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们的城市化出了问题，必须靠乡村振兴来破解

编者按 ·  2024.01.18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3年12月16日，郑永年教授在IPP未来论坛第三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演讲。

他指出，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中国如今面临着大城市化所引发的城市虹吸效应、城乡分化、生育率下降等问题，亟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来予以破解。他进而提出了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土地制度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土地领域等建议。

刚才顾益康先生（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的发言，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我们做学者的不要为了写文章、写书而做研究，而是要和改善社会结合起来，这方面顾先生总结得非常好。

顾先生所说的“三次农村包围城市”也总结得非常好，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在，我们的乡村振兴实践也是非常丰富的，但理论上的总结还不到位的，所以我觉得乡村振兴学理化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顾先生刚才说，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前段时间，总书记给在广州召开的“读懂中国”会议发去贺信，也提到“读懂中国的关键就是读懂中国的现代化”。前几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大家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14亿人口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主要涉及到的是城乡关系，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和城乡关系分不开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迄今最高标准的现代化定义，但是要实现并不容易。经验地看，到现在为止，如果把发达国家视为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他们的人口加起来也是10亿左右。我们中国要实现的是14亿人口的现代化。如果农村不能实现现代化，那就什么也说不上。所以，我们的农村不能拖后腿，更不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而是要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

“三农”的现代化，核心就是乡村振兴。我个人觉得，之前的几十年里，很多人都认为城市化、城镇化能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农村最终是会因为城市化消失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城市化率的提高。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总书记在浙江的时候就形成了乡村振兴的发展策略，现在提高到了国家层面。农村永远是农村，中国的农村不会消失，只是面貌和性质会发生变化。

近年来，贵州省贵定县大力发展以“赏花经济”为特色的“农业+旅游”融合产业。这是游客在贵定县“金海雪山”景区观赏油菜花的场景（图源：新华社）

现在农村的资源还是继续在流向城市。城市的“虹吸效应”将农村的很多资源都吸收到城市来，而不是相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买房子，把孩子送到城市学习。对农村的投入主要是政府的资源，总体投入还是有限的，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面临各种困难。中国的城乡分割也还是很厉害，造成城乡之间不均衡发展。中国的情形和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达国家都是穷人住城市、富人住乡下。中国与之相反，这样很危险。

过快和过度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已经造成了很多严峻的负面效果。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生育率低下，人口增长断崖式下降。这个是和过度城市化、过度大城市化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模越大，生育力越低。欧洲和其它地区也有这种情况。

亚洲式的大城市化所造成的恶果最为严峻，我把它称为“绝子绝孙”的城市化——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大东京周边，韩国差不多一半的人集中在首尔，除了城市化水平还没那么高的越南生育率还可以，东亚儒家文化圈所有的大城市都是低生育率。我们的城市化无疑出了大问题。

我觉得，乡村振兴战略在一般人心目中，包括在学者心目中，还是没有被当做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应该是国家的大战略，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不均衡，也不仅仅是因为共同富裕的需要，单单人口问题，就足以让人们思考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了。

我上次和我老家的领导讨论了一下什么是城镇化，他就批评我们说，你们学者所定义的城镇化都不正确，总是从户口、居住地这些层面来定义。他说，我们的城镇化要以“生活方式”来定义。我很受启发。

如果从生活方式来定义，可能对我们的城镇化有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现在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趋同，城市的人想享受一些农村的味道，乡下的人希望有一些城市的味道。包括西北最落后的乡下，很多年轻人在进城打工了几年再回去之后，也喜欢城镇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乡下没有这个条件。如果要实现生活方式的趋同，那么就要通过城乡协调发展。

就这个问题，我提几条具体的观点：

我们要逐渐取消户口制。只要户口制度在，大家一直会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谈。我们应当谈的是居住的概念：城市可以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农村也可以是城市人层住的地方。住在乡下的就一定是农村居民、城郊居民吗？住在城市的就是城市居民，不包括农民吗？这没有必然的关系。历史上，我们数千年来没有固定的、严格限制人口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

