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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文献库|【现代生土建筑研究与实践 】

美丽中国研究院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
2024-08-30



2022年,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经过一年的时间,对近十年来“美丽中国”建设的二百多个全国性艺术实践开展了调研行动。通过选取一百个具有社会性、艺术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艺术实践案例,并进行取样、访谈、编码、研读、阐释,建立起了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库。旨在以微观视角探讨一百种“美丽中国”的建设经验,讲述一百个“星星之火”式的动人故事。







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生土建造的房子里。相较于熟土,生土具有经济、环保的显著优点,但也存在着诸多性能难题。


针对当地传统夯土技术和工具,土上团队进行了标准化改进,极大提高了夯土建筑的结构稳固性,并增强了其抗震性能。团队将革新后的施工技术,传授给村民和志愿者们,带领他们就地取土,建造属于村民的活动中心。在这一“土生土长”的活动中心里,村民们常常举办传统活动,发展丰富的文娱生活。


在团队的多年努力下,村里的房子摘除了土房子的负面标签,村民们重拾了对“万物生于土,而终归于土”的天然认同,他们应用现代生土技术建造自家农宅。




2004年,穆钧跟随导师吴恩融教授在黄土高原最核心地带甘肃庆阳市毛寺村,利用性价比最高的当地传统土坯建造技术设计了“毛寺生态实验小学”;2008年,他和团队为被汶川地震破坏的马鞍桥村进行灾后重建,同样采用了夯土结构,基于现代建筑抗震理论,对当地夯土传统民居的结构体系进行了系统化梳理和完善,同时也把它原有的建造工具及工艺进行了规范和改良;2011年,土上团队通过实践,有效克服了传统夯土在抗震和耐久性方面的固有缺陷,并研发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现代夯土建造技术、设计方法及其相应的施工机具系统。在生土建筑的研究和实践的道路上,穆钧“与土为伴”至今已有18年。他用十多年的时间去探讨传统建造方式在当下社会的可延展性,去改变人们对“土房子”固有印象,去感知自然材料赋予建筑的“冬暖夏凉”。





Q: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传统的生土营造吗?



A:用土来盖房子这个事情,在人类文明诞生之时就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类刚开始改造自然时,其实就在用生土的工艺了。实际上这个逻辑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眼前有什么样的资源就拿来用了。一开始当然是穴居,住在山洞里,但是哪有那么多的山洞,尤其人们开始学会种地之后,那肯定得住在可以种庄稼的地方。那最早的建筑,实际上就是源于模仿穴居,要么往地底下挖洞,要么是在山上开个洞,就成了后来的窑洞。

陕北靠崖式窑洞与黄土高原地貌©汇图网


但是往下挖洞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最早就是和土打交道的营建工艺。最早的房子就是往地底下挖,是完全沉下去的。后来为了防雨,人们给房子戴个“草帽”——拿周围的树枝,编一个锥形的顶上去。为了防雨,要把这草弄得厚厚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把地上下完雨的这些泥糊到上面去,能增强阻挡雨水渗透的性能,或者说能顶一阵儿,无非就是过上几天再糊一层。那这就是最早的“草泥”,或者就现在生土的概念叫“木骨泥墙”或者“竹骨泥墙”,就是用竹子或者树枝编成一个网,然后把泥巴往两边一糊,这个做法在南方的很多老建筑上都可以看到。

川陕民居竹骨泥墙
另外,坑里经常潮气特别重,他们发现再把这个泥糊到墙上,感觉潮气能减少,还发现地面如果踩得越实,潮气好像越能减缓一些。这时候人们就开始主动去“夯”,这就是最早的“夯土工艺”。后来随着工艺的改进,往地下挖洞的深度就越来越浅,因为人们发现可以在坑的两边支棱起来一个小圈子,那之后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它慢慢支得越来越高。人们支小树干,然后再框到一边,慢慢就有了“墙”——这一系列所有的东西,实际上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诞生,一直在发展。



