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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文献库【青田范式】|如果不把乡村当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

美丽中国研究院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
2024-08-30




2022年,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经过一年的时间,对近十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二百多个全国性艺术实践开展了调研行动。通过选取一百个具有社会性、艺术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艺术实践案例,并进行取样、访谈、编码、研读、阐释,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旨在以微观视角探讨一百种“美丽中国”的建设经验,讲述一百个“星星之火”式的动人故事。





案例


青田范式

乡村作为一种文明,构画完整和具有活力的乡村发展图景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青田村

渠岩乡建团队

2017年




摄像: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剪辑:李淑娟 张莹月





“青田范式”是佛山市青田村的特色发展模式。
从2008年的“许村计划”到如今的“青田范式”,渠岩及其乡建团队在尊重地方文化的基础上,摸索出完整而充满活力的发展图景。打破了单一经济功能的商业逻辑,总结出包括乡村的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九个方面的发展范式,使得地方性传统与时代得以衔接,促进新文化价值与社会形态的形成;建立丰富多彩的“乡村共同体”社会,面对现实问题,帮助乡村走出困境。

2021年,“青田范式”入选《中国乡村文化建设发展报告(2008-2021)》蓝皮书。作为跨学科建设的一部分,“青田范式”将乡村振兴融入研究生教育,使乡村成为具有活力的试验场。它内生的逻辑和文脉,为今日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2022年,渠岩接受了美丽中国研究院工作组的采访,围绕“青田范式”的案例,展开交流了关于他和他的团队数年扎根在乡村,在乡村复兴践行道路上,从实验到建构成系统方法的真知灼见。




Q=采访者:美丽中国工作组A=受访者渠岩


Q您提到过艺术的“自律论”与“他律论”,您认为作为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A比如说我们中华民族这个乡村振兴、文化复兴,就是我认为艺术家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文化复兴是这个时代我们不得不要面临的问题,而乡村文化复兴的背景是100年现代化改造遇到了非常大的瓶颈,是民族文明要转型的重要需求。实际上因为我们今天去介入这场轰轰烈烈的乡村文化复兴,其中很多的团体和个人怀着不同的认知与目标走进乡村去解决不一样的问题,有些是大问题,有些小是问题,有些是功能问题,有些是文化问题,更是文明问题。广大的乡村藏着解决我们这个民族迷茫、个体心灵迷失、信仰道德缺失的问题的答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也不能回避乡村。
就我而言,我有当代艺术的背景,因为我是从80年代开始,第一批做前卫艺术的,现在在我这个年龄,我们80年代的老艺术家大多都功成名就,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更有责任去面对这些问题。同时,我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意味着社会责任、道德良知,意味着要直面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通过艺术家的方式。以何种方式呢?借鉴中国古人说的“道法术器”,就是首先要从根基问题来思考,随后才是技术性的问题、美化的问题、装饰的问题,顺应着我们的理念去构建、应用我们的技术。如果没有文化的思考,那么你的技术无所依附。在十五年中,乡村建设、乡村复兴活动在不断地在进步,我也在不断提出反思和批判,我不但要批判社会,同时也在批判我自己做的东西,不断地在吸收各个学科——艺术家这个单一的技术学科已经不能承载这个非常宏大的使命了。我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在北京进行一次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专家会议,二十个专家十九个都是建筑规划圈的,只有我一个艺术家。大家都摩拳擦掌,我提出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对于他们来说很有启发,这说明了乡村复兴需要各个学科的知识与合作。


Q您认为在“乡村文明”的振兴中除了多个学科合作还需要注意什么?

A我认为它应该称之为“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根就在乡村。一旦乡村没了,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就没了。

还是观念层面,具体地说,艺术家首先得把概念搞清楚。比如包括“乡村”和“农村”的概念。“农村”强调功能化,而“乡村”强调是文明共同体。你如果一开始没搞清楚这两个概念,那你做的东西结果是不一样的。方向错了,哪还有什么“乡村中的文化”、“文化中的乡村”这样的提法?再比如“乡村中的艺术”,乡村里面哪些是“在地的”,哪些是“外来的”,这也得弄清楚。然后我们必须向农民学习,尊重农民的创造力与农村生活的活力。单就做建筑的话,那农民都比我们做得好哇!中国幅员辽阔,十里不同风,每个地区的村民不同的生活和建构体现了各自的智慧,都值得我们虚心地进行系统学习,而非单纯地学习西方的体系。仅从物质形态、经济和现代化的层面来做乡村复兴,是走不通的,重要的是恢复传统和文化的这个火种来救济失衡的社会。不能一介入乡村,就远离乡村,这是先要树立的观念。我们常常认为有些乡村就像一个病入膏盲的老人一样。那必须从系统上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来调理、使他慢慢地复苏,所以我最早提出来了艺术乡建、艺术修复。我认为乡村不是“改造”和“打造”,我也从来不用这些字眼。


