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初中生遇害案：愤懑呼吁后，那些我们可能漏掉的
我们是大人，孩子的附近没有大人，除了我们。
——方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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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引发热议，据官方最新消息，3名13岁犯罪嫌疑人为有预谋作案。
从案件之初到现在，各种令人发指的作案细节，让全网激愤。
全国的关注者都在等待这三个人的结果，顶格判刑、家长连带刑事责任等呼声高涨。
而在这些呼声之中，我们也关注到，在这个案件的背后，在那些隐秘的角落里，还有很多庞大的问题——
不止于未成年犯罪的判刑，不止于隐秘而残酷的校园霸凌，不止于3名“留守儿童”涉嫌杀害1名“留守儿童”。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个案，它背后关乎的，是社会性问题，是教育的土壤，是千千万万的孩子，是有多少麦田守望者，能在孩子们往悬崖边狂奔时将他们拦住。
01
“法律从来不可能解决
所有的社会问题”
邯郸初中生被害案引发大众热议和高涨情绪原因之一，是作案的残忍行为与作案者的未成年身份的强烈反差。
据3月19日，被害人一方代理律师讲述尸检情况：头部血肿大概有几处钝物击打，脸部大概有十处刀伤、钝物的伤口，一只眼睛的眼珠子已经翻出来了，“非常的恐怖、非常惨无人道，令人发指。”
且三个孩子是有预谋的，分两次去挖的坑；完事后还像没事人一样正常去上课，有一个回到家如常打游戏，还提供误导信息。
每一个细节，都让网友发出愤怒的声音：这哪是孩子，这分明是恶魔。
但这种反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大连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大同10岁男孩被性霸凌”等多起极端案例中，大众已经多次看到这种反差。
每一次，大众对于希望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力度的呼声，都会更加强烈：“未成年保护法不应保护小恶魔！”“未成年保护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不是未成年人渣！”
确实，未成年不是犯罪的挡箭牌。
其实，早在前几年几起极端事件之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就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下调：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次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让很多网友呼吁进一步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因为这背后是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低龄占比增加的现实——
据最高检数据显示，2023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其中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约1万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7万人，提起公诉3.9万人。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
因为这背后是——为这次被害初中生发声的湖北荆州4岁女童父亲，在去年自己女儿被害一案，因为男孩未满12岁，被判处去矫正机构接受矫正，身为受害人家属，他为女儿的东奔西走，只最后谋得了一张《撤案决定书》。
来源：网络
作为参考，罗翔老师在《刑事责任年龄的路径与选择》一文中分享，美国有35个州没有设置任何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其他15个州，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6岁到10岁不等。英国也放弃了这种辩护理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两个司法区，其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10岁， 不满10岁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在苏格兰司法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则是8岁。
但是，在高声的呼吁之下，我们要明白，降低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乃至“取消对未成年人的死刑限制”，并不是公共讨论的唯一维度。
正如罗翔老师所说：“法律从来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本身就是无可奈何的他律。”
法律，只是最后一道防线，而孩子，原本可以不必走偏到这一步。
02
少年成为“恶魔”
是社会之殇
有网友说，有些孩子就是天生的恶魔，我们不能否认，的确会有因为基因所带来的反社会人格，但更多情况下，一个孩子之所以成为“恶魔”，或许更与后天教育的缺失与不健康的成长环境有关，而这个环境，包括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包括了孩子所能接触到的每个人，比如父母亲人，比如老师同学。
例如，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中，直到现在，犯罪嫌疑人的学校对霸凌仍持否认态度，并称“犯罪嫌疑人之一在班里的成绩比较好，排名是十多名”。
甚至在受害者生前遭遇霸凌的时候，老师也并未多做处理，只是给受害者父亲打过电话，“也不说孩子因为什么（不想上学），就让我们要不就接孩子回去”。
而作为父母，当被害人“表示不愿上学”的时候，当孩子被“送上学了还往回跑”的时候，父母仍然“以为孩子贪玩，并没有当回事”。
而这无一不在警醒着我们：务必真正关注校园霸凌。
有关校园欺凌的新闻已经屡次登上热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的重视已足够到位，包括这次。
欺凌并不是某一些“坏孩子”做出的反社会行为，恰恰，它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
1. 霸凌不是一天发生的，霸凌如果没有被发现和制止就会持续升级，绝大多数的霸凌都是从“孩子嘛这些小事很正常”发展出来的。从“小摩擦”逐步升级到恶性暴力，有太多可以制止的机会，但都被错过了；
2. 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提到校园霸凌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打骂等充满暴力和冲突性的肢体攻击。但其实，霸凌的形式是隐秘且多样的；
3. 反校园霸凌被提出过很多次，但付诸实践的寥寥，我们之前在《校园霸凌事件又上热搜：两位老师的反霸凌课，70万人关注！》（点击标题可跳转）一文中曾分享过两位老师的反霸凌课，但这样的课堂，依然是太少了；
4. 家庭是孩子心理最依赖的社会单位，父母和祖辈却少能给予孩子情感支持，让孩子愿意求助。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祝玉红在调研中发现，受欺凌的学生中，75.9%的学生表示不会把被欺凌的经历告诉家长。
害怕收到“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偏偏欺负你？你应该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你怎么又给我惹麻烦了”的回复。
5. 另外，如犯罪嫌疑人所在学校校长所说：“其中一个学生成绩很好，对此感到意外。”受功绩主义影响，成绩仿佛和品行挂钩，一部分成绩不好的学生，因此成为校园的“游民”和“反叛者”。
