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导读 · 2023.08.22

8月22日，2023全球可持续发展论坛在深圳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到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联盟副主席Erik Solheim，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Mohan Munasinghe等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低碳转型与创新科技新思路。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受邀参会并作主旨演讲。郑教授指出，中国传统智慧对我们今天解决生态问题能够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儒家秩序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意味着既要认识到政府在保护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要尊重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环保秩序，从而形成政府、社会两种秩序之间的均衡。他还提出，如果我们要跟地球共存，应当思考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郑永年教授作主旨演讲

（图源：主办方提供）

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

提高我们的消费水平吗？

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有14亿人口，也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人口规模巨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而是脱离贫困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方面与本次论坛的ESG主题直接相关；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贵州省雷山县龙头街道一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上，村民和游客在苗年活动中跳芦笙舞（图源：新华社）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ESG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同时要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共同富裕的实质是什么？经验地看，共同富裕的实质就是提高我们的消费水平。但是，如果14亿人口的消费要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全球资源能否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撑？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各国都把提高消费水平作为现代化的共性。但是如果越来越多国家都追求高消费，我们的地球能否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我们在追赶美国、学习美国，但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否要向美国看齐？这些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很多战争、国际冲突都跟现代化相关。越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越要消费更多资源。Mohan先生（编者注：Mohan Munasinghe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在刚刚发言时强调，2012年时维持全球的现代化水平，已经需要约1.5个地球的资源量来支撑，而到2030年，我们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正因如此，我们更要长远地考虑可持续发展与现代化的问题。很多人都在提倡以科技解决环保问题，但我觉得科技不能解决所有的环保问题。科技在帮助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出另外一些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制度秩序，来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古老文明，中国传统智慧对我们今天讨论ESG能够起到很大的参考作用。中国古代主要有道家、儒家、法家三种思想流派，实际上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秩序（无论是就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还是就环保秩序而言）。道家秩序是自发秩序，自我生成的秩序，反对一切的政府干预，主张人与自然一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道家倾向于建立完全自然的社会秩序，或者说社会自发生成的秩序。就这一点而言，道家的主张类似于今天经济学界非常崇拜的哈耶克。在另一端，法家推行的是自上而下的人为秩序。如果说道家秩序是自下而上的，那法家就是自上而下的。法家过于极端，期望用政府秩序来替代自发秩序。儒家则正好处于法家与道家的中间层，认为道家过于理想，而法家过于严苛，希望政府、社会、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回顾中国古代历史，秦朝时期完全是法家秩序，汉朝开始儒家成为主导的思想流派，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几千年过去了，但这三种秩序还都存在于当代中国。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实行的是法家秩序——实行计划经济与纯粹的公有制。在法家秩序下，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我的家乡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前，纯粹的公有制在农村造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地悲剧”问题。因为产权是公有的，村民往往不爱惜公共品。

但是，我相信道家秩序在社会底层仍然存在。我上周去西双版纳考察，当地少数民族仍在践行道家秩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尊敬森林的规范。“林、水、田、粮、人”，这一秩序安排非常有趣。西双版纳当地人提倡“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形成了“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天地之间谷子至高无上”的朴素生态观。这也一直是当地人的传统实践。他们生活得很朴素，也很环保。在餐饮方面，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从小到大吃的树叶、花朵就已经达到几十种，基本没有造成浪费，未给环境增加负担。以前，我们在农村也过着与西双版纳类似的生活，农村生活造成的浪费很少。但如今的农村不一样了，农村居民实际上过着城市的生活——城市有什么，农村就有什么。农村居民如今也在使用网购等城市中普遍流行的服务，因此也会留下塑料等大量污染物。由于生活方式趋同，城市中过度包装等环保问题也拓展到了农村。

云南抚仙湖

（图源：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而当代中国更多的是儒家秩序。根据我的理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秩序。改革开放以前的法家秩序难以长期持续，所以邓小平先生推行“无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变化。就土地而言，尽管农民只有使用权，但也珍惜土地上的一切。以前，农民可能会在树木尚未长成时提前砍伐，但如今农村的农民越来越爱护森林了。这符合人的经济理性。我比较崇尚邓小平先生建立的秩序——政府的地位很重要，应当出台法规来保护环境，但也要尊重社会自下而上形成的环保秩序，从而形成政府、社会两种秩序之间的均衡。这对解决全球的环保问题具有启发性。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最近美国夏威夷的野火、中国的洪涝都是案例。人类的城市化越来越深入，也要求我们占据更多的自然空间。如此一来，社会面临洪涝等自然灾害的概率就更大。

国际秩序问题重重，根源在于

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

国际社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每一次国际冲突都会造成对环保的冲击。例如，俄乌战争就使得乌克兰的环保问题愈发严峻。近期，乌克兰的卡霍夫卡水电站因战争损毁，灌溉等问题将长期无法解决。据生态学家马克西姆·索罗卡（Maksym Soroka）估算，乌克兰国内将产生至少15万名气候难民[1]。

国际秩序问题重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根源在于我们所能提供的好的国际公共品太少。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巴黎气候协定等国际规约，都是好的国际公共品，但是一些大国都不重视好的国际公共品。与此同时，坏的国际公共品（international public bads）太多，例如气候变化、新冠病毒、核扩散等。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大国太自私，国际社会无力解决环保问题等国际公共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七届会议（图源：联合国官网）

实际上，中美之间有太多的公共议题要解决，例如双碳问题。像中国、印度这种规模巨大的国家，未来的现代化道阻且长，如果不想清楚这些问题是不行的。如果大国之间实现了合作，国际社会就可以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因为小国即使再努力（如新加坡、斯里兰卡），也没有办法解决生态问题。只有大国的合作才能保证我们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好的国际公共品。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是比较悲观的。如果各个大国都只专注于地缘政治，而不注重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那么环保问题等国际公共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所以基辛格提出，如果中美不合作，会造成可以毁灭人类的冲突。随着世界进入AI时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非常深刻。

从长历史来看，人类是最聪明，也是最狂妄的物种。其他物种不如人类聪明，但消灭不了这个地球；人类很聪明，但既可以自我毁灭，也可以毁灭地球。新冠疫情肆虐三年，人类活动减少了，但地球的生态反而恢复得好。如果我们要跟地球共存，我们需要怎样的现代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

注释：

[1] 路尘，《财经周刊》，2023年33期。出版日期：2023年8月21日。

https://weekly.caixin.com/red/2023-08-19/102094610.html?s=52201cbcbb2fdaa9a563b7069fca25c9aafc2d092bde51aabfd1407cd5a3d56e411779b1330ba53c&originReferrer=iOSshare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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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袁浩延

排版 | 钟振博 许经东

审核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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