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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文章，我们分析了俄罗斯芯片为什么不怕被卡脖子，通过模拟电路替代高端芯片，俄罗斯在缺少半导体工业的背景下，保证了核心军事工业的安全。不过，相对于追求实用稳定军用技术的，民用层面却又是另一番场景。特别近些年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领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民用和商业应用，表面上看与军事无关，但是当危机降临，人们才发现，互联网其实最早就脱胎于军事用途，在现代社会，相关的技术完全可能成为大国博弈的手段。2月2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宣战的第二天，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满推特地@欧美各大科技公司，发传单似地贴出他写的公开信，其中第一封就是写给苹果CEO蒂姆库克的。费多罗夫在信中宣称，“现代技术是对坦克、火箭和导弹的最佳回应”，希望苹果以停售、切断服务等方式，迫使无法正常生活的俄罗斯年轻人起来反对俄罗斯政府。一周后的3月1日，苹果正式宣布全面对俄停售，根据外媒The Verge放出的苹果完整声明原文，苹果的“制裁”主要有四项，分别对应了贸易、金融、舆论、信息，每一项都极具代表性：- 停售：全面停止向俄罗斯境内的所有销售渠道出口旗下产品（包括官网和线下经销商）；
- 切断服务：限制俄罗斯用户使用Apple Pay和部分其他服务；
- 封号：在俄罗斯以外地区下架了俄罗斯官方媒体RT News（今日俄罗斯）和Sputnik News（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App；
- 禁用软件部分功能：在乌克兰的Apple Maps中禁用了“交通”和“事故现场”功能，以避免俄罗斯从中获取乌克兰本土的信息。
类似的公开信，费多罗夫发了五十多封，除了苹果、谷歌，还包括了数据库巨头Oracle（甲骨文）、企业服务提供商SAP、移动支付巨头PayPal等等。这些收到公开信的企业也纷纷“响应号召”，开始对俄采取措施，手段基本也没跳出上述四种。很难讲俄罗斯是否对当前局面有所预判，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数字时代大国博弈的战场已经远远超越地面战争的硝烟。对于不考虑成本和良率的军工产业，用系统工程能力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是可行的，但在需要考量成本、良率、投资回报率、工业化生产效率等综合解决方案的产业化领域，则完全是另一个赛场，是对国家综合实力的另一重考验。2012年，亚马逊AWS入华的前一年，美国众议院发布报告称，华为、中兴的产品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奥巴马总统随之签署开支法案，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带有中国背景的信息技术产品。没多久，前CIA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将两份绝密资料交给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曝出了震惊世界的棱镜门。在那之前，一心发展的中国普通民众，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没有国产公司的影子。海外巨头们在中国长驱直入，从手机到服务器，从办公软件到操作系统，从搜索引擎到无线通信技术；军队、政府、海关、物流、交通、金融、到普通企业的各级操作系统、工业控制系统，美国科技巨头们的产品几乎100%覆盖了中国所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渗透到了中国网络的每一个环节。一场关于信息安全和自主创新的大讨论，自海外至国内甚嚣尘上。《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对此做了一期报道，标题是：“棱镜笼罩中国：美国八大金刚在中国无缝渗透”。文中的八大金刚，是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微软，以及Oracle（甲骨文）。- 一是各类数据处理和网络硬件设备，比如英特尔和高通的芯片；IBM的小型机、服务器，思科的路由器，交换机等；
- 二是各类操作系统，比如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
- 三是数据库，顾名思义，保管和调用数据的仓库，代表者就是甲骨文。
自1968年IBM推出了第一代数据库DB1以来，数据库一直是企业IT系统最核心的部分，地位比芯片甚至还要致命。由于技术门槛高，这个领域长期处于被少数公司垄断市场份额的状态，包括Oracle、微软、IBM和SAP都是其中巨头。1978年，在时任数学教研室主任萨师煊的一力主张下，被迫停办了十年的人民大学复校时，创办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经济信息管理系。中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以一种强烈的责任心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点燃了中国数据库技术的星星之火。造就了此后二十年中国业界对数据库行业的认知与应用。1995年5月，需求推动下，邮电部电信总局提出“九七工程”，要求引入先进数据库，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电信服务系统。并在各个子系统中实现数据共享。中国的第一代数据库管理员（DBA），就是在这个工程中被培养出来的。IBM的小型机+Oracle的数据库+EMC的存储硬件，就是全球数据基础设施发展史上绕不开的“IOE”，原本他们之间并非固定搭配，海外巨头如谷歌、Facebook等，都并不使用这个组合搭配。但在中国，三家公司合纵连横，达成了捆绑销售的默契，强制性要求“IOE”成为标配。想要Oracle的数据库，就要搭配IBM的小型机。而一台小型机就要500万，两台小型机还要配一个300万的EMC存储。包括甲骨文在内的各大商业数据库软件费用基本都在几千万人民币的级别，这还不包括每年高昂的运维费用。2006年，业务爆发的淘宝，在需求逼迫下开启了对“IOE”的疯狂采购，小型机先是一台一台买，到后来干脆一排一排买。阿里巴巴的Oracle RAC集群节点数很快达到了创纪录的20个，亚洲第一。