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经济中国的今天与明天

编者按 ·  2024.02.07

本文分析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所面临的困境与应对之道。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经济虽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来自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诸多困难，但其仍然经济韧性强、未来潜力巨大。

展望未来，郑永年提出，要以构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发展新兴产业、深化改革开放等应对挑战。他特别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新三驾马车”，即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支持，以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产业全面升级。此外，还需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以释放持续发展动力。

本文内容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对话整理而成，供读者参考。

现状

要理解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就必须理解什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状态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也就是说，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全球化是相向而行的。但近些年来，由于美国推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世界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中国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压力。在国际层面，中国经济的压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推动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力推动对华经济“脱钩”，对外贸易关系极限施压，试图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尤其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美国对华技术封锁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第二，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环境。俄乌冲突、哈以冲突尽管是区域性的，但也使全球资本与能源流动受阻；美国频繁制造中国周边热点，比如支持台独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意图收紧对中国的地缘围堵。这些都促成一些外资的错误认知，认为类似的冲突会延伸到亚太地区，这直接恶化了中国的营商环境。

第三，美国与西方媒体大肆进行对华经济认知战，制造“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顶峰论”“中国经济衰落论”，甚至提出中国是“不可投资之地”。经济领域的“认知战”已经是美国对华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严重影响中国商业环境和国际形象。

第四，美国内政导致的外溢效应。美联储急剧提高利率吸引全球资本回流，既冲击中国经济，也损害新兴市场。这种使用“强力美元”政策对全球顶尖技术、优质资本和高质量人才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不仅是针对中国，对欧盟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加大。

尽管当前的外部环境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抵御能力。在美国对华极限施压下，中国经济未被“打垮”，并表现出强大韧性。通过诸多外交领域的努力，中美关系也避免了陷入急剧恶化。尽管两国直接经济往来有所减少，但间接经济联系仍在持续。可以说，特朗普时期美国冷战派想对中国“速战速决”，把中国“打趴下”的政策已经破产。拜登政府基于这个现实把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成为长期的竞争。

中国主要ETF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新高，可与2015年“国家队”救市期间相媲美（图源：彭博社，2024年1月31日）

就现有经济形势而言，现实层面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中国经济的认知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在学术层面，更多的问题体现为经济学问题，而非经济现实的问题。迄今，中国经济学还在被部分海外学者所主导，这是经济学界的悲歌。当海外的各种基于西方经济经验之上的经济学被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现实的时候，经常出现不可思议的类比。中国经济学界过于追随西方理论，并没有形成立足中国实践的经济理论体系。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其经济理论针对的都是西方实践，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西方所谓的“经济学犹如物理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张即使在西方都已经破产，但在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市场。其原因在于，当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时候，各种外来品就大行其道。所以，中国亟须建立符合国情、立足实践的、原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解释现实，而且为经济决策提供正确指导。

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实践是两种经济学的融合体：一种是市场经济，遵循市场供需关系为根本；另一种是“政府经济”，遵循“轻重”——也就是权衡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更多来自市场，还是来自政府。概括地说，至少如下五个方面既是我国经济的实践经验，也是经济发展的潜力之所在。

第一，在制度安排上，中国形成了基于市场供需之上的政府调控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了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第二，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这些都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中国已经在新能源汽车、高铁设备、风光发电等领域拥有世界级的产业集群。那些简单地把中国和90年代的日本作比较的学者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相较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产业体系最为完整的经济体，更产生了新型的产业集群。

近期地方两会纷纷拉开帷幕，各地政府着力布局“低空经济”发展（图源：网络）

第三，中国正从技术引进国转变为自主创新国，这将有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在美国对华“卡脖子”、技术“脱钩”的背景下，倒逼中国实现更多“0-1”的技术创造和应用技术水平的提升。今天，中国政府和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部门），都加大了科研投入，促进了中国从应用到原创的进程。如果没有美国施加的压力，中美间的技术竞争可能还会晚一点才进行，中国的投入不会像今天那样的增加。

第四，在外部环境压力下，中国企业加速推进全球产业链布局。今天，我们产业链和供应链正在迅速区域化和国际化，中国企业正在向越南、墨西哥等地迁移。这是在美国对华打压的背景下，企业为进入北美市场，按美国设定的政策路径迁移的结果，且外迁的现象正加速出现。短期来看，这确实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额度，但长远来看，这反而在加快促进中国跨国企业的成长。毕竟，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中国资本的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

