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111）有些人走远了，却放了什么在我的心里？
有些人走远了，却放了什么在我的心里？
风吹沙｜文
我准备写四个奶奶，她们的特色，是历史里的鲜活，是和时代相互照应的。
读了苏童写市井生活中的人和事，就有了冲动。鲜活的生活就藏在时间的褶皱里，它让历史生动，让历史里的人从记忆里走出来，走近现实，并告诉我们：原来那时候是那样的啊。
梁文道先生说，大意，历史地对待历史，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审视它的演变。用历史回观现实，总有什么是熟悉的，总有一些是不能放下的。
不想粉饰，写写看。
白发尹奶。
奶奶姓尹，与我家住前后排。经常前脚出家门，后脚跨进我家厨房，手因为常年干活，裂口子，总是贴着胶布。
我妈在厨房干活，她就坐在竹椅上，和我妈一搭搭地拉呱。尹奶穿着“大腰襟”的掛子，一种开襟盘扣在侧面的上衣，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常见，永远非灰即蓝。
她总是眯着眼，常常抬手擦，鼻子不停地吭吭，好像里面永远有东西塞着。我妈说她眼快瞎了，哭的。尹奶高兴也哭，伤心也哭，凡有事必哭，哀愁得不行。
尹奶很早就白了头，从我家搬来起我还没有出生，她就顶着一头苦难的白发。白头发老奶奶，是我们这方圆几里对她的称呼。
尹爹是肝病，走的早。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巢湖的一个工厂上班，小儿子在身边读书。她没有经济来源，尹爹去世后，她只能靠大儿子每月寄来生活费带着小儿子过活，生活很清苦。
每到大儿子休假回家，尹奶一早就开始在门口张望，然后焦急地到单位的大场上望，最后爬上埂到大路上望。我那时目力极好，最远距离能看到大闸对岸，就眼巴巴地帮她瞅。
远远地看到叔叔的身影，我就高兴地告诉我妈，尹叔叔回来了。然后就看到尹叔叔一溜跑向自己妈妈，也不管身上背了多少东西。母子俩一路走一路哭一路说着回家。
那时候揪地主斗富农。我家前面有一个村子，住着一个富农，单身住茅屋，是个瘸子，一条腿特别短，常年杵着一根拐杖，每次都斗他。
我家后面住着一农户，人丁兴旺，辛勤劳作却缺吃少穿。经常是油没了，盐没了，小孩子们拿着碗到我们这来借，然后东家给一撮，西家倒一点，日子从来都是吃上顿愁下顿。
我记得他家的晚饭永远是稀饭萝卜条，然后一家人就比赛似的喝，声音巨响，稀里哗啦的，连孩子都要喝几碗，一家人也不好好坐着吃饭，在门外的场子上东蹲一个、西蹲一个。
粮食紧张的时候，他家还把糠掺在米里煮稀饭喝。那家老大正当年，血气方刚，是民兵队长。一次批斗富农，他嫌富农跪得慢，一脚踹下去，富农当场头嗑出了血。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区分好人、坏人了。近处的，比如富农。我们一群小孩子经常向他扔土坷垃，扔石子，他伸手挡挡，一瘸一拐地转身走了。远处的，比如地主资本家，统统是大坏蛋，剥削阶级。
尹奶总喜欢说过去，她的过去就是解放前，那是她最巴适的时光。现在想想，我教科书般的历史观是被她戳了个大洞的。
“我在上海帮工，我在苏州帮工，那一家人对我真好……”
她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在有钱人家帮佣的历史，让尹奶划成分毫无疑问地进入平民行列。但对这一点，她浑然不觉，从不感到自豪。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思路回忆她的好时光，絮絮叨叨这家那家主人的好。
我妈老说，你不要乱讲，会倒霉的。但尹奶总是忘，下次还是重复着这样的开头。她的白发成了她苦大仇深的标志，那时候《白毛女》深入人心，因此人们也宽容了她的觉悟。
他们是资本家，真对你好？
我很好奇。每次我的疑问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这让我很疑惑，这不都是坏人吗？这种疑惑从此跟定了我。
后来尹叔叔把尹奶接走了，母子终得团圆。那些年，我妈每年都要叨叨他们。这么多年过去，尹奶应是故去了，但我常常想起她。今天又想起，忽然觉得，我的初蒙是尹奶教的。
②
黑发玛玛。
玛玛和尹奶一样大，但她俩是南辕北辙的人。
