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海派”论争，到底在争什么？

南北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海派与京派不同的文化风格。作者是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王爱松教授，从京派海派之争的角度，仔细分析了南北文化的对峙。

1由北入南与重北轻南

在《京海派论争前后的文学空间》一书中，我将京派和海派定义为一种地域文化概念，并将它们视为自古以来中国地域文化南北比较在近现代的延伸和发展。

建立这一判断的两个前提，一是中国幅员辽阔，在地理环境、生存条件、风物民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方面，南方和北方自古以来均呈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趋同的复杂面貌，南北文化的比较，不仅在日常生活还是学术话语中，都是一个重要议题；

二是在1933年底、1934年初所展开的京海派论争中，鲁迅等作家频繁将京海派的分野与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文化差异议题联系起来，试图借助时间链条上的历史回溯澄清现代空间维度上的京派与海派对峙的本质。

△鲁迅

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文化差异及此基础上形成的南北文化观，前人多有论列。《晏子春秋·杂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从水土差异寻找南北差异的著名例证。朱熹《四书集注》对《中庸》“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一段的注释，是对南北方民风的高度概括：“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势也。”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解释了南北水土差异与语言音辞特征之间的关联：“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比较了“南北学者之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以哉’，今日南方学者是也。”

此类南北文化的比较，还广泛存在于对南方、北方的宗教、绘画、书法、文学等等的比较中，且延续到近现代学者对南北文化的观察，例如：王守素说，“禅家有南北二宗，画家亦分南北二宗。其刻画精细必求神似者为北宗；侧重神韵，笔画草率，不拘拘于形者为南宗。重精工者精工之极，近于自然，然则神韵自足，及其弊也，则流于板滞。重神韵者，神韵足则形自全，及其弊也，则失之犷野。二者各有利弊，难分轩轾也。”

吴家熙说，“综观我国文学，北人主理，南人主情，此其大较，然南人主情之文，迄唐初而止；北人主理之文，至唐后而大炽。”陈锺凡说，“南北文学，其形式有整齐参差之异；音节有径直迂曲之殊；物色之质实优美不同，思想之征实凭虚各异。推之情感之表示，宗教之信仰，彼此咸乖异而互韦。对镜而观，知文学固阐发性灵之工具，其关系于时间空间，亦昭昭不可忽也。”此类论述，还可以举出相当多的例证，但这种例证的更多罗列，不过是一种数量的增加，不会导致质的判断的改变。

△顾炎武《日知录》

近代以来的南北文化差异议题，大抵强调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强调南北朝和宋金对立时期的南北分治既是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突显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入南的重要节点。由于中国黄河流域开发较早，长江流域及更南的珠江流域开发较迟，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重心首先是在北方，然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文化中心由北入南的转移过程。

刘经庵通过比较中国历代南北文学家数量的变化，说明了这种文化中心的迁移：“周秦至晋朝的文学家，北方的——黄河流域一带——占有三十九位，南方的——长江流域一带——占有十六位，其中如刘彻及曹氏父子的籍贯，均近北方，并非南人，若将他们四位改入北方，那末，南方的作家近有十二位，北方的多至四十三位了，是北方之数，几超过南方的四倍。自南北朝至元代，北方的文学作家占九十三位，南方的占九十八位，将颜延之、王融、刘勰、任昉、王褒及颜之推，列入江苏籍，其实他们原是山东籍，二者之数，相差无几。及至明清两代，北方的作家仅有二十人，而南方的作家则有九十位，已超过北方的四倍以上。

从此看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可一目了然了。”他人或后人的统计数字或许会更为详尽准确，但这种南北文人数量从一比四到大致持衡、再到四比一所构成的宏观面貌，大抵不会有变。