由于学校只重视学业成绩，对教师缺乏校园欺凌防治技能的培训和支持，部分教师应对学生欺凌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能够为被欺凌学生提供实质性帮助。
都说教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落的力量；培养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需要的是人心的教化。
来源：《少年法庭》
应对未成年犯罪、应对校园霸凌，依靠的是多方共同发力，永远不要忽视教育的力量，因为孩子不可能独自长大。
03
3名“留守儿童”涉嫌杀害
1名“留守儿童”的背后
这一案件引发热议的讨论点有很多：
让人气愤的，是他们和年龄形成强烈反差的残忍；
让人呼吁的，是未成年犯罪的判刑；
让人关注的，是屡次上热搜但并未真正引起重视的校园霸凌；
而让人痛心的，是案件相关的这群孩子的共同身份，他们不仅是未成年人，还都是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官方准确定义，是16岁以下、连续三个月以上由农民父母托留在户籍地家乡，通过父、母单方或其他亲属监护的少年儿童。2023年8月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是，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1550.56万。
留守儿童相比于普通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这一方面表现为留守儿童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留守儿童较普通儿童更有可能成为欺凌行为的施害者。
2017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也指出，50% 以上的在校留守儿童遭遇过校园欺凌。
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
另有研究显示：
1、长期亲子分离使得留守儿童相较于普通儿童更有可能感到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范志宇、吴岩，2020），而这些情绪会使得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的风险提高；
2、长期亲子分离也意味着留守儿童无法得到来自父母的安全保护，这会使得留守儿童更容易成为长期被欺凌的对象，同时这也意味着相较于仅一方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留守儿童遭受欺凌的概率更高（贾宏勇、吴恩慈，2022）；
3、部分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对大龄留守儿童的班级融入与行为规范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宋月萍，2018），祖辈监护儿童和上代监护儿童中存在行为适应困难的比例也明显高于一般儿童（范兴华、方晓义，2010）。
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者张丹丹的调研，“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而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
《少年法庭》台词
当然这些并不能以偏概全，很多新一代的留守儿童，在和父母、祖辈的关系中获得滋养，只是，留守儿童是一个太过庞大到千万人的群体，而在如此偌大的群体之中，那些获得爱与滋养的孩子，似乎都成了特别的个例。
有人也指出，可以让孩子跟着父母随迁，只是流动儿童同样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心理健康方面，我们之前在《大学入学率仅6%：这7000万儿童的教育困境何解？》（点击标题可跳转）文章中有详细展开，这篇就不赘述了。
回到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祖辈年龄较大，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忙于日常生产劳作、对孩子教育意识的欠缺等原因，导致他们鲜少能有余力关注到孩子，尤其是关注到是否遭受霸凌，以及当孩子被霸凌后，也鲜少能提供有效的应对。
而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在乡镇孩子小圈子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被嘲笑、被排挤、甚至被欺负，是他们面对的常态。
他们所处的环境，也往往充斥着“反正不喜欢学习、学不好、没人管，不如霸凌别人摆脱无聊找找乐子、刷刷存在感”的孩子；
他们的日常，塞满了没有情感的智能手机，而他们每天接触的，是各种充满杀戮的游戏和视频，而游戏中那些让他们感到痛快的暴力行为，也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
而且，留守儿童所上的乡村学校，承担着“控辍保学”的压力，据中南大学副教授雷望红在云南一所乡镇学校调研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不允许辍学，相当于学校最有力的惩戒手段没有了。很多学生也很懂这一点，所以为所欲为。霸凌就是为所欲为的表现之一。”
以及，撤点并校、乡村学生向县中迁移等现状，更是让留守儿童鲜少得到帮助和引导，反而因为不得不在县中寄宿导致更容易产生问题。
当然，系统性、结构性、社会性的问题，需要时间来应对。
我们是无奈，但不是无力的，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比想象中更多，或许是一次愤懑、一次关注、一次呼吁，总之，不做消失的大人。
《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主人公说：“有那么一群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玩。几千几万的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
我呢就在那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就是在那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是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
“我们是大人，孩子的附近没有大人，除了我们”，在持续关注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件的过程中，这句话时时在耳边响起。
参考文献：
[1]陈云龙，吕利丹，《外出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青年探索》即将发表。[2]吕利丹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人口研究》2024 年第 1 期。[3]贾勇宏,吴恩慈. 《农村留守儿童更易遭受校园欺凌吗?——基于1487份农村中小学生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教育与经济》2022 年第 2 期。[4]高屾等. 《农村初中生校园欺凌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5]严肃的人口学八卦：为什么留守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欺凌？[6]挪威TALK：邯郸初中生被害案背后的困局[7]罗翔说刑法：刑事责任年龄的路径与选择每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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