先说头发，玛玛一头黑发，看不到一根白的，尹奶一头白发，找不到一根黑的；
玛玛识字，是老师，有工作，尹奶大字不识，家庭妇女，无收入；
玛玛穿翻领外套，有机玻璃扣，尹奶穿农家妇女的“大腰襟”装，布盘扣；
玛玛从不论新旧社会是非，尹奶总要说她那旧时帮佣的好时光……
于是她俩互不搭噶。
玛玛家世神秘，连我都明白，解放前能识文断字的非地主即资本家。还有她的丈夫，我喊巴巴（三声），至于为什么喊的这么怪异，少数民族的叫法。他们都来自大城市，一直有大城市的亲戚穿梭往来。
他们为什么到这个小乡村的单位工作，一直是个谜，而且竟然没有因为自身的背景被划成黑五类，在那个年代，实在匪夷所思。
她家和我家紧挨着，对于当时只是幼童的我，没有其他认知，只有闻香识美味。由于是“双职工”，他们的生活远比一般人舒适。她家吃鸡鸭鱼肉的频率远高于其他家庭，因此每次我都像小讨饭一样端着碗就去了。
尹奶最常吃的菜是“臭小菜炖豆腐”，实臭味香，价廉物美都够不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吃惯了高档美味要寻了这个怀旧味去，但那时吃只能表明很穷很穷。
她俩吃的天上地下的，难免互为攻讦。有次玛玛嫌她老吃这个菜，味道臭死了，尹奶知道了就哭，尹奶好哭，动不动就眼泪一大把。想起自己的穷日子，就自怜自艾，伤心地止不住。
还有一次，尹奶又在叨念“好时光”，玛玛就说她思想落后不进步，尹奶就生气了，也不知是生进步的气还是生落后的气，两人好长一段时间不讲话。
我认识牛奶、麦乳精、大白兔奶糖的源头就在这里，我抛开人民群众，凭直觉选择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式。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只有在大城市或者外宾商店才有，玛玛家经常出现，都是大城市亲戚寄来的。然后我也跟着沾光，那时候，我认定了美好生活就是大白兔加麦乳精。
到如今，潜意识里，含有奶香味的食物依然是我心中富足的象征。
玛玛家零食吃完，她就用锅巴饭捏一个饭团给我，有时候是糙米饭团，有时候是糯米饭团，我捧着饭团，感觉吃着世上最美味的零食。忽然想起此事，心中发酸。
玛玛家的行为非常低调。我现在明白原因了，夹着尾巴做人，是那个年代有“瑕疵”人的生存哲学，他们一定明白“活久见”的哲学含义。
比如熬鸡汤，门窗总是关得死死的，可惜那时候的鸡不争气，肉质鲜美，香飘万里，有人就生出了妒嫉心，然后逢了开会总要指名道姓地批斗一番，咽着口水出出恶气。
那阵子他们家就更加谨小慎微，遇人笑容可掬，客气又客气。这都是从大人的话里听来的，现在想想，那时候有多少人那样屈膝弯腰地活着。
单位有一户根正苗红，红五类，又是工宣队的头，平日说一不二，难免始终代表正方，作为自动站队于反方的玛玛家，遇之各种陪笑。他家有个红二代，远近闻名的万人厌，玛玛遇上也是好好一顿夸。
一次，万人厌把火柴塞进每家的钥匙孔，许多人家打不开门，就去找他父母齐声谴责。他家护短拒不认错，也只能不了了之。还有一次，万人厌在玛玛家门口偷偷拉了一泡屎，极度爱干净的玛玛，明知道谁干的，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打扫干净。
这都是那个年代的寻常事，现在想来，有多少人那样活过，以各种状态，或者摆各种姿态。陈年往事，随风而逝。野夫说，他多次询问父亲的经历，父亲总是沉默以对。
玛玛活到89岁，1919年出生，如果健在，已是百岁老人了。
③
小脚奶奶。
小脚奶奶远近闻名，因为那双小脚，真正的三寸金莲。冯骥才写了一部小说《三寸金莲》，我联想到小脚奶奶，所以没读。
小孩子们总是好奇，奶奶也给我们看过，这样形容吧，粽子什么形状，她缠的足就什么形状，大小也是一样。
从此我幼小的心灵就生了恐惧，生怕也遭此厄运。后来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都说新社会翻身了，那是旧社会才有的事，因此就恨旧社会，觉得自己好庆幸生在新社会。
长大了，看问题深了点，有阵子就特别有男女对立的思想，结点就在对过去妇女缠足的极端痛恨，并把这种痛恨归结为男性的畸形审美。试想，这样的恶趣味是怎样培育出来的，邪性。
其实这和男性个体没有啥纠葛，和漫长的社会道德体系建立有关，从上古纯朴民风，到一步步走向专制，伴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一步步把女性禁锢了起来。