这在全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也是非常一致。根据法国的“CRATerre国际生土建筑中心”对全球生土建筑的遗址考察发现,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人类诞生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这种原生的用土去盖房子的传统,并不是说谁模仿谁,因为这个太自然了,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事情——人类生活的地方肯定有水,有水的地方肯定有树木,有树木的地方肯定就有土了,“土”和“木”这两样随地可取的东西,自然就会被人们用来做材料。在中国,尤其到了秦、汉、唐,用土来盖房子就跟咱们现在用钢筋混凝土砖盖房子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材料。就中国的传统来说,很早就把盖房子这件事叫“土木之工”,到现在“engineer”这个专业都叫“土木工程”,所以这完全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一个传统。



直到唐代中叶,木结构越来越成熟。尤其是皇家贵胄,因为有财力,所以可以做得更好,木结构得以更进一步发展,框架结构也越来越成熟。这样一来,墙就慢慢退而求其次,不需要承受屋顶的重量。所以这时候墙的变化也就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怎样,土墙依然是主流,是最主要的围护结构。





Q:您有提到生土营造是全人类的传统,为何我们目前看到西方大多数是石质建筑?



A:其实西方很早也用土,但是为什么尤其是欧洲会看到非常多的砖石结构?因为欧洲的火山比较多,比如说庞贝古城。火山灰是比较好获取的一种资源,而火山灰的主要构成实际上就是今天水泥的构成,所以欧洲很早就解决了怎么把石头或是砖粘在一起的问题。另外,我也看了一些人文学的书,他们说这也和制度有关。因为中国政治早熟,实际上从秦汉开始,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奴隶制了,所以如果当时真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去盖房子,实际上百姓很容易会被逼反的,就像秦始皇盖长城一样。盖一个石头建筑,实际上需要大量的人力。而在欧洲,它的农奴制度维持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也是属于社会层面的一个因素。中国不可能像古埃及、欧洲那样,动用大量人力,所以,中国往往都是尝试用一些比较简单的,相对人力耗费比较少的方式去盖房子,那么土和木便是非常好的选择。



后来中国为什么又会出现砖?所谓秦砖汉瓦,砖很早以前就有了,现在大量的考古都发现了很多被火燎过的泥球,非常硬,甚至有些土房子都被火燎过。中国很早就有制砖的技术,但是为什么明代之前很少有砖的遗存,咱们能见到的为何只有砖塔?因为砖塔本身的结构就是靠垒出来的,用泥巴加固就能让它们结构稳定并保存下来。我后来看文献发现,中国的粘接工艺不是特别成熟,不像欧洲早就有火山灰砂浆。



直到明代的时候,人们发现熟石灰和沙子掺到一起就能形成石灰砂浆。在此之前,砖都是大量存在于墓葬里面,是在地底下,是不怕倒的。所以到了明代,中国真正的砖砌建筑一下子就崛起了,明十三陵等流传下来的砖建筑越来越多。砖会比土更耐水,但是它贵,所以说在皇家的或者一些达官显贵的房子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砖,但是民间用的还是土。而且就算是达官显贵的房子,它们的工艺还是土跟砖的组合,砖是用来做防水或者局部加固,土在里面是用来保护。



中国过去用土来盖房子的传统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全国到处都有,这也跟咱们近几百年的人口大迁徙有关。包括历次向南的大迁徙,所有中原地区的建造传统就慢慢扩散到全国,客家人的土楼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今天科学地来分析,只要当地人把它叫“土”,它就有粘性,没有粘性的叫“沙子”。土有粘性之后就可以来用来盖房,无非就是粘连性的强和弱,还有盖的房子大与小的差异。



2010年,住建部第一次对全国农房的做数据普查,当时委托我们来做分析,其实中国每个省都有用土来盖房子的传统,到今天依然能找到,无非就是多与少,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西南、华东、新疆和西藏五大片区。



Q:您是怎么看待生土这一材料本身呢?它有什么特性?