△汉武帝刘彻近代以来的南北文化差异议题，还热衷于探讨南北文化的性质，从中国文化的起源区分南北文化的差异。王国维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
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
朱右白持有和王国维大同小异的看法：“支配中国全部学术思想，有两大派：一派是黄河流域的思想，牢守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一贯之道德主张，做人方法，以实践为本，始自修身、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文艺方面便产生了一部诗经。”“一派是长江流域的思想，就是以老庄为本位，寡欲，无为，思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家思想。
庄子这部书，尤其神思飘渺，令人不测，这就产生南方正宗文学的离骚。”这种一分为二、以一人一书大而化之区分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方法，颇类似于斯达尔夫人区分欧洲南北文化的方法，所强调的是大处着眼，而不是小处入手，它在大刀阔斧地区分了中国文化两个系统的宏观面貌的同时，也大而化之地遮蔽了其复杂形态和内部差异，并容易引起争议。
例如，张振之便认为，许多人依据《史记》称老子为楚人便认为老子是南方学派，“以别于孔子的北方学派，其实错了。老子本来是陈人，后来陈灭于楚，马迁没有把这段历史体认清楚，才武断老子为楚人，老子和荆楚实在毫无关系。”而王国维本人也认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
如果老子是否为南人尚存争议，那么，何来老子是南方学派的代表？如果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那么，《离骚》又在多大程度上能承担“南方正宗文学”的名号？△离骚但这样的问题似乎难以阻断人们谈论南北文化差异的热情和脚步。人们在对文化中心南移和南北文化差异做出种种描述的同时，还对南北文化的性质做出了互有千秋、各有利弊的价值判断，并注意到了南北文化比较中的“重北轻南”的文化心态和传统，且普遍认为这种心态和传统来自中国历史上北人对南人的统治：
万里长城的修建虽然阻断了汉族文化向更北方向的扩张，却没能阻断少数民族对北方和中原地区的入侵。这种入侵一方面加剧了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一方面也强化了北人对南人的藐视和贬低。
虽然每次南北分治的结果都是实现了汉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改造，但军事上的每一次交锋，都加剧了北方人在南方人面前的优越心态。在京海派论争过程中，鲁迅便指出：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
原有文化中心的优越感加上新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征服感，是使“北人的鄙视南人”的心态，获得了双倍的膨胀和保证。当然，这种总体上的“重北轻南”，在具体情境下仍然会遭遇到一种相反方向的强有力反证。钱钟书便注意到中国古代文献中种种“南人轻北，其来旧矣”的证据，但他更多地将其解释为文人群体自古以来就有的“文人相轻”现象：
“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艺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
在京海派论争中，苏汶在对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做回应的文章中，一开头便道：
“照古今中外的通例，文人莫不善于骂人，当然也最容易被骂于人……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说的就是这种自古以来就有的“文人相轻”现象的遗存和恶化。苏汶并且试图将沈从文对海派的批判，直接等同于文人的好骂人和文人的相轻。
△沈从文
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文化的“由北入南”还是“重北轻南”，都是相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版图而言的。到了近现代，这种“由北入南”和“重北轻南”的现象开始出现倒转，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海派论争的一个强有力文化背景。
2西学东渐与由南入北
从1840年代开始，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历史在经历了汉族之中国、中国之中国之后，到此时进入了世界之中国的阶段。
西学东渐的一个结果，是中国的南方开始得地利之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反转中国文化史上由北入南的传统，而以由南入北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走向和风貌。特别是经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珠江流域文化圈在中国近现代舞台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与长江流域文化圈一起，改写了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此一过程，陈序经在《南北文化论》中多有论述。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图片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获得了新的意义。梁园东说：“自欧洲势力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南部数省，已起了极大的变化，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无不有极重大的改变。现代中国的南方，和历史上的南方所有的差异，较之现代北方和从前北方所有的差异，大过不止倍蓰。现在的北方，绝寻不出多少社会原素，和历史上的北方不同，但是南方却不然！因是南北的关系也就变了。”