两性共担的社会从此跛足前行，发展必然畸形。长期的专制思想浸润，到如今依然有人心中辫子不剪，对女性有物器观、控制欲、家暴等等，不时出现。
尹奶比较幸运，她比小脚奶奶小十几岁，也缠过足，也给我们看过，但并没有伤筋动骨，缠了没几天就放了，所以基本还是天足。
至于为什么给放了，我只能脑补，可能那时的风气已经开化，或者父母因为心疼放弃了。尹奶常说的一句话，幸亏没缠，不然怎么去给人家帮佣。
小脚奶奶是北方人，但不是东北，因为她说的话我们听不懂，我们都叫侉话。后来我回想她说话的腔调，北推到河南地界。
他们家管着一个单位，确切地说是单位的堆货场，她儿子是保管员，看管一大堆物资，铁管钢筋啥的。单位在江边，真正的江边，我们隔着一条大埂，我家在埂内，他家在埂外。
长江涨水的时候，他们家就雇人把物资搬到埂上，然后家也搬到埂上。水是年年涨，他们就在埂上修了两间茅屋，矮矮的，年年这样搬来搬去。
那时候我们家家都烧煤球，小脚奶奶嫌烧煤球费钱，所以支了个灶，天天踮着个小脚拾柴火。
我那时没有金钱观念，我的金钱观就是柴火垛大小，大的就富足，小的就穷困。我经常拿小脚奶奶的柴火垛和尹奶家比。
尹奶也因烧煤费钱，就在单位房屋的山墙边搭了个草棚，砌了个大灶。这一比就看出了竞争，两家的柴火垛此起彼伏的，一会你高，一会他高。
其实我们这还有第三家柴火垛，就是住在单位后面的那户农家，因为距离太近，就被我纳入比对范围。只是他家有天然优势，农村割稻割麦季，他家一下子就能垒出一个巨无霸的草垛，所以优势太过明显，就不值一比了。
每年秋天，是柴火垛变大的日子。秋季枯水期，长江水退的很远，一大片防波林生在江边。柳树叶开始往下掉，每天林子里都铺着厚厚的枯叶，还有不断被风吹断的枯枝，江风大，枯枝就多，是烧灶的好柴火。
于是，小脚奶奶、尹奶都来扫。扫着扫着，就内卷起来，起得都越来越早。竞争终究遭遇了天花板，总得等天亮啊。那一大片防波林，还不够扫吗？
其实不然，平坦好扫的地就那么几块，叶量多，其他地方高低不平，还有江水退后的水洼，就费时难扫。
好扫的一片大扫帚扑拉扑拉的攒到一起，堆成一堆，等攒够了，再慢慢用大箩筐挑回家，尹奶经常押着贪玩的小儿子挑。小脚奶奶腿脚不便，拼力气拼速度的活竞争不过大脚尹奶，就放弃了竞争。
她改变策略，她家就靠在林子边，那个货场就是在林中清出的一块场地，所以她改成下午扫，尹奶白天再勤劳，也架不住靠的近呀。后来她们俩就自动划分了责任制，一个管白天，一个管黑天，两班倒。
我们去小脚奶奶家玩，她总是和我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她的孙儿孙女就翻译，我们就咿咿呀呀地应承着。由于语言的障碍，小脚奶奶可能太寂寞，逮谁就和谁说，有时候我们就躲。
她家孙子身上总是害疖子，有钱币那么大，红肿疼痛，她家有个怪异的偏方，说是祖传，捉活癞蛤蟆剖开肚子贴扒在疖子上，过不几天就好了。
于是经常看到那小孩这里那里扒着癞蛤蟆，有一次还扒在了头顶。我们很害怕，就不愿和他玩。小脚奶奶护孙子，孙子出不了门的日子，她就用大锅煮山芋干，让姐姐喊我们去吃。
对小脚奶奶的记忆就这么多，我后来关注到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害，萌芽可能就来自于遥远的小脚奶奶。
时代跨越了，以残害女性身体为审美的畸形时代，已经被抛远了。但从横向看，世界范围内，女性追求平等的路依然漫长，好在相信文明的发展，经济的独立，这条路会越走越宽的。
④
高奶奶。
高奶奶的奇特，我是多年后忽然了悟的。她是我幼时印象最模糊的一个奶奶，并不是她离我家远，而是她的无声无息。
其实最早的时候，她和尹奶、我家还有玛玛家住一排，这一排屋，是我最早的童年记忆，后来巴掌大的地方，我家也挪了几次。
那排青砖瓦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把每家连在一起，坐东朝西，前面一排梧桐树。夏日的傍晚，硕大的夕阳就把家家门前照得红灿灿的。
尹奶家住北头，玛玛家住南头，高奶奶和我家住中间，间或还有几家。我两三岁时，尹爹还在，高爹却没有任何印象，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不晓得。
