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旸：一起去看草原

Original 园地耕耘者一枚园地7 202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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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一）、郭跃进（右二）与蒙古族青年合影（摄于1983年7月）

一起去看草原

庞旸｜文

大约是1983年夏天的事了。

那年，我已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在北京的成人教育局和电视大学工作一年了。暑假，全国电大在呼和浩特市开会，编辑部派我参加。对于初入社会的小编辑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出差机会。

我们“七七级”北师毕业生，分到中学任教的并不多，大多数都分配到了成人教育系统，在电大、夜大、职大教书。这大概是因为“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社会上积压的待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太多了。

我们这些刚出大学门的小先生，匆匆披挂上阵，投入“拨乱反正”中不可或缺的成教事业。因此，这个暑期电大的教学交流会，有几位大学同学同时参加，其中与我同班的，有来自石景山区电大的郭跃进。

郭跃进，在中文系的文学青年中也堪称翘楚。他是创办“求索诗刊”的五位小诗人之一，而我，是这个学生自办油印诗刊的积极投稿者。这就给这次草原之行增加了不少文学色彩。

会议组织的活动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参观当地名胜，观看“乌兰牧骑”演出等，瞅个空，我和郭跃进来到呼市文联，造访《花的草原》文学期刊编辑部。

那个时候人们的关系比较单纯，彼此之间没那么多防范。我们一自我介绍，便被那里的蒙古族青年作家、诗人和编辑们引为同道，相聊甚欢。

会议结束，我们当然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七月正是大草原最美的季节，怎能不去看一看？

我们先来到在内蒙古师大任教的同窗曾晓玲家，晓玲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们。遗憾的是，晓玲已身怀六甲，不能和我们一起进草原了。但他们夫妇给我们介绍了不少牧区的情况，这对我们的草原之旅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按照晓玲夫妇的指点，我们从呼市乘长途车来到四子王旗。

四子王旗隶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是指元太祖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四个儿子，清朝初期在此封王，称四子部落旗。

而今，“旗”相当于县。我们在长途汽车站一打听，去草原的长途车三天才有一班，又不巧刚刚走了一辆。也就是说，我们要么在县城干等上三天，要么就得徒步行走。

仗着年轻气盛，我们自然选择了后者。长途站的人告诉我们，沿着这条公路走上五十多公里，就可以走到牧民的夏营地。

在县城买了些路上的吃食，我们就上路了。

七月的大草原，的确很美。

乌盟的草不算高，也就到小腿肚吧；无边无际的碧绿一直向天边延伸，是那样旷远、辽阔。蓝天白云下，一团团雪白的羊群，点缀在开着各色野花、像大花毯子一样的草原上；时不时可见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着光，马群在河边饮水，牧人的套马杆指向天空。

这就是我们从小在妈妈的摇篮曲里、在小学课本上念过的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如今这梦中的美景就那么真实地呈现眼前，一时令人有几分陶醉。

然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地走下去，就不免有点审美疲劳了。

旷远的另一面是荒凉。这条时而笔直时而弯曲向前伸展的路，似乎没有尽头；路边的景色也没有多少变化，尤其是，走出几十里都没有人烟。

远远看到一群牛经过，也会觉得特别亲切。茫茫大草原上，体会到人真是群居的动物，见不到人，就是看到其他生物，也会由衷地产生一种亲近感。

近中午时，草原上出现一个供游牧民歇息的小土棚。走进去，里面没人，大锅里还剩着一些吃剩的羊肉骨头，所以小屋里有一股很膻的味道。我们虽然不习惯这种味道，但也觉得，这不就是地道的草原烟火味儿嘛。

我们在小土棚里坐下，吃了带来的干粮，又用带膻味的水瓢，舀水缸中的水来喝。记得当地人曾告诉我们，这种游牧点驿站的清水甚至食物，路人都是可以共享的。

再次上路。为了排遣长途旅行的单调，我们边走边对起诗来。

上大学时，我们这些诗歌爱好者常做“对诗”的游戏。你出上句，我对下句，有点类似古人的“联句”，但不要求严格的对偶，而是自由诗。

时间太久，当时对的诗句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看到草原上矗立着一排排巨大的风力发电机，我随口吟道：“风车像巨大的蜻蜓翅膀/在草原上排列成行/一直伸啊/伸向远方﹍﹍”

