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剂”超生儿：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我昨天发了一篇文章《连孩子都能“社会调剂”？》，不到一个小时就没了。然后我上网搜了很多关于“社会调剂”超生孩子的信息，发现所谓“社会调剂”，其动机只有一个：钱。也就是当超生家庭交不起罚款——规范名称叫“社会抚养费”——时，就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强行抱走，然后交给——实际上就是卖——想要孩子并且付得起“社会抚养费”的家庭。

今天全网都在传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之所以浮现在公众面前，是因为广西省桂林市全州县卫健局7月1日的一份文件昨天在网上传开了，文件的标题是“全州县卫生健康局关于唐月英、邓振生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虽然“告知书”很短，但言简而意赅，冷漠无情的文字后面是充满悲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全州县的唐月英、邓振生超生了第七个孩子，这个孩子被全州县有关部门统一抱走交由别的家庭抚养，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如今唐、邓夫妇通过信访要求追究当时抱走孩子的责任人高丽君等人的刑事责任。

但“告知书”用冷冰的文字告诉他们那不是拐卖儿童。

根据“告知书”内容可知，唐、邓夫妻二人的孩子被他人强行抱走确系事实，此案是否存在拐卖儿童犯行为理应由公安机关调查后得出结论，而不是由“社会调剂”单位自己给自己得出不违法的结论。

“告知书”说孩子是全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的，理由是“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

这话在逻辑上有十分巨大的漏洞。因为当时计划生育的目的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无论把他们“调剂”到哪里，都是实实在在的人口。

那“社会调剂”超生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全州这起全县统一行动的“社会调剂”事件尚无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参照此前媒体公开报道的“社会调剂”事件。

2014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超生女孩因家庭交不起罚款被政府“调剂”23年》。

故事的主人公是四川达州的一名1991年出生的超生女孩，养父给她取名叫谢先梅，她的生父母超生了她之后，不仅房子被拆了，因为交不起8500元罚款，母女两个还一起被拉到公社关了2天，后来被公社计生办强行抱走送给了一个单身汉，单身汉把家里两头猪卖了凑齐200多元才把她抱回了家。

可以看出，计生部门之所以把孩子抱给另外的家庭抚养，既不是因为同情原生家庭养不起孩子，也不是让没孩子的家庭免于断子绝孙，而是为了那200多块钱的“社会抚养费”。

我记得1991年时，我的高中老师工资只有60多元，200多相当于他4个月的工资。而今天，一名高中老师4个月的工资已经超过4万元。

更早的是2011年5月《财新》杂志报道的“邵氏弃儿”。报道称，2002年到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通常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专门没收那些缴不起罚款家庭的超生孩子，然后统一改姓“邵”送进福利院给需要的家庭领养，甚至还主动找外国人收养。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从福利院领养孩子理论上不需要缴钱，但实际上要付多种名目的费用，而外国人来中国福利院领养孩子，最高可能要花数十万元。

这和拐卖儿童有什么本质区别？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违背孩子亲生父母的意愿，都是把孩子交给付钱的家庭。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拐卖儿童的实施者是个人，针对的是任何一个可以得手的儿童，是偷偷地干；“社会调剂”的实施者是公共职能机构，针对的是没钱缴罚款家庭的超生孩子，是有组织地、公开地、正大光明地干。

当然，前面少不了加一个词“依法”。至于依的什么法，是没人有权力过问、过问了也没人理会的。

全州的“告知书”网上热传之后，桂林市委市政府照例高度重视这起“不当处理信访事项引发社会关注”，责成全州县对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的县卫健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停职检查。

停职不是免职，检查后等没了热度继续玩。

公众关心的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将公民的孩子强行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调剂了还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关心的是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定性为犯罪；更关心的是他们有没有打算帮助这些家庭找到孩子。

但他们对这些真正的问题不予理睬，却扯什么“不当处理”和“引发社会关注”，言下之意如果不引发社会关注就OK了。

现在所谓的“高度重视”不过就是为了消解“社会关注”，至于那么多家庭亲人离散，恐怕是不会有人去关心的。

2015年山东东营市法院的一份《民事裁定书》就是最好的明证。

1982年8月4日上午，李永清、苏云英超生的孩子被当地计生办强行抱走，他们多次去要孩子，或者至少告知孩子下落，但计生部门拒绝了。他们向东营区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不予受理，他们又向东营市法院上诉，东营市法院认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的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除了悲哀，还是悲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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