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回顾】汤伟: 对美国疫情防控的思考

美国的疫情防控理论和现实有很大偏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在2019年对全球的卫生安全指数进行排名，前10名除了泰国，其他的都是发达国家，然而2020年1月份疫情之后，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在理论上的排名和现实的情况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疫情自爆发以来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5万人，而每天新增的病例依然非常之多。学界普遍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是有权威性的，数字也是真实的，这样的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美国疫情防控不利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对美国防疫不利的原因目前主要有几种解读。首先，从政府工作层面上看，一些专家和研究报告将防疫不利归咎于政府情报工作的滞后，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行动迟缓。譬如美国CDC在检测试剂方面有许多失误造成了时间延误。特别重要的是特朗普总统的反常且反智的行为，比如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使用消毒水可以杀灭新冠病毒的说法，给美国的防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错误指向。

其次，在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美国政治极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右翼学者福山形容“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这种政治分裂让美国在几乎所有议题上都充满对抗，无法有效运作。

在认知层面上，学者或者媒体普遍使用后殖民主义话语，以“自由主义”（Liberal）和“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或“现代”（Modern）和“落后”（Backward）作为分析框架。譬如澳大利亚认为新冠危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譬如欧美部分人认为新冠病毒只会在黄种人之间传播，而白人是安全的，不需要防疫；还譬如质疑中国在防疫应对上过度集权等等。

疫情过程中，美国还发生了“黑命贵”的抗议。这里就有一个疑问：为何人们对数十万美国人的死亡无动于衷，而对一个非洲裔的美国人的死亡却更受触动？这就涉及到美国人对疫情意义系统的问题。这里不妨做个中美对比。

首先，对待疫情的核心理念做一个比较，会发现美国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解更偏向于医学问题，而中国则偏向于公共卫生问题。观察西方的政治史，传染病在西方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美国每年都发生大规模的流感事件，却从来没有在传染病防治上做出很好地应对，这个问题与他们对疾病理解是有关系的。美国的医疗资源很丰富、科技很先进，这是客观现实，但美国却并未把传染病当成对其自身价值的首要威胁。传染病最重要的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但需要限制人的行动自由，而美国人把个体自由当成一个核心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任何外在的约束，都会让美国人感到不自在，更让他们质疑政府对传染病的措施是否在限制他们的自由，因为只有法律才能约束他们的行动。与之相对，他们也不会事事都怪罪于政府，觉得政府应该为他们感染疫情而负责。

其次，美国疫情应对系统十分复杂，体现在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各部门关系的制度本质。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它有两个分权，一是横向分权和一是纵向分权。特朗普3.12日的国家紧急状态解决了横向分权的问题，国会授权给政府必要的权力，尤其是资金和物质支持，但是纵向分权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这其实也给疫情应对带来难题。2020年疫情早期只在美国东北三个州扩散，特朗普提议要把这三个州隔离起来，纽约州州长则回应“是准备向纽约州开战吗？”这里面涉及到美国的宪政问题，美国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利将几个州隔离？实际上按照美国宪法，公共卫生医学事件的主要权力是在州，不是在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有相应的权力，但主要是医疗政策管制，资金和物资的支持。居家令、医疗资源等具体指令都在州的层面，各个州按照各自的政治信仰执行不同的政策。这和我国截然不同，在我国地方必须服从中央，而中央对地方也有着政治责任。疫情爆发，中央就调动了4.4万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就是类似的逻辑。但在美国，除非是宪法中规定的外交和国防事务，其他方面州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平行的。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需要多年的宪法学辩论才能找到答案。

更重要的一点，美国社会是非常多元的，并且多元的程度让我们很难想象。我国虽然意识形态多元、阶层多样，但是至少种族相对一致、人民在国家跟政府的认知在整体上能够相对统一，接受拥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每个层面按照国家要求都建立了防疫基础设施，而个体也非常配合拥护政府的防疫政策，这在美国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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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拜登执政之后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核心还是疫苗接种率。今年9月9日他发布了一个演说，要求联邦雇员必须要打疫苗，不然就会被解雇。但这个措施只能针对联邦雇员，对州雇员、公司员工缺乏强制力，只能规范性的劝服。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疫情的一些变化，但是变化不是特别大，实际上执行的还是一种以疫苗为核心，将新冠流感化的思路。可是流感有两个不同于新冠疫情的地方：第一，即便有新冠疫苗接种，与之比较流感造成的死亡率低得多；第二，流感有药物可以治疗，流感相关的药物非常有效，可以治愈并且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但是新冠疫情不同，它可能要数十年才能流感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有些美国人把新冠病毒叫做Boomer Remover。Boomer指的是在二战以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都已到老年，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带来的死亡率明显高于其它群体，而老年人对社会似乎缺乏贡献。于是，很多年轻人故意把病毒传播给老年人，让他们之间实现优胜劣汰。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对防疫工作也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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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到，中国在防疫方面做的比美国好，但这种好并不是统计数据可以揭示的，体现了一些制度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把制度意识形态化，认为中国在任何领域都可以做的比美国好，或者不需要向美国学习。美国的防疫即使不那么理想，但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首先，虽然美国历次疫情都防控失败，艾滋病、H1N1、登革热等等，但此次疫情并未伤筋动骨，并未涉及到科技、金融和军事领域。我们在疫情控制上虽然具有优势，但成本巨大，前期也有一些工作失误，长期防疫精细化仍有许多不理想的地方，仍需要向美国学习注重法律、市场和科技，发挥志愿精神等。

其次，疫情治理的效果，还和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人是能够忍受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但美国人肯定不会，无论疫情多么严重，都会有人寻求自由。“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是长期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最后，我们还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来应对其他防疫模式的挑战。如果全球都学习美国，我们反而会成为特例。如何应对更多的质疑，应对中美两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挑战？面对未来的疫情，是“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这依然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 

作者汤伟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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