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大国责任是亚洲区域稳定的基础

导读 · 2022.08.25

2022年8月19日，“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危机中的亚洲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圆桌讨论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从政治学及政治政策的角度分享了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理解，并分析了大国提供国际公共品的重要性，本文内容为郑永年教授的发言全文。

对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我想就危机的经验教训讲一点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前面的演讲者大部分都是经济学家，而我自己不是经济学家，因此我想从政治学的角度、政治政策的角度来谈几点看法。

刚才日本的高桥亘先生提出要从国际公共品的角度来回顾亚洲金融危机，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1996年底我刚刚到新加坡，不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生蔓延到东南亚各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印尼，苏哈托先生几十年的建设成就，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失去了。所以，如果不加以管控，金融危机的伤害力度是非常大的。

人民币不贬值是
好的国际公共品

今天我想从国际公共品的角度来谈我的几点看法。我们亚洲国家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从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以后基本上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

发展不错有几个条件，首要条件就是，大国如何跟小国合作，来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提供足够的好的国际公共品，同时减少产生坏的国际公共品。好的国际公共品，如自由贸易、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国家间的良性竞争；坏的公共品，就像军备竞赛、公共卫生危机、新冠危机、气候变迁等问题。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应付过程中中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中国的朱镕基总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泰铢贬值了以后，亚洲各个国家货币竞相贬值，中国本身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当时的亚洲金融起到了巨大的稳定作用。至少在新加坡，当时很多人讨论都觉得中国确实是扮演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人民币不贬值这件事情本身就成了好的国际公共品。

图源：CGTN

亚洲国家如何走向未来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如果我们亚洲国家以前成功是这样造就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向未来呢？关键在于大国要发挥其领导力，这个领导力主要表现在大国要带头提供更多的好的国际公共品。根据国际公共品理论，小国在国际公共品提供方面，往往倾向于搭便车，因为小国既没有能力来提供公共品，即使他有能力提供公共品，也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因此，大国一定要扮演一个领导角色，不仅仅是提供足够的好的国际公共品，还要减少坏的国际公共品。这就是大国的领导力。领导力这一因素非常重要。

第二点，如何来提供足够的区域国际公共品。要践行开放、包容、不以第三国为目标的、为了解决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多边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跟东盟开始了自由贸易谈判。尽管我们东亚三国中日韩不是那么团结，但是中日韩跟东盟形成的3个“10+1”，这个也算是开放的多边主义，因为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最后形成了“10+3”的多边框架。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边主义。然后，像近年来我们所发展的RCEP，也是包容性的。中国去年已经提出了要加入CPTPP。希望这也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组织。包括中国近几年在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乃至金砖国家，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参与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是针对任何另外一个大国的。这种多边主义跟区域主义、跟全球化，都是相向而行的。这样的多边主义，我们叫做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好的多边主义。

图源：网络

有些多边主义是坏的多边主义。比如说有些国家搞一些团团伙伙，这样的多边主义是针对第三国的，是为了打压第三国的，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尽管这种多边主义也是多边主义，但这个可以称为坏的公共品，而不是好的公共品。如果这样去理解，我们亚洲显然需要更多的好的多边主义，而要尽量减少坏的多边主义。很显然，在这个方面我们今天面临着不同的选择。我们也受域外大国的影响，那么域外大国是使得我们亚洲国家更整合了呢？还是使得我们亚洲国家趋于分裂了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后一点，是有关政治信任问题。大家都在讲金融经济方面的合作，但是无论怎样的经济金融合作都需要一个政治大环境。亚洲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生了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甚至2007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但是我们亚洲国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稳定、和平发展的区域。尽管亚洲国家像中日之间或者中国跟东盟国家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是这些国家还是能有效地管控冲突，为我们的经贸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

2021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

（图源：CGTN）

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
是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未来看，我们现在又面临一个大的地缘政治变迁。亚洲国家过去持续了三、四十年的和平环境，是不是还能持续下去呢？这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互动令人担忧。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跟中国的经贸战争、贸易冲突，连累了其他亚洲国家，负面影响很大。所以，东盟国家现在基本上处于比较困难的时候。如果中美两国政治上比较合作，那么东盟就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他们不用做选择。因为东盟国家跟美国的安全关系、跟中国的经贸关系都是很紧密的，让东盟国家做选择是非常非常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区域大国，确确实实需要在这些方面担负一个大国的责任。美国要求这些东盟国家选边站，并迫使他们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不应当学美国去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中国还是要坚持以往的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这是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个方向也是有基础的。今年的香格里拉论坛期间，印尼方就提出来，我们东盟国家处理跟中国的关系要用“亚洲的方法”，而不是用美国的方法来解决和处理跟中国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趋势，中国也确确实实要抓住这个好的趋势。

大国对提供国际公共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印尼等大国要加强合作和多方面的政治沟通。政治信任对经贸合作是非常关键的。有了政治信任这一点，经贸上、技术上的安排就比较容易做。但如果是政治信任基本没有，或者很低度的状态，其它方面就非常难做。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里面通过人民币不贬值扮演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今天，中国更应该在亚洲区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发展到今天也有能力这么做了。我们要有一个大国的意识，大国意识不光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还主要表现在他的大国责任、大国的领导力这方面，中国的大国责任是亚洲区域稳定的基础。

编辑：GBA Review 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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