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丁老人：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他仍然叫我“老师”。

我是怎么知道林彪“出事”的？

白丁老人｜文

1971年9月13日，当时被称做“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人叛党叛国，乘坐空军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凌晨两点多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自此，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按照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陆续展开，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开了。

林彪事件发生时，我还在“群众专政”下在学校劳动，接受监督改造，上级不可能向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阶级敌人”传达这件事情，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这说来话长。

我和十几个被揪斗的“牛鬼蛇神”集中在一个大教室里，一起食宿，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学习的内容是毛著、“两报一刊”社论、大批判文章，同时随时准备接受“革命小将”的无休止的批斗。

大家睡的是通铺，每人前面摆着一个课桌，用来吃饭、学习，只要门口出现胳膊上带红箍的红卫兵一喊“某某某出来！”这个人就会站起身来跟在他的身后老老实实地去接受批斗。

学校出现了互相对立的“革命造反兵团”以后，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老保”，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成了他们显示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的牺牲品，无休止地接受他们的轮番批斗。

当时负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动的是一位烧锅炉的大师傅。他叫郭文儒，有一米八的个头，长得人高马大，性格温良憨厚，尽管我们这些人当时被红卫兵搞得斯文扫地，灰头土脸，毫无人格可言，但他从不歧视我们，分配劳动任务时从不高门大嗓，颐指气使。

他当着别人的时候直呼我的名字，但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他便称我“老师”，而且叫得很亲切。

我落实政策以后他跟我说，他很看不惯学生斗老师的场面，“天地君亲师”，自古老师就是受人尊敬的人，这么闹腾总不是正常现象，早晚学生还得念书，老师还得教书，但当时搞运动，谁敢说心里话啊……

1971年暑假前，我和另外一个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分配到学校菜园去看菜。我们学校南边有一块大约三四亩地的菜园，每年种一些白菜、茄子、萝卜等蔬菜来补贴学生的伙食。

“文革”前，每个学期学生都要参加一个星期的劳动。菜园有一间10几平米的小平房，屋里有一个土炕，供看菜园的人在这里吃住，这间小平房就是利用学生的“劳动周”盖起来的。

那天我正在集体宿舍学习毛泽东语录，一位负责我们学习、开会的领导跑来指着我说，“你，带上行李跟我走。”

我吓了一跳，以为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把我关押起来，大家都心惊胆战地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不想那人接着又指着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还有你，带上行李跟我走。” 

我俩忐忑不安地扛着行李提着洗漱用具和暖水瓶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走出大教室。  让我高兴的是，他带着我们两个人一直往南走，走出学校的南大门去了南菜园的小平房，他打开房门说，“进去吧，以后你们两个就住在这，看菜园。”

我们俩人简单的打扫了一下便在这里安居下来。我随身带着一副大型的“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彩色画片，便把它挂到了墙上。

画片里，毛泽东一身戎装，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双手扶着栏杆，微笑着面对着革命群众，林彪站在他的左侧，一手高举着“红宝书”，一手扶着栏杆，笑容满面的注视着前方。

菜园的附近是生产大队的农户和我们“鸡犬之声相闻”，菜园周围有不到一米高的用土坯垒起来的围墙，农户的猪、鸡、狗等家禽家畜常常越过土墙到菜园里觅食，我们的任务除了给蔬菜浇水、打农药，还要负责驱赶这些前来偷袭的“不速之客”。

我们在这里比在集体宿舍“自由”多了。

我们可以提前向毛泽东请完罪（当时“牛鬼蛇神”去食堂打饭之前需要向毛泽东请罪，就是面朝墙低着头嘴里小声说“向毛主席请罪！”接着默诵一段毛泽东语录）。到食堂打饭，去厕所也没有红卫兵在后面“警卫”了，甚至还可以向监管人员请个假到街上洗澡、买东西……