不同地区的乡村面对的问题也大不一样,比如西方和中国。西方文明起源构建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而后来基督教又主要在城市发展,乡村的消失是知识经济落后的自然凋敝,而中国的乡村承载着中国人的信仰。西方可以靠个人救赎,上帝可以拯救他个人进天堂,我们是要回到崇敬祖先的文化背景下才能构建我们的生命价值。这个生命价值还影响着今天我们的道德,道德缺失的问题从根上来讲实际上是这个问题。道德的背后是靠价值信仰和灵魂来支撑的,但我们没有人谈这个逻辑。我做的是文化复兴,而非商业复兴、旅游复兴和政绩复兴。



再比如日本和中国。我认为日本和中国的乡村问题完全不同,因为它首先面对的文化问题不同,危机也不同。中国乡村首先面对的是“天”的问题,乡村整个天、地、人、神都垮塌了。那么日本更多的是“人”的问题,日本乡村的天、地、神都在,就是“人走了”。日本乡村的人来到城市后,面对的还是上个世纪全球化的问题。就全球化的城市化发展来说,乡村似乎已经没多少机会,年轻人涌入城市,是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同时,虽说日本农村人来到了城市,因为私有制的存在,他的老宅还在,他的地还在,他的东西永远在那儿;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的村民来到了城市,那宅基地可能就没了!所以这些差异、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本通过艺术的方式解决了,以地域活化的方式把人招回来,而我们仅仅靠这一点是没有用的。还有一个日本学者也很认可我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艺术节,我做艺术节是把艺术融入在乡村的历史文脉当中、放在民俗当中来解决问题。今天的问题是中国有很多学习日本的学者,把原来是美术馆里的作品往那一放,忽视语境的结果就是只能短暂地吸引人,乡村问题依然没解决。




Q您认为在乡村振兴中比较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A困难的就是面对权力和资本的挑战。中国乡村管理者的认知和我们的认知可能是巨大距离。政绩的考核,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要求,这都是管理者需要达成的目标,如果完不成这些目标,项目就做不下去,就介入不了乡村。但你要完全满足这东西,你的理想和文化使命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有我的一套工作经验,就是在不丧失理想的基础上,做出妥协。我记得十年前《南方周末》曾在山西采访我,问我是怎么实现共同发展的,我说“双方误读”,这个“误读”是非常有意思。如米奇尼克说的“金色的妥协、灰色的民主”。我说的这个“妥协”有时候比我们喊的这些民主口号要重要,在这个“妥协”中大家就得到一个交流沟通的可能。双方都退一步就达到一个和解,就能达成新的共识,事情就可以这么一点点地推进。
还有一个就是资本,你不能没有资本,不然什么都做不了。而艺术家一没有权力,二没有资本,那靠什么?事实上靠的是媒介,是一个唤醒各地方主体关系的媒介。但除了这个媒介,你还得有你的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实际上和视觉艺术本身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关系美学也好,艺术介入也好,它只是一个艺术行动关系的建构者。我本身也是学画出身,我也做摄影和装置,但这些东西都用不上,有时你必须要转变立场。所以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工作方法,这个工作方法能提供给社会,也能提供给学生。我的经验和实践也支持我写了很多东西,让我不断检视立场。遇到不对的东西,如果要违背我们的宗旨,那我肯定就不妥协了,那肯定要斗争。制度里但凡有一分的机会我都会努力去争取,因为毕竟我们做的乡村文化复兴的理想和社会上的商业资本或治理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也能达成一些可以深入下去的共识,所以我十年前提出了“艺术乡建”——这就是区别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开发的第三条乡建道路。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要给大家提供各种可能性。我总是跟学生说,不要怕失败,因为越难,证明这件事情越是有意义、有价值。也有很多人在问,渠岩老师你能不能做下去?按你的理想会不会可能失败?我说可能明天就失败。我做了十几年,我从一开始做就做好了第二天做不下去的打算。但是这个非常重要,就算我失败了,失败的经验会给后人带来很多的借鉴,人类思想史就是这样在失败之中推进的。我的实践经验可以供大家来判断,少犯错误,乡村就少受破坏。


Q在乡建中能够把实践进行系统理论化的很少,您后面打算把“艺术乡建”发展到学科建设中吗?

