是中国近代史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绝对不应该忽视翻译的角色的。敕谕问题只是马戛尔尼使团翻译问题的一小部分，马戛尔尼使团也只是中英外交最早的个案。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其后的发展历程里，仍有很多重要的亟待开发，期待更多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学者能够抛开所谓学科的限制，共同努力，去探视翻译在近代史中的角色和作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讨论学术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编辑：《掌故丛编》，台北：国风出版社，1964年。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Alain Peyrefitte,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 (Paris: Librairie Arthéme Fayard, 1989); Alain Peyrefitte,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4, translated by Jon Rothschile, London: Harvill, 1993.Aubrey Singer, The Lion and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in the Court of Qianlong in Peking, 1792-1794, London: Barrie and Jenkins, 1992.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Robert A. Bickers (ed.), Ritual and Diplomacy: 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1993.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pp. 324–325.E. H. Parker,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King George the Third: Translated from the Tung-Hwa Luh, or Published Court Records of the now Reigning Dynast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Monthly Review 40 (July 1896), pp. 45-55.Henrietta Harrison, “A Faithful Interpreter? Li Zibiao and the 1793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1,no. 5 (2019), pp. 1076-1091.J. L. Cranmer-Byng (tr.), “An Edict from the Emperor Ch’ien-Lung to King George the Third of England,” Appendix C,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pp. 336-341.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a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 M. Carletti, M.Sacchetti, P. Santangelo (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pp. 525-565.Ssu-yü Teng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19.《通事与奸民：明末中英虎门事件中的译者》，《编译论丛》第5卷第1期（2012年3月），页41-66。《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卷（2009年3月），页97-145。《“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收张上冠（编）：《知识之礼：再探礼物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翻译中心、国立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2013年），页77-124。《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翻译史研究（2013）》（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37。《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卷（2009年3月），页97-145。《“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马戛尔尼使团乾隆致英国王第二道敕谕中的传教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 期（2020年7月），页47-70。《马戛尔尼使团的译员》，《翻译史研究（201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页36-120。《使团的预告：东印度公司主席百灵就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致广东官员信函的翻译问题〉），《翻译史论丛》）第2期（2020年12月），页1-35。《“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乾隆致英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复旦谈译录》第3辑（2021年6月），页50-129。《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的翻译问题》，《翻译史研究（201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页52-98。《从西藏拉萨到《大英百科全书》：万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与18-19世纪中英关系》，《国际汉学》2018年第3期（2018年9月），页122-147。《“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马礼逊的政治翻译活动〉，《编译论丛》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页1-40。《马礼逊与“蛮夷的眼睛”》，《东方翻译》第22期（2013年4月），页28-35。《律劳卑与无比：人名翻译与近代中英外交纷争》，《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2013年11月），页23-28。《1814年的“阿耀事件”：近代中英交往中通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7期（2014年7月），页203-232。《斯当东与广州体制中英贸易的翻译：兼论1814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官员一次涉及翻译问题的会议》，《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7期（2014年8月），页 225-259。《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上篇：中方的译者》，《翻译史研究（20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82-11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下编：英方的译者》，《翻译史研究（201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1-58。《“给予”还是“割让”？鸦片战争中琦善与义律有关香港谈判的翻译问题》，《翻译史研究（2014）》，（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页26-76。《〈南京条约〉“领事”翻译的历史探析》，《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2015年6月），页 26-36。《从“红江”到“香港”：19世纪上半英国人对Hong Kong的翻译〉，《东方翻译》2015年第3期（2015年6月），页40-46。《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昭雪伸冤”：鸦片战争初期一条影响道光皇帝对英策略的翻译》，《外国语文研究》2015年第4期（2015年8月），页49-59。《“岂有城内城外之分？”：“广州入城事件”与《南京条约》的翻译问题〉，《翻译史研究（201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页153-189。《“不得辩论”？1849年香港第三任总督文翰一道有关“广州入城”问题照会的翻译》，《翻译史研究（201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页125-148。《“著名的十三条”之谜：围绕1843年中英〈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的争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03期（2019年5月），页1-46。《罗伯聃与〈虎门条约〉的翻译》，沈国威（编）：《西士与近代中国：罗伯聃研究论集》（大阪：关西大学出版社，2020年），页57-138。《“这简直就是一份外交贋品”：蒲安臣使团国书的英译》，《侨易》创刊号（2014年10月），页85-119。《“叛逆”的译者：中国翻译史上所见统治者对翻译的焦虑》，《翻译学研究集刊》第 13辑（2010年11月），页1-55。《“不通文移”：近代中英交往的语言问题》，《翻译与近代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页135-193。《说“夷”：十八至十九世纪中英交往中的政治话语》，《文学》2016年春/夏（2017年3月），页209-307。“‘Chouban yiwu’ (Handling the Affairs of the Barbarians): Translator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he 18-19th Century China,” Uganda Sze-pui Kwan and Lawrence Wang-chi Wong (eds.), Translation and Global Asia: Relocating Cultural Production Network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5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