第五，更大的压力促成更深刻的改革开放。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强调要“推动制度性开放”，“加大国家统一市场建设力度”等，这些改革是全领域、全方位的，正在形成一股巨大的新动能。

堵点、难点

然而，发挥中国的经济潜力存在堵点和难点。

一是经济内卷，即各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与经济内卷相伴而来的是地方主义抬头与市场的碎片化。这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背道而驰。当经济的增量出现问题，各地就转向竞争存量，因此出现内卷现象。因为各种原因，例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干部业绩的考核，一些地方官员不仅互相招商引资，更是阻止本地企业转移到外地，千方百计地想把GDP留在本地。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曾经用“诸侯经济”来形容当时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后来通过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一些区域自由贸易组织，地方主义消退了。但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又有回潮的势头，如果这个势头不能逆转，那么不仅将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从长远看，更会通过阻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有效降低经济效率，从而影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也表明一旦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经济增长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源源不断地释放。

“大家都暗暗较着劲，比如，同一个新能源项目，我们得知邻省城市有引进意向后，马上组织专班，对照研究，给予更优惠政策和更周到服务。”（图源：新华网）

二是中央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仍未转换成地方红利。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数千项改革举措，但在经济领域真正落实的政策数量并不多。最近的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层面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包括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出台民营经济31条、成立民营企业发展局等，但这些很难反映在地方层面。地方的政策执行水分很大，落实不到位，甚至相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依然盛行，有关部门不负责任，也不敢负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政策一直在空转，难以落地。

三是非经济部门出台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近年来，各部门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定改革政策，推进改革政策，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尽管各部门的改革也非常有必要，也是为了增进国家利益，但因为没有科学地评估各类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往往造成一些学者所说的“合成谬误”，对经济和资本构成重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冲击。正因如此，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对非经济性政策的统筹（图源：中经总网）

新“三驾马车”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通过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在必行。实际上，旧的“三驾马车”——投资、贸易、消费，如果想要继续发力，也必须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如果没有基于技术升级之上的产业升级，国家很难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而新的“三驾马车”，就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研的大学和机构；第二个条件，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把基础研究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第三个条件，必须有足够支撑基础科研跟应用技术转化的金融支持。

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哪一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导出来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就是兴趣密集型，科学家们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就行了，科学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应用技术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应用技术转化风险很大，所以才发明了风投。因为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做风险大的投资，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人家的存款这么做，只有风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金融建设非常重要。金融要支持企业的技术转化，在美国就表现为风投。我们对金融的重要性认知还不足，对金融跟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解释透。我们不能把金融跟实体经济区分开来。像美国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过度虚拟化固然导致了太多的负面效果，我们必须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况。同时，美国出现了问题也并不等于我们不强调金融了，因为缺少了金融，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血液。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要看实体经济，而且也要看金融；没有金融，中国经济无论是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走出去，都会变得很困难。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支持，这是工业化发生250多年经济历史中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转型升级为发达经济体的三个必要条件。前两个条件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也在努力，金融服务还有待于发展——尽管已经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但发展依然处于早期阶段。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一旦中国找到正确的金融发展模式，光是金融这一块就可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新动能，更不用说金融对其他经济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了。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图源：央视）

前行

经济中国应该如何前行？至少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第一，进一步加强非经济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中央已经明确“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那么非经济性政策也要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以非经济部门来服务宏观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引导非经济部门克服自身的“部门主义”倾向，我们需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政策协调功能。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置于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之下。各部门自己设计自己的改革、自己改革自己、自己评估自己的改革，这种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各部门的改革要服从总体国家利益，围绕“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原则，一切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强化协调功能——通过协调，把各部门的利益导入整体国家利益。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需要互相评估自己出台的政策对对方的影响，做好预判和对应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改革的碎片化，避免“合成谬误”。

第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家统一市场建设。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建设国内区域统一大市场，长三角三省一市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他区域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等区域应该向长三角学习。京津冀需要平衡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同时强化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扩散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尤其要关注如何让内地九个城市互相协调的问题。另外，考虑到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的特殊条件，我们可以重点参考欧盟的经验，深入研究借鉴20多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欧盟是如何做到市场一体化的。不管如何，需要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之一，也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建设。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和抓手。

第三，针对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作“清单式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两条腿走路”——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相对困难的时候，就要进一步动员民营经济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发展力量。现在一定要进行“清单式”的梳理，搞清楚堵点难点到底在哪里？民营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在哪里？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发挥作用的堵点难点又是什么？只有清楚地识别并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转化成为地方的经济红利。