A学科建设可能要牵扯到体制里的很多东西,我们学校也很重视去推动这件事。不管结果如何,我已经把我的乡建理论的概论、提纲、实践方法、教学方案都做好了,也非常期待与大家交流。因为我们艺术专业的学科局限性太大,是没法做乡村完整的文化现场的,必须要跨学科。我们当代艺术必须要离开艺术史,最后才能回到艺术。我的基本态度是要坚定不移地不断打破这边界。


Q有一些学者认为乡村振兴,尤其是从艺术切入乡村振兴是不应该学科化的。首先它是各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内容;第二,如果学科化就很容易僵化,它本身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实验场。请问您怎么看?

A我和一些体制内的学者想的不一样,因为我本身不是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学科僵化等问题本来就存在,那我们现在可以不把它当成学科,而当成“教学”,可能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做一做,到乡村踏踏实实做个几年再来发言讨论。纸上谈兵没有意义。



Q您说现在村民没有乡愁,只有“城愁”。很多人认为解决乡村问题必须要把城市的资源植入乡村,且一些乡村已是空心村。与其很难地去挖掘它的传统,不如直接利用城市资源做一个新的乡村形态。这一点您怎么看?

A建筑师最喜欢的是规划,喜欢拆掉重新弄,这个和我的思考是完全不同的。要改变外貌的还是功能?都不是,而是要保持文明内部。我们有一个重要口号:乡村是家园。如果不把乡村当成家园,那么谁都救不了乡村,这也是我早几年在一个会议上对媒体说的话。




人类学有一个态度,就是互为主体。很多的知识分子带着既有的一个伦理和道德感,说乡村村民是主体,当然这是肯定的。比如我在“青田论坛”的时候,几乎把一流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请到了现场,大家都会肯定村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是村民的家园,你到他们家里去做好事儿,那谁是主体?不言而喻。我记得我在四川美院讲课的时候,一个学生说:“老师,他们怎么就是不听我的?”我很难受,我说凭什么要听你的?有人到你家里去,不由分说地把你家给刷一遍,你同意吗?我们不能消解村民的主体性。村民可能由于认知的局限和现代化的进程,变得只重视经济利益,这也是要直面的。我面对的这两个村子都这样,只给他们钱是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的,我们知识分子还应该有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上考虑超前性眼光,我也在协调各方力量来解决经济和文明这两个问题。乡村有它的显性价值和隐性价值,但我们看的、做的都是显性的,而隐性的东西反而决定了显性。隐性的这些礼俗是最有价值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垮塌和道德缺失其实就是礼俗的破坏。我最终做的是这个东西,一般人是看不懂的,他们理解的只是他们眼睛能看到的那种理解。我常说我们双方要经常的“误读”,“误读”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达成共识。我的概念都是从乡村文化现场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昨天还在研究别人,今天突然就对乡村发言,那我不知道他这个理论基础从哪来的。



Q我们调研了将近两百个乡村案例,发现很多改造之后乡村都被资本吞并了。有一些村子单纯依靠文旅发展经济,但是现在在疫情的情况下影响和打击非常大,请问一下,青田有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A青田不靠旅游,青田是整体的文明和家园。当然,在疫情的当下,我也鼓励村民,比如说可以回来做一些经营,但要坚决抵抗外来资本的介入。我主张村民能回到家乡,做一些经营性的工作,能在经济上富足,但是广东地区和北方还不一样,重要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他们“离家不离乡”,因为周围经济其实也非常发达。像顺德地区,人们呆在家乡里并不是为了乡建,而是因为他们在家乡就能营生、挣钱。
现在很多乡村都一股脑地去发展旅游业,我不反对乡村发展旅游,但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乡村都发展旅游。另外,华南学派人类学郑振满教授做过有关福建莆田的研究,莆田留在乡村做营生的人非常少,他们是在全世界经营。莆田的一个小村子控制经营了中国六千余家的医院,还有村子控制经营着中国三分之一的加油站。但是他们是靠什么来维系乡村的经济呢?就是通过乡村建立起来礼俗关系来建构他们的经营。莆田人的家乡很重要,挣了钱必须回家盖房子,盖五六层的楼。虽然这些楼往往都空着,但是因为村民认为家乡是他的根在所在,村里在祭祀的时候,他们不管在哪里都一定要回来,所以这些楼也必须要建。“同乡同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包括东南亚的华人也是以熟人社会的系统来维持他们经商的诚信关系。顺德就是靠中国传统的、没有被破坏的礼俗和家族来构建诚信系统,因为经商离不开诚信。北方为什么有些地方垮塌了,就因为宋代以后不断的战乱,实际上把北方的乡村文化摧毁了。很多北方村落就连一个祠堂都没有,经济的问题也和这个传统有关系。


