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忧虑：中国经济的30年成功与当下抉择（下）
昨天发布了本文上篇，点击这里可查看，今天我们继续讨论。
1994:
分税制改革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走向衰亡，都与财政制度的崩溃有着紧密的关联。明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庞大的帝国为了维持军费以应对来自后金的威胁，不得不一再加税。然而，地方官僚士绅们的财富丝毫未动，民间却被盘剥得越来越凋敝。最终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加税——民间反抗——镇压——加税……与其说明朝是被后金击败的，不如说它是被自己的内耗所耗死的。以至于到了崇祯最后的时光，国库亏空，真正能打仗的将领，为了百万两银子的军费都要犯愁。明末，国家只剩下空壳，庞大的财富都因为畸形的财政制度而变成了一滩滩固定的死水，无法在经济体系内运转。
可见，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财政又是一个国家得以稳定健康运转的核心。
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不振，除了开放力度不够，与税制的问题也有关系。1990年亚运会，中央财政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需要大量发行奖券，通过“众筹”举办亚运会。放到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因为，1993年之前，“包干制”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协商上交的税额，极其繁琐。另外，这种税制有利于地方，所以也造成了地方政府钱太多，而中央总是缺钱的情况。1994年分税制改革启动，说简单点就是：中央拿走税收大头，地方只拿小头。中央再通过一些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保持地方财政平衡。
分税制改革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的一个制度推动力。尽管后来它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畸高房价，它就是诱因之一。
1998: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有过许多轮次，但其中最重要的是1998年开始的那一轮。
为什么要国有企业改革？核心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主导的趋势下，国有企业必须要退出一些更需要活力的行业。比如纺织业，在90年代中期，中国的纺织业仍然有高达50%以上是国有企业。生产僵化效率低、人浮于事、行政干扰企业决策……这些因素也是造成之前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物资长期短缺或昂贵的原因，和苏联面临的问题一样。
“政企分开”，是那一轮改革的核心命题。企业的决策，应当由那些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充满商业才华的、真正想要创新的企业家来决定，而不是由官员来决定。
国企改革也带来了惨痛的“下岗潮”，但两害取其轻，它让整个国家这艘航船，继续走在了市场经济的方向上。
另外，作为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一部分，中国也必须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并平等对待国内外企业。所以这也是加入国际贸易大家庭，“倒逼”了内部改革的一个案例。
自此，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企业生产的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释放。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买到那么多优质、丰富而价廉的国产床单和衣服？为什么90年代初的时候，“的确良”这种现在看来又硬又丑的布料都是“有钱人必备”？就是因为国企改革释放了纺织业的活力。
2000年以后：
地方政府竞争模式
除了经济改革之外，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对近30年的经济成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制度的核心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基于其经济表现，包括GDP增长、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等因素。这种评价标准导致地方政府积极采取亲商政策，并热衷于吸引外国投资。90年代大规模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商和华侨，2000年之后随着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出口加工贸易激增，大规模引进的则主要是台商和西方资本。
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个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则是一个个的“企业管理能手”。就拿一个地级市来说，这个地级市在地方官员眼中几乎就是一个大企业，官员拥有充分的权力去调度和使用该地级市的一切资源，从而设置一系列最优的路径去拉动地方GDP增长。
在所有的资源使用中，被运转得最风生水起的是土地。地方政府并没有什么可以掌控的实质性资源，但土地是他们可以绝对掌控和配置的。哪一块地用来建工业园区，哪一块地开发房地产，哪一块地用来搞物流园……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地方政府在财务方面很大程度上开始需要“自谋出路”。这时，“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地方政府通过向开发商“卖地”来创收，这迅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促进土地开发，因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收入。土地出售产生的收入往往被再投资于当地经济，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现在总是被谈及的“城投债”也是这时候应运而生。
另外，中央政府鼓励对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进行大量投资。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为这些投资融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的中国城市，一天一个样。这2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又反哺和催生了服务、消费等许多行业的发展。经济良性循环因此而形成。另外这也是中国成为“基建狂魔”的财务动力，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有钱啊。
结论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对外开放、对内制度改革，这二者是最重要的原因，缺一不可。
这种成功路径简而言之就是：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和进行制度改革后，靠“地方政府自由竞争+投资驱动”作为驱力，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和资源的极大流动，因此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财富增值。
但要始终保持清醒的一点是：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并不鲜见。近几年民族主义思潮涌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认为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功是因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则是中国特色，别的国家无法效仿和复制。
事实上，如果多看一看20世纪全世界“后发国家”的发展路径就会发现，故事都惊人地相似：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大力发展工业，工业驱动经济；政府集中财力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再反哺经济；地方政府拥有经济决策权，各地方为了发展争奇斗艳……
日本、韩国、西班牙……事实上都这样做过。
日本的新干线就是在他们“基建狂魔”时期建设的。“国企改革”韩国其实也有过。西班牙也曾利用“借债模式”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美国不是后发国家，但其实在发展过程中也是“地方竞争”的典型。
保持清醒的第一点就是：不要总觉得自己是那个特殊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永远都是规律的重复：一个国家的年GDP增长10%左右，持续十几年，这种故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后发国家”产生的问题也一样：日本停滞于泡沫时期30年。韩国也停滞于“内卷”。西班牙至今还在为2000年到2008年的“借债基建”而还债。
区别在哪里？在于这些国家已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GDP增长停滞，一方面没有带来系统性的经济危机和严重倒退，一方面普通大众的生活始终保持在良好的水准之上，不会因为国家经济的起伏而出现非常明显的贫富变化。
所以需要保持警惕的是：故事的开始大家都一样，结束的方式却可能会有所不同。那应该怎样保持经济继续增长的活力？怎样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持续的国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民众收入至少与GDP水平保持一致）、持续的法制建设（保障企业不断的再投资和扩大的安全感）、社会活力的激发和文化多元化的趋向（保持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能力）。这些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现在的普遍状态。
中国目前的消费不振问题，根源在于GDP的发展没有对应提高国民收入，从以下三张图片就能清楚地看到：
2020年部分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的比重
来源：彭博、CEIC、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注：中国和泰国为2019年数据）
各国居民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我为什么不谈高科技要突破“卡脖子”？为什么不提“占据全球生产链的上游”？这些固然也很重要——有能力卖核心的高科技产品，固然更赚钱。但良好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素质，其实才是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核心。
荷兰并不是靠光刻机，就能一直做发达国家。荷兰靠的是契约社会、法制、民间活力、高教育水平……这些强大的内驱力。就算有一天荷兰没了光刻机，他们一定也很容易找到新的增长点。
如果靠卖贵的东西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为什么沙特没有？因为沙特的社会发展水平没有受到认可。为什么德国能在二战废墟上能很快重新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德国人的教育素质和社会发展水平还在。苏联曾经掌握世界最高科技水平，为什么苏联并没有持续发展？
许多国家的发展史证明，越是接近“发达国家”这个门槛，一个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因素就越多。如果单纯地将国家发展前途归结为有没有光刻机、能不能造芯片，觉得器物就能决定一切，那最后收获的很有可能是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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