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
导读 · 2023.06.08
2023年6月7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邀参加并发言，本文整理自郑永年教授的发言内容。郑永年教授通过论述“中国传统与现代化”和“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化”这两个层面的关系，认为西方国家在塑造世界现代化格局的过程中吸收和吸纳了众多来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价值，而中华文明对在物质、制度、理念上的贡献也不可忽视。郑教授认为，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义，就要强调现代化的多元性，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或者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的现代化模式往往是失败的。他提倡各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要“文明对话”、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
今天我们需要在中华文明复兴的架构中讨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复兴”的架构中才能看到中华文明早就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了。我们需要讨论两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
在第一个层面，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今天的“复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意识到，今天的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产物。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华文明就有传统性，更具有现代性。如果说，中国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产物，那么现代化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
山西省太原文庙大成殿孔子诞辰纪念
（图源：中新网）
在第二个层面，因为现代化首先发生在西方，因此人们一直关切西方国家是如何塑造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格局的，然而极大地忽视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在塑造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尽管现代性作为一整套价值形成于自文艺复兴至启蒙时代的西方，但这绝非意味着这套价值属于西方。实际上，西方那段历史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特色。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方陷入几个世纪的宗教时代，即西方的中世纪，或者“黑暗时代”。宗教是西方社会的主体，可以称之为“宗教社会”。宗教也用来解释一切。文艺复兴是一个转型，因为文艺复兴把社会的重心从宗教转移到人文。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人文主义、科学和理性构成了文艺复兴的轴心。到了启蒙时代，人们在人文、科学和理性等价值之上又加上了新的价值，包括自由、平等、博爱、人民主权（民主）、民族主权（国家独立）等。应当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吸收和吸纳了众多来自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价值。简单地说，文艺复兴和之后西方所综合起来的价值包括三类，即古希腊文明、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东方的世俗理性主义。
其中，中国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我们把近代世界的发展理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简单地说，中华文明的贡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物质文明方面的。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唐宋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代，中国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GDP。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无疑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尤其是传统所说的“三大发明”或者“四大发明”。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沿用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尽管培根和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但后来的史学家都将之归属于中国的发明。英国汉学家麦都思在培根的基础上强调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1]。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 (指日本) 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2]。美国学者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序言中首次明确提出“四大发明”的说法：“四大发明（Four Great Inventions）在文艺复兴之初之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3]。
第二类是制度类型。在这方面，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政教分离。对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中国遵从的是孔子的古训“敬鬼神而远之”。中华文明并不否认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但反对宗教信仰影响政治，更不用说是宗教主导政治了。而在西方，中世纪盛行政教合一。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过程充满着暴力。直到今天，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尤其在美国。
第二，政商分离。在中华文明，金钱不能影响政治。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不及其他阶层，而是说商人不能用钱来影响政治。而西方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以金钱为基础的。
第三，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因为这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或者文官体制的核心。中国秦汉帝国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作家福山把中国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国家”[4]。但对作为“第一个近代国家”的中国的体制对西方的影响一直是被低估的。西方到了近代才开始发展类似的官僚体系，并且是受中国体制的影响的。最先发现和系统性应用中国式官僚体制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这一制度再输入欧美，为欧洲的政治体制所吸纳。中国官僚体制强调的是科层等级、理性、中性、贤能、开放等价值。西方日后发展出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没有这套官僚体系，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政治”和“行政”的分野，政治人物来往不定，但官僚（或者公务员）则是稳定的[5]。
“十同年图”中描绘的明代官员
（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第三类属于理念类型。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里举几个例子。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易经》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核心，即法国的重农学派。在重农主义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大众教育的思想根源。尽管大众教育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但中国“有教无类”则是其思想基础。大众教育对西方民主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因为民主的品质取决于人们的教育；如果人民不能理性地思考，那么民主会是劣质的。在社会领域，中国古典的“大同社会”理念和欧洲自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困难接受之。
《礼记·礼运》中对大同社会的描述
（图源：共产党员网）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有很多理念在中国本土由于物质和制度的制约并没有得以实现，而因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始于西方，西方各国先于中国具有了物质条件去实现这些理念。基于“有教无类”理念之上的大众教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方所受到的诸多制度制约，西方所提倡的一些理念在西方并没有实现，但因为中国具备了西方所没有的制度条件，现在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是典型的例子。西方（尤其是盛行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美国和英国）因为过于资本主导，社会主义的成分少而又少。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及英美，但因为中国具备制度条件，实现了基本的社会公平。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里，中国促成了高达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就是典型的案例。
因为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自西方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和扩散，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就以为现代性观念属于西方，而西方也故意忘记了自己“向非西方国家学习”的历史经验。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一方面，西方竭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其所认同的现代性价值和西方所相信的可以实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实践，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认为这些价值纯属于西方，一些国家努力抵制这些价值。但这并不符合实际，这些价值是源自多个文明和文化的，只不过西方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系统。即使那些在努力塑造非西方价值系统的国家，其系统里面仍然包含有西方的价值，原因在于所谓的西方价值系统里面本身就包含了非西方的价值。
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也聚焦在三个层面，即物质、制度和理念（或者人的层面）。在物质层面，所有国家都追求物质富裕的美好生活。在这一层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制度和人的层面，中国的现代化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表现为很大的差别，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的现代化是自身传统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义。第一，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也表明我们意识到存在着“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我们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内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第二，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是要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时候，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经验地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第三，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身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之上。第四，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
注释：
[1]W.H.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John Snow, 1838, pp. 101-107.
[2]Joseph Edkins, Religion in China; containing a brief account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 London, K. Paul, 1884.
[3]Thomas Francis Carter, Introduction.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Ronald Press Co. 1955.
[4]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对以贤能制度为核心的中国官僚体制对西方的影响的讨论，见Yongnian Zheng,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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