这无非是说，经由西学东渐的濡染，中国南方早已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南方，但中国北方却仍然过着那亘古不变的生活，仍是中国历史上那个中国的北方。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所谓南北文化的差异，但那差异，是同一个中国文化系统内部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差异。而近现代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在本质上却几乎衍变成了东西文化的差异。用陈序经的话来讲：
要是南方文化而和北方文化有了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据史实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南方文化是新的文化，北方文化是旧的文化。
所谓旧的文化，就是我们的五帝三王所遗下，以及孔家所形成的文化，所谓新的文化，就是中西文化接触以后，而从西方输入的西洋文化。所以新的文化，和旧的文化的意义，又不外是：
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 △陈序经这样的南北文化比较，虽然是建立在陈序经最终想提倡“全盘西化”的学术思想上的，并免不了所有宏观文化比较的大而化之的特征，但在总体上却把握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动向：
虽然此时中国的乡村，无论南方和北方的乡村，同中国历史上的南方乡村和北方乡村，在本质上并无大的变化，但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其文化风貌却呈现出了质的差异。郁达夫曾将北京归入“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的田园都市”，胡风曾说从京海派论争中得来一个直观印象：“所谓‘京派’文人底生活大概是很雅的，或者在夕阳道上得得地骑着驴子到西山去看垂死的落日，听古松作龙吟或白杨底萧萧声，或者站在北海底高塔上望着层叠起伏的街树和屋顶做梦，或者到天坛上去看凉月……”
这无非都是说北京和京派文化保持着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文化的更深联系，文人的生活还停留在自古以来的琴棋书画、诗酒风流的不变状态。然而，此时的上海，由于1843年的开埠，以及太平天国所导致的杭州、苏州、扬州、南京等城市的衰落，大批人口与财富流入上海，地处长江和沿海交汇处的上海得地利和租界之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现了华丽转身，由当初一个普通的县城摇身一变为现代经济大都市，更不用说到20世纪30年代，已发展成为可与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相媲美的世界大都市，一跃而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古老中国国土上的“另一个中国”。
我曾经对徐霞村的短篇小说《L君的话》中的一个细节做过详细分析，用以说明此时上海和北京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心理距离关系。该作涉及身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L君的一次解决青春期苦闷落败的故事。L君对叙述者“我”说：“譬如找女人这件事，如果叫我们到北京那种头等窑子里去，先打几次茶围，然后再同妓女发生关系，我们或者还办得到，否则如果叫我们到上海或巴黎这种地方来打野鸡，一见面就性交，我们就有点应付不来。其实事情明明还是一件事情，但我们却愿意先和对方——即使不生热情——熟悉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L君是将北京作为一方、将上海或巴黎作为另一方加以比较的。这也就是说，在文化的某些方面，到那时，上海和巴黎之间的差异，是远远小于上海和北京之间的差异了。上海在L君的眼里，确实是“另一个中国”了。
“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 正是近现代上海和北京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构成了京海派论争中谈论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异同的强有力基础。△民国时期的上海
当然，将上海文化和北京文化作为近现代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典型来谈论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面貌的五四运动即发生在北京。
然而，在陈序经这样的学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发动和崛起，并不是近现代北方文化自身作用的结果，而是近现代南方文化北移的结果，这正像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宋朝廷的南迁带来了江南文化的繁兴，本质上却仍不过是北方文化的南迁而不是一种新的南方文化的崛起一样。
陈序经曾引用过民国13年5月间河南省长李倬喜发表过的一番荒诞不经的言论：“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至于新文化全是离经叛道之言，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这番诞生在现代南北军阀混战背景之下的“阴谋论”，无意中道出了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问题的本质，不是所谓南方的“某系”“某籍”导演了新文化，而是在于，新文化运动是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这样的南方人所代表的现代新文化得到迅速传播和深入的一个结果。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人早已观察到的“壤地有南北，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的现象。“壤地有南北”，故有空间的南方和北方之分；“人物无南北”，是因为人物可以到处流动；“道统文脉无南北”，是因为思想如风，可以在东西南北穿梭往来、四处传播。