A:在21世纪初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一个全球的数据统计,应该是全世界1/3的人口都住在生土做的房子里,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至于它为何这么普及,前面说的就地取材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它的物理性——“冬暖夏凉”。这里面也有很多科学因素,生土确实可以非常有效地平衡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有大量的实验和论证;另外一个就是生态性了,“生土”这个概念在国内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义,后来我也是结合国外的一些定义,再下了一个中文的定义——我们就地取的土不叫“生土”,只有再用来盖房子的才叫“生土”;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经过焙烧,只有经过简单的机械类或者是物理类加工就可以当做建筑材料的土,我们把它叫做“生土”。



用生土来盖的房子,当然就叫“生土建筑”,因为“生土”和“熟土”是刚好对立的两个概念,“熟土”就是我们说的“砖”和“陶”。正因为生土不经焙烧的特性,它的材料加工能耗和污染都非常低,而且如果房子用了几十年之后要拆掉,那些老农是舍不得扔的,因为他们说这东西是有肥力的,会把肥料再弄到农田里。甚至我在青海看到有一些像是明代,甚至更早有唐代的一些夯土的残垣,你会看到这些都已经被挖得七七八八了。我就问当地村民,这是地震过吗,还是打仗?他们说,没有,这都是我们种地时候挖的土,因为它特别有肥力。我后来一直都没有找到有关于此的很清晰的科学依据,按照我自己的分析是因为土墙是特别具有呼吸性的一种材料,它是少有的多孔重型材料。



重型材料要么是几乎没孔,要么孔很大,但生土都是纳米级的孔洞。这个纳米孔代表在生土里面有大量的表面积,一克土里面的颗粒表面积差不多是在几十到几百平米。你能想象吗?就一克土,里面的表面积越多,就越能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子,然后让它液化,这样就可以吸热,然后也可以放热,可以有效平衡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同时它还会呼吸,可以吸附空气中的很多杂质。我记得国外有个实验,发现土房子里的空气质量比现在常规房子里的都要好。





这当然都能满足过去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要求越来越高,那自然土房子会让人觉得有好多问题。首先就是抗震性能,因为用土来盖房子,它的力学性能肯定比不上混凝土这些现代的材料,同时生土的耐水性能也相对较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现代化材料进入农村后,土房子越来越少的核心原因。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它是土房子,会让人觉得这是穷人的房子,很多人会认为这就是贫困与落后的象征。现在和“土”有关的词,有几个好词儿?那就变成一个固有的理解,所以土房子的消失,也是之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Q:您投身到生土营造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A: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中东战争,导致全世界的人们发现我们现在用的石油、煤、天然气这些资源并不是永远用不完的,它们是迟早会没有的。那时候开始,思潮就逐渐转向如何节约对于石化能源的消耗,在建筑领域就体现为现在的“绿色建筑”。最早提出“绿色建筑”这个名字的,就是英国的Brenda Vale和Robert Vale等前辈。



在中国,对于“绿色建筑”的研究,有一位特别有名的任震英老师,当时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设计大师”。他一直待在兰州,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国建筑学会下属的一个分会,叫“中国窑洞及生土建筑研究会”,这事特别了不起,因为当时中国建筑学会的下属分会没有几个,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他当时联合了很多有识之士,其中一个团队是我的母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我做生土研究这个事儿,也和我的母校基因有关。比如侯继尧老爷子,他现在好像都90岁高龄了,还有那时他的学生王军老师,如今也退休了,包括现在的黄汉民老师,都是研究土楼的,还有戴志坚老师是研究土堡的……他们都是当年这个领域的研究主力,在那时把中国的乡土建筑整个摸排了一遍,而且那时候也盛行用土来盖房子,是非常绿色生态的。那时包括国外的学者,比如日本人都跑到中国来研究中国传统,但是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一切都是向西方学习,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性,那些建筑被记录并保留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应该是从1970年就开始研究生土,尤其像法国的“CRATerre国际生土建筑中心”就有三位老前辈开始研究用生土来造房子。他们研究怎么去克服生土的缺点,最后发现生土的内部结构和混凝土非常像,于是通过物理的改良方式让它变得更加坚实,远远超过混凝的坚实度。基于这个原理,欧美发达国家做了大量的现代生土建筑。之前,国际上他们在做的生土建筑分布图,中国只有土楼和窑洞那片区域,我看到之后就很受刺激,因为中国明明有很多生土建筑。我就自己做了个地图,建了一个特别大的文件夹作为证据。我其实就是很想要在中国资源最匮乏的地方,找到一个建筑方法,让它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具备适用性。



