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戴高乐主义及多极世界中的中法关系
高举戴高乐旗帜的法国“特朗普”
近来，一位叫泽穆尔的法国政论记者突然在法国红得发紫，他还没有宣布竞选2022年5月法国总统，民调已经给他17%的支持率，轻松地进入第二轮，直逼希望继续连任的现总统马克龙24%的支持率，成为法国政坛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分析家普遍认为，如果法国在今天举行大选，泽穆尔就极有可能入住爱丽舍宫。
现年63岁的泽穆尔，以记者的身份见证了近40年来法国政治的变迁。虽然从未有任何从政经验或介入过任何政党活动，但他一直是法国政治圈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他的竞选口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将法国还给法国人”和让那些不愿意归化法国的外国移民“滚出法国”这类反移民立场的“老调重弹”，但其竞选口号中的最大看点，还是他以戴高乐传人自居，处处引用戴高乐的讲话，并声称其选民基础瞄准的就是当年戴高乐执政所依靠的下层法国民众（la masse populaire）和法国中产阶级中的爱国者（la bourgeoisie patriotique）。也由此，他一跃成为2022年法国总统的最热门人选，被誉为法国版的“特朗普”。
泽穆尔 （图源：网络）
虽然离明年法国大选还有半年，但各派内部备战和相互攻击已到了白热化地步，更令人诧异的是，几乎所有的候选人都声称自己是戴高乐的传人，都是在做戴高乐未尽的事业，包括传统中右共和党和玛丽娜·勒庞夫人领导的极右国民联盟。但是相比其他候选人，泽穆尔高举戴高乐的旗帜仿佛在法国公众中更具人气，这一点从他在法国各地演讲时的火爆场面可窥见一斑。
泽穆尔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法国社会日益左倾和自由化，颠覆了戴高乐所倡导的建立在天主教传统价值文化上的法国社会；法国传统政治家们持续二三十年盲目参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欧洲建设造成了法国目前的衰落。其中法国不加选择地长时间接受大量来自北非和黑非洲的移民，导致了法国社会的快速伊斯兰化，并已从根本上严重危及戴高乐眼中以法国天主教为宗教传统和以高卢人为法兰西基本族群的“法国人”定义。为此，泽穆尔还将大批涌入法国的北非和黑非洲移民称为法国的“殖民者”，并给这些移民取了一个外号叫法兰西民族的“取代者”。
在外交上，泽穆尔严厉批评全球化掏空了法国，指责法国传统左右翼政党均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将戴高乐将军好不容易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强大完善的法国工业体系及其为代表的法国大公司外迁到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法国制造业仅占GDP的10%，不及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半，更使法国大量的就业机会流失。
他指责历届政府无原则地将国家主权让渡给布鲁塞尔技术官僚，违背了戴高乐当年以主权国家联合体为核心的欧洲联合思想。他还批评欧洲防务是乌托邦，认为法国对德国一厢情愿，而德国及绝大多数的欧盟成员国在防务上更需要美国和北约而非法国。他严厉批评传统政党背弃戴高乐的独立自主外交，对美国不敢说“不”，嘲笑马克龙在美国破坏法国与澳大利亚的潜艇协议问题上不敢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击。他援引戴高乐当年为维护法国主权与罗斯福激烈斗争的案例，大谈戴高乐当年如何作为总统拒绝出席每年一度纪念美国诺曼底登陆的仪式，如何让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又是如何带头搞跨美元金本位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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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政党候选人不同的是，泽穆尔是政治素人，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和纪录，这一点也让他在批评政敌时毫不留情。在泽穆尔的政治字典中，没有全球化和欧洲联合，而是活生生的民族国家作为主体的当代国际关系。为此，他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甚至土耳其等国的崛起持相对包容的态度，他甚至极力主张法俄合作，组成巴黎-柏林-莫斯科战略联盟，而非像今天的法国总是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转，做美国的帮凶制裁俄罗斯而伤害法国自己的利益。10月28日，亲政府的俄罗斯国际政治和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帕尼娜声称莫斯科有意支持泽穆尔。一个月前，泽穆尔还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后者在欧盟内部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反移民和基督教保守思想一直得到泽穆尔的赞许。
泽穆尔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他毫不掩饰其法兰西至上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以普京、欧尔班、特朗普和英国的约翰逊为榜样，强调法国第一，似乎已在为明年的大选预设议题。而法国选民们将要在泽穆尔所代表的“法国人的法国”，及马克龙等当今法国精英们所主张的“愉快的全球化”（la mondialisation heureuse）之间作出历史的选择。
戴高乐所倡导的多极世界