当然，正如风可以区分为南风、北风、东风、西风，一种思想从其起源处而言仍可叫一种南方的思想或北方的思想、东方的思想或西方的思想。一种南方的思想文化在北方传播扎根、开花结果，仍不妨视为一种南方的思想文化。京海派论争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随着1928年6月北伐胜利，北京改为北平，政治中心转向南京；而随着大批文人的南来，北新书局及《语丝》、《现代评论》杂志的南迁，文化中心转移至上海。北平则进入所谓“文化古城”时期。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新文学的势力，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免避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卖。一切趣味的俯就，使中国新的文学，与为时稍前低级趣味的海派文学，有了许多混淆的机会。”
正是这种混淆，使原有的“海派”文学变得复杂起来；而与此同时留在“文化古城”的京派文人和京派文学，反而变得相对单纯起来——这或许正是后来钱钟书在小说《猫》中进行讽刺的一个基础：
“……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们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全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地挂在口头上。”
京派文人一旦上溯到北平和北方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便容易在海派面前获得一份得意和文化的优越感。这份得意和文化优越感，甚至多少也反映在沈从文所提出的“北方作家”和“京样文学”等概念之上。△钱钟书3 南北差异与京海合流近现代南北文化差异议题的讨论，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注意到了空间意义上的南北的相对性问题，尤其是因为有了世界性和全球性的地理文化背景，人们大多意识到所谓南北，都是相对的，古人以扬子江流域为南方，今人则视之为中国的中部，甚至以西江流域为南方时，以扬子江流域为北方亦未尝不可。邓海容的《中国南北的相对性》、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论》等都谈到这种南北概念的相对性。
陈序经说:“南北这两个字是相对的，一省一县，以至一乡一户，都有南北之分，只要看看我们所研究的范围而定。” 
这不无道理。当刘师培强调南、北学派之不同、认为“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时，即是在今日江苏与安徽、江南与江北的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里来谈南、北学派的。这是一个在比通行的中国文化南北比较意义要小的地理范围里来谈的南北差异，可称为区域性的南北比较。
所谓苏南苏北、淮南淮北、湘南湘北等等，均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区域性的南北比较，比全国性的和全球性的南北文化比较所涉及的地理范围里要小。
△刘师培鹤见祐辅的《古典文明和近代文明》，是在世界范围中来进行南北文化比较的典型例证。该文认为，南方文化是古典文化、北方文化是近代文化：
“古典文明多发生在温暖的地方，沿尼罗河的埃及，临多岛海的希腊，和纱发拉河畔的巴比伦，恒河畔的印度，扬子江畔的中国等，比比皆是。要之那是发生于衣食住生活之烦累少的地方，田野不待费力耕耨而五谷繁实；山林美果，累累喧染枝头，仅要收获采摘之，便可以生活；此外便是吟风弄月地过日子了。所以古典文明的特色是为生活之故的劳动少，因而说物质的观念稀薄。所以那特色势必文艺的，宗教的，哲学的，即对于美的鉴赏，对于善的追求，对于真的理解等热烈。”
“北方民族因为少沐天地自然的恩惠，与风雪斗争，耕种磽薄的土地而营营戮力于衣食住之获得，所以他们生活意识，非常浓厚。找寻衣食住以御寒，这对于他们是人生不可缺的一大事件。所以北方文明是衣食住为中心的文明。南方人可以说是艺术的人。反之，北方人则为经济的人”。
鹤见祐辅所持的这种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观，折射出了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之一即南北文化差异议题中的相对性问题——这种相对性，堪比冯友兰所观察到的城乡问题的相对性：
“文化都是以我们所谓城市为中心。不过城里乡下是相对底。对于此为城里者，对于彼或为乡下。一个县城，对于其乡下为城里，但对于省城说，则此整个底县，连带其县城在内，都是乡下。对于中国说，上海南京是城里；但对于英美等国说，整个底中国，连带上海南京在内，都是乡下；整个的英美等国，连带其中的村落，都是城里。”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围里谈南方文化、北方文化，有所谓中国的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而跳出单一民族国家的范围，中国却成了一个与埃及、印度并列的拥有“南方文化”的国家。结合今日世界的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区分来看，其间所隐含的西方中心观是不言而喻的。△埃及尼罗河
近现代南北文化差异议题的讨论，深受环境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的影响。梁启超在解释文明进化的先后和等级时说：“热带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进取；寒带之人得衣食太难，而不能进取。惟居温带者，有四时之变迁，有寒暑之代谢，苟非劳力，则不足以自给，苟能劳力，亦必得其报酬。此文明之国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