Q:可以就您所说的“为人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展开谈谈吗?您认为当代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A:建筑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前几天我还请罗宇杰老师给我们的研究生讲课,他是专门做木结构的,他会让团队尝试更多可能性。我们的价值观非常像,都是先去使用,再去尝试有哪些可能性,我相信我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这样类型的建筑,创造出更多元的可能性。我并不是在说生土就一定要取代混凝土、钢结构,没必要,因为新材料本来就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它们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类的生产困难,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变得更加多元。



我们做过示范房,但只是通过示范的方式很难去改变人们的观点。比如在一个地方盖一栋房子,盖完以后我们就走了,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观念。因为村民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用土做的,而且就是给穷人住的,连示范房的户主都会这么认为。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人们意识到,用传统的生土为材料可以做出一个不比用现代材料差的建筑。



我记得在美国有一个新技术是专门针对穷人推广的,但是他们是找当地最有钱的一户人家来进行改造示范,并没有找穷人,但是周围的人都认为有钱人用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技术就很容易被市场接受。现在我们在农村盖的房子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精力越来越少,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房子的抗震性能没问题,下一步就是去尝试如何把它做得更现代,更漂亮,就是一定要被市场接受,真的有人愿意花钱来用这个方案,才能证明它是可以满足现代需求的。比如今年可以查到的万科的项目,还有之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项目,必须通过试场的方式让大家知道——生土建筑真的是好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一直不断地尝试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比如“二里头”的墙有12米,河南戏剧幻城的墙有15米,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生土技术还能做什么,要不断突破它的可能性。





另外,关于生土还有一个基础性的研究,就是怎么把它做得更漂亮更好玩。有些小的可以做工艺品,还包括一些展览的装置。我们在这些项目过程中也会培训村民,他们现在去当地找活儿非常容易,变得越来越忙,能跟着我们持续做项目的村民也不多了,因为他们通过其他项目可以赚到同样的钱。



Q:“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项目给您后来的生土营造研究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A:我当时做“毛寺生态实验小学”,是因为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的博士方向是“绿色建筑”,跟着导师吴恩融教授学习。当时刚好我导师手上有个慈善项目,就是这个项目。我去帮忙做的时候发现原来用土盖房子这么环保,我在内地读研的时候,跟着硕士导师去农村,发现很多村民都不愿意住在土房子里面。吴恩融教授就问我想研究什么,我说想做“绿色建筑”,又顺便提到了为什么土房子这么环保,但是没有人愿意住在里面的问题。我导师继续问我想怎么做,我就说了一堆想法,他就笑了说:一个人一百年都做不了太多。后来我发现,还是要回到“绿色建筑”本身来解决,所以后来一步步发展到现在。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主要也还是在写研究论文,从“绿色建筑”的角度分析它的一些可行性,然后用一些方法来证明生土真的是可以非常好的平衡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就是用土盖房子的方式设计了一所学校。项目期间我很多时候都是在向村民学习,我在当地村支书的窑洞家里住了好久,每天都和农民一样,也对传统的生土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学建筑的人可以在技术层面做定量的判断,但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或者分析,这也导致最后必然会产生一些适配的问题,比如说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比如防水不好做的问题。




Q:请问在这些项目过程中最打动您的点是什么?



A:汶川地震那会儿,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快写完了,但是刚好接到任务去重建马鞍桥村,当时住建部、村镇司司长赵晖博士特别支持我们。马鞍桥村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在大凉山地区。我找到土木专业的周铁钢老师,他在新疆研究土坯房子,尤其是研究用技术增强抗震性。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很聊得来,说实在的我们玩土的人是挺寂寞的,因为也没有多少实践的机会。从此我们成为搭档,用我们的能力做出改良,因为土房子的特性只满足过去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继承和改良来满足今天的需求。