泽穆尔现象以及法国政坛各派围绕戴高乐主义遗产的不同解读颇值玩味，它至少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依然是主权国家的一个组合体。在法国，依然有许多人怀念戴高乐所倡导的多极世界，以及在这个多极世界中法国的位置。对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中的法国，法国人大都很清楚，那是战后法国外交最辉煌的时刻，更是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高光时刻。作为一个中等国力的国家，法国在世界舞台上长袖善舞，甚至敢于直接向美苏叫板，形成了有别于美苏两霸世界的第三种外交力量。西方政治学者们曾将这段时间的法国形容为“买二等车票坐一等车”的国家。
然而，要买到如此性价比高的“车票”也并非所有的国家或政治领导人能做到，这里面有戴高乐将军高屋建瓴的远见和外交智慧，如戴高乐冲破美国的阻力，在1964年1月27日率先承认新中国，而当时六亿人的中国在经济上贫穷落后，在外交上遭受美国的封锁和苏联的打压，与封闭落后的中国建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疯狂的举动。同年1月31日，戴高乐在总统府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他决定承认新中国的理由。他强调中国的历史与世界一样古老，承认新中国就是承认这个世界的现状。他强调中国的历史辉煌独特、人民勤劳，并预言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将回重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一定意义上，戴高乐是西方第一位预言中华民族在21世纪全面复兴的世界政治家，也是第一位为中国人民打开通向西方世界大门的西方政治家。而由戴高乐将军开创的中法关系，不仅是新中国最早与西方国家建立的正常的国与国交往关系，也为世界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的合作树立了典范，并在实质意义上拉开了战后多极世界的帷幕。
戴高乐 （图源：网络）
法国谋求建立多极世界，既有法国多元文化的哲学和文化理由，也是法国作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大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系其利益的需要。而这样的国家利益诉求使法国外交在历史上能超越文化与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羁绊，在不同时期寻找到各种不同的盟友，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为了抗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及其强大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专门与异教徒奥斯曼帝国苏丹苏里曼一世结盟。虽然这个由法国王室百合花和伊斯兰新月组成的战略联盟公然违背天主教规，在天主教道德层面上，与异教徒沆瀣一气的联盟多少为人不耻，但它为维护持续二个世纪的法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具有决定意义。
同理，法国人非常理解，在拿破仑征战埃及时，为了抗击英国人的进犯，拿破仑为什么会对埃及的阿拉伯人宣布他将皈依伊斯兰，成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塔利朗能够抛弃一代枭雄拿破仑皇帝，在1814年的维也纳和会上高举恢复“秩序与正统”的旗帜，与法国昔日的敌人们打得火热，又最终让战败的法国完好无损地保留其疆土。
从法国的现实主义外交传统出发，不妨回顾一下当年戴高乐在率领法国人民英勇抗击德国纳粹侵略的四年中，是如何为了捍卫法国的利益，借斯大林的红色苏联对抗属于西方同一阵营的强大的罗斯福总统及其所代表的强大的欧美盟军的。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在60-70年代，戴高乐长袖善舞，在美苏两霸统治的冷战世界中发挥着特殊的第三种世界政治和外交力量。他的谋略非常清楚，就是通过与赫鲁晓夫的红色苏联积极谋求缓和的“新东方政策”，提高法国在两极世界中左右逢源的外交能力，从而扮演一个与美苏等量齐观的世界大国作用，其中与中国的建交具有强烈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拓展了法国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话合作，也使法国与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了更为紧密的对话沟通舞台。
戴高乐主义与多极世界中的中法关系
由法国大选引出的各派候选人对法国外交政策的辩论，戴高乐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现实主义外交，和在多极世界中做强做大法国国际影响力的做法，依然是法国社会的共识。这一点同时有益于厘清大变局时代法国外交的思路和顺利健康发展多极世界中的中法关系。
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事实上已全面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竞争与冲突，法国和欧洲面临着一种外交上的新的“议题选择”问题。一些人罔顾法国和欧洲的根本利益，以意识形态划线，盲目选边站，甚至鼓吹建立所谓“民主国家价值”联盟，说明他们已从根本上忘记了戴高乐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独立自主法国外交传统，再不要说罔顾这个由国家利益组成的现实世界。