初冬时节，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茶山雾气蒸腾，汉江碧波粼粼。近年来，紫阳县通过大力推进茶旅融合建设，推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图源：新华社）

户口制度是建国以后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个制度永久化。这个制度对经济发展无益，而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人们总是把农村视为落后的象征。我觉得至少可以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概念模糊化。而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制度改革。

如果要取消户口制度，就要实现土地制度改革。刚才顾先生说到，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因为土地制度改革才会成功；第二次邓小平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如果要成功实现乡村振兴，同样要有比较深刻的土地制度改革。

现在乡下的土地非常分散，尤其是宅基地东一块、西一块。今天的广东省也是，珠三角农业用地非常的碎片化——珠三角应当发展工业的，但是也要做农业；粤北山区本来要发展农业的，现在也要发展工业，这导致了土地都是碎片化的。

浙江的统筹是做得比较好的，广东省的统筹还有空间。广东省需要多少农业用地，可以以省为单位向中央要求，在省层面来协调。长三角已经在尝试跨省的土地整合，一个省之内的土地资源更应当得到整合。

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领域。我们以前老是担心土地过度集中，现在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管理和监控是不成问题的。以前富人比较少，现在富人多了，分散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实际上不用担心土地会过分集中。

城市要加快吸收消化更多农村进来的人。要把社会保障等各种制度平等化。我们要看到城中村的优势：城市里的烟火气都在城中村，例如真正要享受广州的美食、深圳的美食就要去城中村，饭店和高档小区没有什么烟火气的。

顾先生说到城中村的优势在于和乡下农民的互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主意。因为城中村有很多资源在里面，如果和乡下联动起来是了不得的。这种联动可以促成城中村成为消费场所，而乡下的村是生产者，如果能形成一整套供应链、产业链，广州、深圳城中村的人就可以带动乡下的富裕。我们可以做一个课题，这里面很多的复合联动系统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我们要防止形成超大城市，控制城市的虹吸效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市规模已经太大了，尽管这些城市GDP很高，但是只生产GDP不生产小孩也是不行的。新冠疫情三年，大家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城市那么大，如果出现战争呢？欧洲经过了一战、二战的深刻教训，两次战争毁灭了大部分欧洲城市，他们再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了。城市越大越脆弱，城市各方面的安全还是要考虑到的。

南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擘画“三农”发展新图景。这是“四好农村路”推动南京溧水美丽乡村建设实景（图源：南报网）

一定要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城镇化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的中小城市要分散一点，分散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路径。从人口结构来说，有一个规律是很明显的：中国生育率哪里最低？北上广深最低。所以中小城市的建设非常重要，有助于改善人口生育大环境。

乡村振兴一定要实现人口的双向流动。现在是单向流出，乡村的流到城市，城市的流不过去。

也需要意识到，乡村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现在乡村的文化衰落就令人担心，很多“歪门邪道”、邪教分布在农村，随便一个人弄一个庙，大家就可以去拜，这是很不好的趋势。我们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是怎么保存和延续下来的？以前士农工商无论哪个阶层，在哪里发了财、当了大官，最后还是要回归乡下的。他们回乡，带去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文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文化载体。现在的农村人读一点书就出来了，留在农村的很多是没有文化的，所以乌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

如何实现文化下乡？很简单，人要下乡。现在的干部或富人一退休，要么在北京，要么就在省会，不回去了，这是资源浪费。但要促进双向流动，就涉及我刚才说到的土地制度的变革。

还要有村民自治等农民的参与性治理。现在我们已经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那么如何真正使得农民有获得感呢？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农村治理工程。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流动性社会，村民有权利参与，那么住在农村的城市人，有没有权利参与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政策上需要考虑到的。

作为智库，我们必须做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总结。现在我们先要把浙江和广东的经验总结好。浙江是代表长三角的，广东是珠三角的，如果两个三角的乡村振兴做好了，将为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做出很好的表率。因为最大的城市化就发生这两个“三角”，如果我们能把珠三角、长三角乡村振兴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联动起来，就能更好地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原载于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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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覃筱靖

排版 | 王祺丰

审核 | 冯箫凝 袁浩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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