我快毕业的时候看到学校橱窗里面贴了一个海报,是奥地利人Martin Rauch在奥地利弄的一个生土建筑的工作营,《世界建筑》在前两年有给他出过一个专刊。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做的事情可热门了,因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关注国际动向,我知道这是生土界的大神。
我之前去参加一个欧美的建造工作坊,具体住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度假胜地的湖边,是原来修道院的老房子。那个餐厅挂着《最后的晚餐》那幅油画,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每天大家一起跟着Martin干活,那可以说是我最值得怀念的日子。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欧洲怎么去改良他们新的方法,那会儿就是整天记录学习。最搞笑的是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Proportion”,“Proportion”是 “比例”的意思,就是配比,因为我老问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含水率需要多少,那个砂含量要多少?”但是老爷子就会说,抓一把土,就“just feel it”啊,就抓一个感觉一下嘛。然后我就心想,这老爷子还不跟我说真的,我总觉得他藏着掖着。后来直到前几年,有一次我们在马岔村,有一个学生问我说,老师这个配比怎么弄,这个含水率怎么控制,我说你抓一把感觉一下,然后我才发现我们用的是一样的台词。



Q:除了生土,您还看好哪些“绿色材料”的未来应用前景?



A:其实不只有中国传统材料才是“绿色”的,很多高科技合成的新材料也是“绿色”的,并且绝大多数的建筑材料也都来自于自然资源,哪怕是混凝土、钢,那都是铁矿石,都是自然资源,无非就是中间需要经过多少道加工工序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追求的“双碳”目标,实际上是在材料的加工工序里去节能。回看整个材料科技的发展史,欧洲相比我们领先了一段时间后,现在已经开始往回走了,但是他们不是在倒车,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们会使用大量的自然材料资源来去做建筑。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趋势,但是直接拿自然材料资源来做建筑,在未来应该不会成为主流,因为我们迟早会有更多、更高的需求。但是如果回到本土性来看,现在的问题不是混凝土不好,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太单一。以至于我们不管是当地的“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人”是什么,就用一套办法去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一个因素——因为技术手段太单一,而我们现在需要制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Q:您接下来会进一步推广生土建筑吗?如何推广?



A:我其实从来不指望生土可以大量推广,而且我也觉得不需要,因为它在当地可能是个资源,是性价比高的材料,或者可以在文化和经济层面带来一些附加价值。这个平衡是有性价比的,性价比不代表着便宜,而是可能带来更多叠加性的一种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回头看传统材料,土、木、砖石和竹子,木头现在发展得挺好的,竹子也快可以接近钢的强度了,砖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还普遍在用,只是更多的成为了一种装饰的面材。总的来说,它们实际上发展得都还不错,要问我最看好哪个材料,实际上还是要看这个资源能否放开。竹子在南方很有前景,生长速度也很快。木材的话近几年森林资源在过去几十年破坏严重,现在需要重新养育森林资源。中国建设量太大了,如果真的全放开木材随便开采,整个森林资源估计很快也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的木材基本上都靠进口。当我们的很多资源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平衡期,我相信以自然资源为基础材料的工艺可以很快得到发展,它们经过简单的加工,在工艺上相对来说还是要比这种像混凝土、钢这种材料的能耗要少一些。





Q:生土建筑传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公众对于生土建筑的接受度如何?



A:总的来说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改变。但是比如一些乡间民宿的项目,都已经开始用生土盖房,都不怎么需要我们再去做示范,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现在做土房子的民间机构也非常多,我觉得特别欣慰,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年间。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环境背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对于传统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我印象很深,2014年,中央住建部开展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在慢慢改变人们对传统的关注。其实不用刻意劝导大家,更多人会主动问我们应该怎么传承。我的体会是我们不能走两个极端,因为过去我们经过了否定传统的阶段,但现在也不能一味去肯定传统,认为啥都是好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始终是动态发展的,从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传统,人类就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等不断发展的。现代材料及科技的出现,必然会对原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震动。从极端否定传统回到肯定传统,我相信这个震动会慢慢取得一个平衡——我们究竟需要改进什么,需要传承什么,大家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实际上我们要传承的不是某一样技术,也不是说某样材料,而是我们怎么来看待人生、自然、建造之间三者的关系。