Q有的学者认为通过类似于信用合作社的方式可以重建村内信任系统,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A我觉得任何尝试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合作社模式也是一个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途径。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分田到户在北方很常见,而南方因为田地比较少,所以合作社的形式比较常见。比如说青田,青田它本身的经济分配方式就是合作社,正因为田少人多,那么就把这些集中起来,每个村民都作为股东把这些田地摊分,每个人就像拍卖一样,按照自己的需要与能力分配,年终以后再根据股份把收益平均分给村民——这是南方特殊的生产分配模式。这样的做法也能推动传统的诚信系统,以传统的经营方式帮助村民致富,这当然是没问题的。



Q您觉得还有什么不错的“艺术乡建”项目呢?

A正因为比较少,所以我要做这个“青田范式”。我觉着这个范式能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和可以参考、借鉴,甚至依行的模式。处理中国乡村问题,肯定要找到和中国传统、和当地有关系的脉络与线索,再把它们和当代、未来的生活进行对接。我们在青田,恰恰可以找到这方方面面的线索:历史信仰、宗族伦理、农业……你只做经济,只把房子修一修,我觉得那不叫乡村振兴。




就乡村振兴来说,我也不否认很多文青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以民宿的形式去点缀乡村,但是那并不是真正而完整的乡村振兴。乡村在拯救我们无家可归的灵魂,这不是修修房子能办到的。我自己恰恰是要在这个实践当中做出一个独特样本,就当给大家增添一个谱系吧。我们今天做的东西都是要让后世来判断,最起码我们能不愧于这个时代。我今天获得的社会认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已经很满足于这么多人的认可。


中国乡村也是整个中国士大夫的家。我们的伦理,我们的信仰,全都是在乡村构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存在才能构成一个人完整的意义,但我们的生命价值因为乡村的衰落而消失了。我回到乡村去做这个事情,为的就是重新连接这条路径。



Q您早年拍摄了《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和《造神空间》,能讲一讲拍摄这些作品的背景吗?

A我是从2000年开始的。我赶上了中国当代艺术最火的时候,但当我看到当代艺术不断地被资本和权力裹挟之后,我认为这已经违背了我个人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我们这种艺术家都被资本和画廊机构给承包了,我在我的作品卖得最贵的时候拿起了相机。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在画室里编造谎言了,就跟今天一样,坐在屋子里研究乡村问题。我必须要自己到现实当中,现实的荒诞比编织的谎言要重要得多,最起码有文献价值。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问我怎么去做摄影不做艺术了,我说,是不是艺术并不重要。

乡村的那种凋敝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艺术家是要奔向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也不反对别人做个人感受的作品。我们可以谈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问题,于是我拍摄了《权力空间》,紧接着我又发现了乡村的信仰问题,拍摄了《信仰空间》,再接着我又发现在黄河边的山西乡村的生命状态都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我去拍了乡村地下的、地上的医院,拍了《生命空间》,最后又拍了《造神空间》。


Q您有提到一个“乡村是后工业时代的绿色诱饵”的概念,很有意思。

A对。许多人把乡村看作像是一些新鲜的有机食品,是“绿色诱饵”,这本质上还是在消费乡村。说来也话长,民国时期是“否定”乡村价值的,因为它是“落后”的。那时候我们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冲击,二战以后国外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的危机,我们反而全盘接受了现代性,于是我们的传统完全受到西方的威胁,那时都用西方的方式来改造中国文化。但我们今天所谓的“肯定”又是另一个误区,是把它作为市场来消费的,就如同一些“绿色消费”的概念。而我对乡村的“肯定”是肯定它在中国文明当中的价值。



Q您怎么看待“美丽中国”这个概念?您认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问题是?

A我认为乡村是需要美育、美丽的,但它在中国文明里不是核心价值。中国乡村的传统里根本就没有美学的,只是恢复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审美是很狭隘的,纯粹美学上的工作也是狭隘的,还是要有一个文化品质高度。我们的学府要去做有文化高度的东西,要探讨一些真的问题、真的文明、真的文化,要接续文脉,做真正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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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丽中国研究院年度行动志》
    一系列学术活动启幕及美丽中国年度人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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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 王瑾雯

排版丨 李一楠

审核丨 汪   莎   陈   坚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成立于2021年6月18日,旨在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聚集国内外艺术、设计、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专家,打造艺术智库、公共美学、社会创新“三位一体”的研创平台,推动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社会美育,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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