夏天里，一张小桌搬到树下，尹爹和尹奶就坐在北头吃饭，玛玛家吃饭向来是在家里，高奶奶一个人坐在梧桐树下，小方凳上摆着简单的菜，就那样边吃边发呆。当然，不吃的时候她也发呆。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妈和尹奶呱哒，总是听我妈说：“不讲了，不讲了，回头让高妈知道又会七想八想的。”
可是即使这样，我还是看到高奶奶经常一个人坐在那七想八想。我在走廊上跑来跑去时，高奶奶就是梧桐树下的背影，我对她的印象是但凡别人一说啥，总看见她吧嗒吧嗒掉眼泪。我妈的说法是“顾虑心太重”。
高奶奶有一儿一女，很奇怪的是两个孩子住城里，每到寒暑假才来。女儿小菊性格硬，有时就与高奶奶吵架，惹得高奶奶又一场哭。
终于有一天，好多人惊慌地往高奶奶家跑，她上吊了……小孩子们在一起说，上吊就是舌头吐出来，那一天我开始对死亡有了真实的感受。
之前尹爹和太太（玛玛的妈妈）的死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人不见了，不见了并不是大不了的事，如同小孩子经常玩丢东西。
高奶奶的屋子好长时间空空荡荡，我踮着脚攀着钢筋窗棱往里望，阳光斜斜地照在昏暗的房间里，一束一束的，我喜欢那光线，光线是动的，不断变换着，灰尘飞舞在光线里，像活泼泼的生命。
后来，一位知青阿姨招工住了进去，她不去梧桐树下，总是坐在走廊上吃饭，细嚼慢咽的，好像和饭有仇。
高奶奶去世后，就没再见着她的孩子。国家恢复高考时，小菊考上了大学，那时候上大学凤毛麟角，大家都觉得要是高奶奶活着该多开心。又过了两年，传来消息，小菊投湖自杀了，因为恋爱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前一阵子，小伙伴们在一起谈论抑郁症，我忽然意识到高奶奶家，可能就是抑郁症现象。那个年代哪有抑郁症一说，更没有人重视高奶奶的日常行为。她们母女都走上自杀之路，只能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关于抑郁症有没有遗传？网上查到江苏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李勇主任医师的解答：
“目前大量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有家族聚集的现象，比如个体发生抑郁症以后，追溯到其直系血缘关系的三代以内，有很高的可能性找到另外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亲属，这种比例要高于正常家族。但是目前为止不能把抑郁症定义为遗传性疾病，因为它不符合遗传性疾病的特征，仅仅是家族聚集现象，并且抑郁症可能是个多基因的遗传。”
2020年世卫组织数据，全世界抑郁症患者达3.5亿人。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为9500万人，终身患病率达6.9%，这个比例够高。而就诊率却不足4%，90%以上的患者没有治疗，数字触目惊心。
前阵子我们这一位女孩跳楼了，原因警方正在调查中。这几年本地时有自杀事件发生。如何帮助那些在黑夜里潜行的人，真是刻不容缓，这牵涉到生命。
在我国，每10名去医院诊断的高中生中就有一人是重度抑郁。我们总是能听到身边一些不幸的消息，如果有外力帮助，不幸事件会减少许多。
我们群里有小伙伴在贵州发起一个“启航同行”抑郁症帮助群体：
定位于休学学生的家长，探索专业指导、社会跟进、家庭互助的三方共促模式，陪伴家庭同行，助力孩子启航。今年5月份，他们已经组织了第一次家长见面会。
“启航同行”的启发来源于美国的一份研究，建议组建“青少年提名支持小组”，鼓励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成年人和他们互动交流，可以是老师、亲戚、邻居、朋友。
然后机构给选中的这些成年人进行专门培训，学习如何与青少年交谈，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在他们周围搭建一个长期支持的网络。
这个方法很好，有相对专业的介入，可以构建起心灵沟通的桥梁，打开心结就能重启生命。
希望更多的人加进来，寻求帮助和提供帮助的人，这是挽救生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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