但唯一遗憾的是连报纸也看不到了，能郑重其事看的只有《毛主席语录》和我随身携带的一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另外我担心无休止的运动把我学的一点历史知识还给我的老师，我一直在身边收藏着一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虽然范文澜先生在“文革”时期没有遭到公开的批判，但他的尊儒抑法思想和对一些明君贤相的褒扬是和那时的政治气氛不相容的，一旦被红卫兵搜查出来肯定又是一桩新的“抗拒改造”罪状。

我采取了“化整为零”的读书法，忍痛把书一页一页的撕开，然后把几页装进口袋里，没事干的时候就在小屋门口垒上几块砖坐在上面偷偷的阅读，只要发现有人朝这边走过来立刻把书装进口袋……

当然，我还要提防我身边的“伙伴”，时刻担心被他发现以后去“邀功领赏”。

那时我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的，我常常在报纸的字里行间中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以及上层领导人的变化。今天还红得发紫的耀武扬威的人物，但转眼之间便从云端滚落到地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使我眼花缭乱困惑不解。

另外呢，我盼着自己早日获得“解放”，问题得到落实，尽快回到讲台上继续教我的书……

这里虽然见不到报纸，但可以听到广播。附近生产大队和学校的广播喇叭每到吃饭的时间都播放新闻，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我总是提前吃完饭，站在小屋外面或坐在砖摞子上，侧耳谛听广播员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诵的“两报一刊”社论、大批判文章和新闻稿，生怕丢掉一个字。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我惊讶地发现，广播员经常在广播中提到的“……让我们紧密的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这句话的时候，“林副主席为副”这半句话却突然不见了——我为之一震，这绝不是一时的疏忽，肯定这里面另有玄机。

这以后我多次注意广播员的这一提法，果然，广播员在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每次只提“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再也不提“林副主席为副”这半句话了。于是我判断说不定这位“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出了什么问题。

但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被指定为接班人的经常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步步紧跟在毛主席身后、嘴里高喊着“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毛主席的最最亲密的战友”能出什么问题呢？难道也会犯什么“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吗？

难道也会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 但时隔不久我的估计得到了证实。

过了几天，一个监管人员带领几个红卫兵突然“驾临”我们这个菜园小屋，监管人员在屋里四下张望了一下，然后把目光投放到我在墙上挂着的那张画，若无其事地说：“把这张画取下来……”

我老老实实地站到炕上把这张画片摘了下来递到监管人员手里，他随手交给了身后的红卫兵。自然，什么也不敢问，在这种场合我如果问一句“为什么？难道连挂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画的权利都没有吗？”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何况我已经意识到林彪“出事了”呢？

通过这件事让我的推测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国庆节期间，我没有从广播里听到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国庆活动的报道，这让我想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肯定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

国庆节过后，我的想法再一次得到证实。

那天我提着暖水瓶到锅炉房打水，郭师傅正在给锅炉添水，见我进来立刻把水桶放下跑到门外张望了一下（那时的气氛已经宽松多了，锅炉房门口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而设置的“警卫”早就撤了），然后转回身来神色紧张的对我说：

“老师，有件事跟你说，你千万别跟人说，这可要掉脑袋的……”

我听他这么一说，脑袋“嗡”地一声大了起来。我回答说，

“郭师傅，咱们在一块这么多年，你还信不过我吗？”我下意识的估计到，他要向我说林彪的事，果然，他凑到我的跟前捂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林彪出事啦……”

虽然我对这件事早有预感，但从“革命群众”嘴里说出这事还是把我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直到今天我也闹不清楚，当时“林彪出事”这件事是上级在革命群众中传达了，还是“小道消息”流传的……

但我在那个时候对所谓“林彪出事”并不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种场合郭师傅也没有对我讲。

题外话：遗憾的是，我重返讲台以后不久，郭师傅便因癌症去世。我到他家为他送行，愿他一路走好，不为别的，只因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他仍然信任我，叫我“老师”。

【作者简介】白丁老人，中学退休教师，80后文史爱好者，对豆腐块情有独钟。一枚园地耕耘者。

（编辑：呼斯楞豫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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