梁启超甚至从河流的走向解释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影响：“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中国者，富于河流之名国也。……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则能连寒温热三带之地而一贯之，使种种之气候，种种之物产，种种之人情，互相调和，而利害不至于冲突，河流之向东西者反是，所经之区，同一气候，同一物产，同一人情。故此河流与彼河流之间，往往各为风气。在美国则东西异尚，（美国之河流皆自北而南）而常能均调，在中国则南北殊趋，（中国之河均自西而东）而间起冲突于统一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统者存，皆此之由。”
这一类的描述和解释，在其客观描述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其主观解释部分却问题多多——看似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主观解释深受环境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的影响。“环境决定论是在19世纪有目的地为解释欧洲殖民者与其殖民地之间生活标准的不一致而发展起来的。”
它被发明出来是为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张目和服务的。它被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接受后，进而会引发出更强烈和更焦灼的文化落伍感和自我殖民心态，心甘情愿地接受建立在环境决定论基础之上的文明等级观。问题也正在这里：地理和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
如果中国古代的南北分立和现代的南北军阀混战可以用河流的走向来寻求解释，那么，美国何以也有南北战争呢？看来，在梁启超的主观解释之中，中国近现代人基于文明等级论基础之上的“赶英超美”心态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梁启超“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在京海派论争中，当鲁迅做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时，也是从地理与文明的关系做文章的。当然，应当看到，虽然鲁迅在同一文中强调“官之鄙商”是一种中国的旧习，但这时的“商”因为与租界搭上了关系，因而已不同于中国古典文明场景中的“商”——商之鄙官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文化心态和现象。
因此，我们看到，当京派通过时间的回溯建立起同北平和北方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传统间的联系并获得了文化优越感的同时，海派则通过时间的前瞻建立起了同现代世界和西方世界的联系而获得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
曹聚仁在将京派和海派分别比喻为大家闺秀和摩登女郎之时，强调说：“若大家闺秀可嘲笑摩登女郎卖弄风骚，则摩登女郎亦可反唇讥笑大家闺秀为时代落伍。”
“海派文人百无一是，固矣。然而穿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街头往来，在市场往来，在公园往来，她们总是社会的，和社会接触的。那些裹着小脚，躲在深闺的小姐，不当对之有愧色吗？沈从文先生要叫来扫荡海派，只怕言之过早呢！”
在北京与上海、帝都与租界、京派与海派之间，曹聚仁分明已建立起了后者对前者的文化优越感。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文化优越感，在后来又进一步演化出了更具意识形态和政治化色彩的主张：“今后我们需要的海派新作风，是要学习英国人的沉着，美国人的创造，和俄国人的实干。”
“京派是落伍的，所走的是末路。海派是进步的，然而也有限度。我们把希望寄放在农民派的作家身上，随着中国农民运动的成功，我们农民派的作家，将在文艺上放出胜利的光芒。”
这一类的主张，如果前者出还透露我们一度还存在着英、美、俄的多种道路的抉择，后者则标志着，因为我们最终选择了苏联的道路，一种新的文艺风尚将崛起为中国文学定为一尊的主流。这种风尚，即20世纪30年代以来左翼作家一直在追求的革命文学、人民文学、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与30年代京海派论争时相比，到1940年代末，人们的立论更多了些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色彩。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类的字眼频繁地出现在杨晦、夏康农等的文章中，京派被视为与封建主义文化有更多的联系，而海派被视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的产儿。海派虽然也被视为要被抛弃的，但在一种线性历史发展观的作用下，海派还是实现了咸鱼大翻身，被视为是比京派更进步和更时尚的。△20世纪30年代文艺研究会合照在给刘师培的《南北文学论》做笺注时，程千帆写到：“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东晋以来，南服已非荒徼；五代以后，中华更无割据。故学术文艺虽或有南北之分，然其细已甚，与先唐大殊。
刘君此论，重在阐明南北之始即有异，而未暇陈说其终则渐同，古则异多同少，异中见同；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
可以说，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海派从最初的论争到最终走向“京海合流”，大半也是因为随着现代交通条件的改善、传播手段的增多、人员流动的加强，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的南北差异走向了“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而放到世界文化的更大范围里来考察，古老的南北文化差异的议题，这时本质上已潜在地转化成了中西文化差异的议题。
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古老的南北文化差异的议题，今天更是面临着全球文化同质化潮流的巨大挑战和考验。

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许纪霖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