不久前澳大利亚背弃法国利益，撕毁了自2016年以来与法国酝酿和签署的潜艇合作合同，法国和世界舆论哗然，此举无情地说明即使在价值共同体和盟友内部同样存在着赤裸裸的国家利益争夺。为此，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形容英美两国是在法国的背后“捅上一刀”，而通常这样的用词一般针对的是敌人或出卖自己的同一阵营中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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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底的罗马G20峰会上，拜登特意到法国在罗马的大使馆拜访马克龙总统并向其表达了“最诚挚”的歉意，声称他对潜艇案事“事先是一无所知”和美国处理此事“有欠风度”，并强调了美法传统友谊，甚至还用了其祖上来自法国这些“套近乎”的话。11月11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又特意出席一年一度的“巴黎和平论坛”，并在会见马克龙总统和论坛开幕式上反复强调美国与法国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盟友”之间存在着二百年的友好关系。然而，法美就澳大利亚潜艇案上的国家利益之争是否就因为拜登说过他的祖上来自法国或哈里斯在和平论坛上对法国的热情颂扬就“一风吹”了，这显然是一个开放并没有回答的问题。
无疑，法国白热化的竞选辩论也给了我们一个全面回顾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机会。在《战争回忆录》里，戴高乐详细描述了当年他如何与罗斯福在诺曼底登陆、巴黎解放、斯特拉斯堡保卫战、美军占领战后的法国、战后国际安排及其在法国的大国地位方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可以说，法国今天的一切都是戴高乐与罗斯福艰苦斗争换来的。戴高乐的亲密助手佩雷菲特在《这就是戴高乐》一书中回忆戴高乐针对美军诺曼底登陆一事对他说过的话：“要让美国人关心法国人的解放，就如同你让俄国人去关心波兰人的解放一样！”
戴高乐明确表示，美国参与欧战并不是为了解放法国，而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在这种利益中，就包括罗斯福试图派遣美军来管理美军占领下的法国，并在美军占领下的法国发行美元货币。罗斯福甚至还有一个隐瞒盟友戴高乐且性质极其恶劣的肢解法国方案，那就是将法国东部香槟和洛林两个省与比利时讲法语的瓦隆地区合并，建立一个在法德之间的缓冲国——“瓦隆共和国”。如果不是戴高乐的强烈反对，一旦罗斯福肢解法国的图谋得逞，法国不要说成为战后的世界大国，就是欧洲中等大国都几无可能，它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疆域面积不及今天意大利的“简缩版意大利”，更不要说法国在今天的世界事务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这些都不能不让今天的法国人“细思极恐”！
如果我们读到这段历史，就不奇怪为什么戴高乐在任职总统期间从来不参加一年一度诺曼底美军登陆的纪念活动，更不会感到诧异，他为什么能顶住美国的压力坚持搞法国独立的核武库，与红色中国建交，把北约总部赶出法国，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和带头破坏美元金本位了。
法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
（图源：新华社）
在二战期间，戴高乐在西方阵营中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与罗斯福的针锋相对曾让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的三军统帅头痛不已。在战后，特别是在冷战中，戴高乐与美国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他坚强的性格和保卫国家的坚定立场也让美国历届政府大伤脑筋。不仅如此，这种对美国霸权的警惕也影响到了法英关系。当英国政府辛辛苦苦、前仆后继地提出申请加入欧盟的前身欧共体时，戴高乐在1963年和1967年二次使用否决权将英国拒之门外。戴高乐的理由非常充分，英国是岛国文化，与欧洲国家的联合目标存在着文化、地理、商业习惯上的巨大差异，而“英美特殊关系”又使戴高乐预感到英国入欧将扮演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到头来欧洲人的命运将会落到美国人的手中。
当戴高乐在1963年拒绝英国入欧时，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法国人“忘恩负义”，他（戴高乐）怎么不想想当初若不是英国收留了他，哪有他的今天和法国的今天？在戴高乐的回忆录中，戴高乐对此事件也有描述，不过，他是这么说的：“男人与男人间可以有友谊，但国家元首之间不能。”
2021年11月9日和22日分别是戴高乐逝世51周年和诞生131周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尤其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和多变的世界中，重温戴高乐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这至少会让我们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多极化世界中，为了世界和平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中法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借重和合作共赢同样存在着广阔的前景。
作者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远见：戴高乐领导力与大变局时代的破局启示》作者。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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