第四，第三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历史地看，中国每一次成功都与土地改革有关系。毛主席的革命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成功归功于土地制度改革。前两次的土地改革都成功了，现在我们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实际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提出已经有数年，也有了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三权分置”等，但好多政策还没有切实地推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忘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我们一直在呼吁，要逐步取消户口制度：城乡只是居住概念，而不应是身份概念。城市不仅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可以成为农民的新家园。同样，农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居住的地方。户口制度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安排，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它永久化。我们现在要鼓励城乡的双向流动。一直以来，因为城市的虹吸效应，农村的要素持续流向城市，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买房，把小孩送到城市里读书。政府对农村的投入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毕竟有限，社会资本又很难下乡。因此，应当鼓励城市的中上阶层到农村居住——他们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需要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改革的方案已经有了，问题就在于如何加快推动落实。

1947年，中国共产党正式公布了 《中国土地法大纲》，推动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图源：内蒙古红色革命多媒体资源库）

第五，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在建设金融强国方面，尤其是要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独特作用。我们要克服一些人所说的香港面临的“孤岛化”问题——眼下美国西方打压香港，区域内一些政府也有意识地跟香港竞争，吸收香港的金融和人才等要素。这种情况必须有所转变。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以来的美国为什么强大？为什么日本、德国、法国这些不同时段的世界强国，都只是二流的经济强国？这里的关键在于金融。我们国家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就必须发展香港这个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在香港金融这些年受到各种挑战，受到各种负面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重塑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通过与大湾区的融合，尤其是与大湾区主要城市如深圳、广州的协同，把香港塑造为“第二个金融中心”。上海这一金融中心是为我们的金融稳定服务的，香港、深圳和广州可以建设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金融服务枢纽，跟华尔街竞争。

第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对外开放方面，我们至少可以考虑如下5个方面的举措。

1. 在经贸方面，斗争但不“脱钩”；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面，斗争但不冲突，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同时履行大国责任。美国对我们“卡脖子”，搞“脱钩断链”，我们要敢于通过斗争去维护国家利益，但同时我们不仅不主动脱钩，而且要主动分化西方政治、资本和社会力量，让冷战派的脱钩破产。同样，我们必须坚定维护核心国家利益，遏制他国侵犯，但也要履行和平发展的大国责任，克制自己。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和平发展，这是我们的大国责任。

2. 推进围绕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高水平开放。继续和国际规则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参与规则制定；在参与的基础上，争取规则制定权。

3. 推进精准的单边开放。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中国给世界可以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也是大国的一份责任。同时，我们在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能要有精准的单边开放政策。经验地看，单边开放很重要。美国之所以强大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开放市场——二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吸收了优质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和高端的人才。无论是英国、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些领域实行单边开放的。我们不要过于迷信对等开放，要历史地看待它。我们国家也曾通过单边开放谋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缺少资本的情况下，我们通过“请进来”引入资本，这就是单边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为了加入WTO，修改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万多条法律法规、政策，这也是单边开放；近年来，从上海进博会到最近对欧洲多国和马来西亚的单方面免签，也是典型的单边开放。我们的单边开放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希望能把单边开放扩大到更多的领域。这方面，我们可以系统地分析中欧投资协议、CPTTP、DEPA等，从而确定哪些内容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优先实施。单边开放不是无原则的改革开放，而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推动的开放，可以把它称为“精准单边开放”。并且，我们发展到今天，也有实力基础和经验实行精准的单边开放。

4. 加快落实RCEP，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以充分利用其潜在的经济红利。进而，要在RCEP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商务部已经在和东盟开始进行3.0版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但3.0版的自由贸易区只是在2.0版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和方法已不足以满足中国和东盟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了。现在，与传统的贸易投资不一样，我们的供应链、产业链都已经延伸出去了。所以，我们要有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高水平的区域产业布局，也就是共同市场的建设。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有了很深厚的基础，接下来可以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建设。

5. 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要连通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市场，也就是把内循环和外循环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企业层面，我们要通过建设开放的企业系统，推动构建中国的跨国公司。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也只是地方性的，甚至还没有实现跨省。也就是说，生产要素没有实现自由流动和配置。不管如何，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今天，“走出去”——构建跨国企业是必须走的下一步。其实，通过内循环外循环相结合，可以把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和嵌入国际大市场也结合起来。

文稿整理

黄紫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袁浩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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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覃筱靖 袁浩延

审核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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