就这样，我们不停地走啊，走。从凉爽的清晨走到燠热的中午，又从烈日暴晒的午后走到凉风习习的傍晚。草原一直是那样旷远辽阔绿色花毯般的景色，道路一直在脚下延伸。

带的干粮和水都吃尽喝光了，我俩在路边休息，分吃了最后一个小苹果——连苹果核都吃了下去。

此时，草原上的风已有了几分萧瑟。

“会不会有狼啊？”

这个想法让我们不安。

放眼望去，远处出现了一片星星点点的灯火——那就是夏营地，我们的目的地。走到那里今天就算到“家”了。

于是，我们来了精神，加快脚步，向“夏营地”奔去。看山跑死马，这句话不错。看着不算远的灯火，却怎么也走不到。等我们跌跌撞撞走进这片住人的村落，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这么晚了去牧民家投宿，是不大好意思的。好在我们已有了目标：程蓉家。来时跟路遇的牧民聊天，当得知我们来自北京，牧民说，到了夏营地，你们去找北京知青程蓉！

北京知青，这里还有北京知青！据那牧民说，程蓉跟当地牧民结婚，在草原安了家。

我们打听到了程蓉的家，来开门的正是这位知青大姐——她30多岁的样子，个子偏高，微胖，脸上的肤色是草原人常见的那种黑红，从外表上看她已经相当本地化了，只是从口音和谈吐中，还能听得出她是北京人。

见我们来投宿，她先是有点吃惊，继而显得很高兴。她说，家中就她一人，丈夫去远处出车了，儿子寄养在北京姥姥家。

夏营地也算是夏季的定居点吧，有一排排的平房。程蓉家住其中的三间。她让我俩放下背包，舀水让我们洗手洗脸，然后到小仓房去去割了一块羊肉，抓了一把青菜，为我们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羊肉挂面汤。又饿又渴的我们，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把那锅挂面吃了个汁水不剩。

程蓉坐在桌边，边看我们吃，边和我们聊起天来。

我问，姐姐，您是怎么跟当地牧民结婚的？

程蓉说，当年在这个村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十多个人。几年后，同学们找各种门路，陆陆续续地都走了。她家庭出身不好，又没什么路子，而村里开拖拉机的大哥对他很好，她孤身一人，也要有个依靠，于是，就这么结婚了。村里安排她在小卖部当售货员；又因为有点家传的医药知识，兼着村里的村医，给乡亲们治头疼脑热拉肚子一类的小病。

都是服务性工作，她在村里人缘一定不错！我想。

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什么叫“出身不好”。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对所谓“黑六类”人群的政治歧视，殃及子女。“出身不好”的人，人生的路是很难走的。

好在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但程蓉的命运已经被改写了。

大姐安排我和她睡大床，郭跃进睡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走了近百里路，真累狠了；大姐的床真舒服啊，我沾枕头就着。

半夜醒来，我发现程蓉并没有睡，而是坐在桌边，在昏暗的灯下织毛活。

“这双毛袜子快织好了，赶出来，明天好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原来这是给她儿子织的一双毛袜，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第二天早上起来，程蓉让我们洗漱完后，跟她去村中一个大屋子喝早茶。原来乡亲们听说北京来了客人，要尽地主之谊呢。

大屋子已坐着十几位蒙古族乡亲，我们俨然成了程蓉大姐的娘家亲戚。长长的桌案上摆满吃食——各色各样的奶豆腐、奶皮子、炸馓子，看着就诱人食欲；还有必不可少的奶茶——就是那种黑黑的砖茶，用滚烫的开水冲泡后，倒在奶里，再撒上奶油、盐和炒米。

据说蒙族人每天早晨都要喝过这种奶茶，方能开始一天的生活。

在乡亲们的奶茶和美食面前，我们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却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蒙古族的热情好客。

早茶后，我们谢过乡亲，就跟程蓉去草原上采蘑菇。

雨后草原上长出不少白蘑菇，是那种类似“口蘑”的味道挺香的蘑菇，我们跟着程蓉，一会儿就采了一小堆。程蓉教我们用棉线把蘑菇穿成三大串，给我俩一人一串，还有一串自然是带给她北京的老妈的。她嘱咐我们，回去就要放在通风的地方，晾晒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