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揪斗”老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玖奌杂货店 Author 敏敏郡主
2月7日，李医生去世三周年， 发了篇纪念短文，结果被疯号15天，随后之前十篇文章被X。
李医生是什么人？
2020年3月5日，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20年4月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烈士褒扬条例》和《退役军人事务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精神，评定李医生为烈士。
2020年4月20日，李医生被追授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抗疫个人。
纪念一位人民政府评定的烈士有错？
此事翻篇，下面是今天的正文。
1966年8月5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在一次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终年50岁。是被她的学生打死的，用木棍打，用脚踢。百度百科的人物简介说，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W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当天，和卞仲耘老师一起被批斗的，还有学校的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
很多学生参加了这次批斗。批斗的方式是，往老师的衣服上倒墨汁，给老师戴上高帽子，在脖子上挂写有名字，在名字上打红“×”的牌子。老师们跪在地上，接受学生的羞辱和殴打。
卞仲耘老师被打死，另一位副校长被打得骨折，其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当晚，闻讯赶来的王晶垚先生（卞仲耘的丈夫），在医院看到妻子的遗体布满伤痕。
第二天，王晶垚先生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照片上清晰可见，大片血斑伤痕。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老师举行了追悼会。卞仲耘老师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
在卞仲耘老师被殴打致死以前，一些学校就已经开始了对老师的“揪斗”。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是“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因为这张大字报，聂元梓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北大风云人物。
很快，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纷纷开始了对老师的“揪斗”。
学生们写大字报“揭发”教师，除了给老师贴上“反革命分子”等负面标签以外，还使用“毒蛇”等污辱性词汇。
这时对老师的“揪斗”，多是言语攻击，有口头上的，也有书面上的。
有忍受不了这种压力和侮辱的教师，选择了自杀。
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汪篯（这个字念jiān）的房门上，被学生们贴上了大字报。第二天，大字报竟然掉落到了地上。关于为什么会掉落在地上，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被气愤的汪篯撕扯下来的。
但不论是哪种情况，掉落在地上的大字报，让前来检查的学生们非常愤怒。汪篯被扣上了一顶“故意破坏捣乱”的罪名，被勒令要求认错，并且把大字报贴好复原。
当天夜里，这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得意门生，反锁房门，喝下了剧毒农药“敌敌畏”。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殁年50岁。
汪篯成为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首例不幸者。
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汪籛隋唐史论稿》。该书篇幅并不大，但被认为“对这个断代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6年，为纪念汪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整理汪篯生前论述，结集出版了《汪籛汉唐史论稿》。
中国历来有“师道尊严”的传统，但老师的自杀，并没有引来学生们的怜悯。北大、清华等学校，对老师的攻击，开始从言语上升到暴力。一些学校，有学生成立“打狗队”。在这些学生看来，那些被视为“敌人”的老师，是“狗”不是人。
从大学到中学，暴力不断升级，从拳打脚踢，逐渐发到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直到发生打死人的事件。
卞仲耘老师成为“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上面的这些文字，也许很多读友会不理解，或者以为是在编故事。
这不奇怪，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一出生便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对“文革”并不了解，或者一无所知。即使一些年长的人，也因为时间的久远，对那段历史渐渐开始淡忘。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安徽庐江中学一名学生上台夺了老师话筒的事。这件事情网上有了很多评论，官方也已经迅速成立了调查组，相信会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但我在网上看到有大V提出，要“打倒”毒教授。打倒在“文革”中一度成为口头禅，后来渐渐不再使用。
这位老师是不是有毒，该受怎样的处分，官方会按照程序办理。
但这位大V在文章标题中重新捡起这种斗争气息很浓的口号，用意何在？
还有人提出“要允许并鼓励抢话筒”，“在台上胡言乱语就应该抢下话筒来”。
这些大V是在误导年轻人不顾规则去“抢话筒”？只要认为对方讲的是错的，是在“胡言乱语”，不管是领导还是教授，就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冲上去“抢话筒”？
舆论场上的这些声音，让我隐隐有些担忧。这是一种有些危险的声音。
曾看过一位历史学者（我不确定是不是雷颐教授）的访谈，在讲“文革”期间武斗的升级时，就提到过“抢话筒”。
大概是说，不同派别的双方，刚开始是辩论，有一方冲上台去，不让对方说话，说你是反革命，另一方反唇相讥，说对方才是反革命。然后，双方就开始抢话筒，继而拳脚相加。一旦有了肢体冲突，就很容易升级，从拳脚相加变为棍棒相向，然后是长矛大刀，再动用各种武器。
年轻人总是热血沸腾的，如果缺乏理性的引导，遇到一个燃点，也许“大家还是会呼的一下起来，觉得拿砖头砸玻璃是件过瘾的事”（冯小刚语）。
秩序、规则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的经营，但破坏它，也许只需要一瞬间。
我想，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对于舆论场上出现的，“打倒”毒教授，误导年轻人不顾规则去“抢话筒”的声音，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
言尽于此，文章可以收尾了。但我还想再就“为什么学习”这个话题多说两句。
网上有一段话，据说是某地的一座无名墓碑上的一段墓志铭：
毫无疑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这是一个正确的值得鼓励的观点。但落到现实中来，我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为国家的改变做出什么伟大的贡献。普通人的学习，更像是一场自我修行。
我们尊崇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也同样赞赏“以己任为天下”的燕雀之志，这两种理想，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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