我们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建筑学院院长刘克成老师在做历史街区的时候,给我们讲课时说,我们要在哪儿盖房子,要像过去的先贤一样,大家见面先要互相拜一拜,需要互相尊重。如果再延伸一下,我们古人怎么盖房子,他要先看看天:这气候怎么样,到底是冷还是热,雨多还是雨少?然后再看看地:地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拿来当材料?因为过去的人不太会用交通不便地方的材料。


“我需要盖什么样的房子”——这是一个基本的建造逻辑。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传承这个逻辑,而不是说建筑师喜欢什么或者是非得用什么材料。看清楚这些之后,再看当地适合用什么材料,哪怕用混凝土也没问题,因为满足当地的条件,没有什么资源是不能用的。如果当地没有某一个资源,或者真的很贵,那么我为什么非得用它呢?它应该是一个平衡,过去的人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应该去追求这样的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直去追求所谓的极致。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什么东西都要追求最强、最高、最大,但是中国老祖宗从来都是追求最适合。



Q:请问您怎么理解“美丽中国”的含义?



A:我想起应该是在2009年,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是赵磊当时在《南都周刊》的时候策划的。当时我和导师做的“毛寺生态实验小学”项目,破天荒得了一个建筑大奖。那是业内第一次知道有我们这号人,或者说是土房子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当时请《时尚先生》刊登了这个结果,拍了一些所谓的美照,然后让我写一句话来分享如何看待“诗意的栖居”,“美丽中国”让我想起了这个问题。我个人其实有一种理想,哪怕叫“乌托邦”,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跟随自己的心意,没有城乡二元的概念,而现在城乡真的是朝这个方向走了。喜欢在农村待的人就可以很自在地待在农村,有自己特定的在农村的那种状态,喜欢待在城市的人当然也有在城市的那种状态。这是当时的感慨,今天回过头来看,现在的趋势已经非常好了。



如果说到“美丽中国”,我觉得跟这个想法非常像。我们有很多业内的人士都认为“美丽中国”不止是眼睛看到的概念,所谓眼睛看到的美丽太容易实现,你要么有钱,要么有人,折腾一下就美丽了。我们实际上真正追求的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非要开着车跑很远才能去看到它们,而是从我们生活的周边开始变得宜人,能够让我们自在地享受生活,不是说盼了一年去西藏才能看到那种让我们身心很愉悦的景象。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眼睛能看到的和内心能感到的那种点点滴滴的满足和舒适,我想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美丽。



我记得我在奥地利的工作营偶尔溜达的时候,在他们的农村看到那些人很自在地修剪他们家窗台上的小吊兰,我特别受触动。他们是土地所有制,这样的房子是要传给子孙的,他们就像爱护小猫小狗一样爱护自己的房子,哪个地方破了,他们自己会修,田园风光非常美。我们肯定不是说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是随着我们的社会教育、受文化程度的提高,尤其是自信心的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有什么,以及我们自己需要什么。像我刚才所说的“美丽中国”的感觉,我相信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建筑圈外的人都有这个共鸣。虽说我们现在盖了很多现代的房子,现在也有很多行内人士要做生土建筑,但受制于没有技术规范。这些年在住建部的支持下,我们在前年申报了编制行业规范,前年正式立项,它叫《现代夯土建筑技术规程》,是中国第一部面向全国的规程。王澍老师的团队和昆明理工大学的团队也一起参与了,预计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能出版。它是非常有划时代纪念意义的事情,让大家做这个事情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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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王瑾雯

 排 版    李一楠

 审 核    汪   莎   陈   坚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成立于2021年6月18日,旨在回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聚集国内外艺术、设计、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专家,打造艺术智库、公共美学、社会创新“三位一体”的研创平台,推动城市更新,助力乡村振兴,赋能社会美育,建设「美丽中国」。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of China Academy of Art aims to respond to the nee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ur times and inject art energy into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It will also pool the wisdom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in art, desig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ety, culture, ecology to establish a trinity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latforms that functions as an art think tank, a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public aesthetics and a platform for social innovation. This trinity of platforms can promote urban renewal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owers social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s to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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