在最早两台小型机进驻机房的三个月后，就有了第一次宕机的经历。当时中国最好的DBA工程师们，面对故障不仅没有一个人会修，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动一动那两台机器，只能给远在北京的IBM工程师打电话。那20个Oracle集群几乎变成了淘宝数据库团队的梦魇，平均每周都要出现三四次问题，所有人却只能指望远在一万公里以外的Oracle技术支持人员来拯救自己。团队只能连夜值班，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反馈给甲骨文总部，然后等待救援。可淘宝的工程师们心急如焚，对方的反馈却只是按部就班。加上时差的影响，经常一天以后才能收到对面的反馈。于是大部分时间里，淘宝的DBA团队唯一能做的，只剩下了祈祷。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中国最好的技术人，但回到家里，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西门子跳槽到阿里的DBA大神张瑞回忆，那种命运不由自主的感觉，让他开始懵懂地询问自己一个问题：搜索技术靠雅虎，数据库靠甲骨文，服务器和存储靠IBM和EMC，那阿里巴巴是什么？包括张瑞在内，那时其实很少有人意识到，阻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瓶颈，不是行业竞争，也不是政策变化，而是我们没有自己的IT基础设施。他对IOE架构的评价是：一，太昂贵，以淘宝的发展速度，IOE架构不改，光是买机器和软件就足够让阿里破产。二，不好用，阿里在2008-2009年每年都有10-20倍的业务增长，IOE的系统一方面根本没经历过这么大规模、高并发的考验；二是已经开始暴露出不适合互联网业务的致命弱点——无法弹性扩展——大促时数据库不够用，结束后又浪费。实际上已经无法满足我们的发展需求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自主创新似乎只是为了“安全”。毕竟扳机握在别人手里，制裁或打压也就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只有做不做的区别。但从阿里的例子我们看到，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和创新，不只是为了安全，也是因为海外并不总是能满足我们的发展需求，甚至往往会成为限制我们发展的瓶颈。王坚说“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没有公司发展”，是一句真真切切的大实话。中国虽然还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企业要面临的许多问题，譬如双11的超高同时在线，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面临的。不靠自己的研发，是无法用现成技术满足这种需求的。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比俄罗斯幸运。苏联国民经济本就轻重工业发展极不均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的不均衡更是愈演愈烈。然而，中国却充分利用了庞大市场的优势，在改革开放后诞生了一大批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企业。在自主创新尚未被提到现在这个高度的年代，颇具远见与洞察力的政策制定者，和深富实力与决心的企业和工程师们，早已开始了在各个科技领域的自主化探索。拿中国的高铁来说，我国国域广阔，各地气候相差过大，既有东北的极寒天气，又有南方的持续潮湿，还有西北的大量风沙。海外具有高铁技术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处理如此复杂的气候条件，所以我们国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技术引进+自主创新的路线，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国高铁。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在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这样大开大合的全国性调度中得以保障的。这些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中国世界领先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是我们自主研发制定的超大口径PCCP管道设计参数；是历尽艰辛才造出来的国产燃驱压缩机组……在华为最早进入通信市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城市领域，都已经被国际著名的通讯公司所占领了，设备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农村，可农村的条件相对恶劣，既有的技术很难满足使用条件，华为因此而进行了大量针对这类客户的配套开发和自主创新。通信领域的运营商们实际上非常依赖网络供应商的创新，在华为转向海外市场的过程中，曾经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服务的经历，和与之相匹配的技术储备，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2008年，那个屡屡被任正非提起的俄罗斯天才数学家，正是基于这种发展的路线，帮助华为突破了SingleRAN技术，成为华为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节点，使其在欧洲市场一举打败了当时的行业龙头爱立信，为日后研发5G网络奠定了技术和商业的基础。而另一边，阿里巴巴则率先掀起了中国的“去IOE”浪潮。2009年底，当时负责淘宝技术预算的刘振飞向王坚汇报，提出淘宝“2010年不会购买IBM小型机”，没想到王坚问他：“既然2010年可以不买小型机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留后路以后还可能购买呢？”王坚说，你要在给董事会看的PPT上明确写一句：淘宝2010年起不再购买小型机了。刘振飞咬了咬牙，“攒出”了一条去IOE的技术路线：“低成本、线性可控、去中心化（分布式）：去IBM，PC Sever替代小型机；去Oracle，用MySQL替代；去EMC，用中低端存储”。报告的最后，他以惊叹号结尾，粗体写上一句：“淘宝2010年起不再购买小型机了！”那不只是中国企业“去IOE”的起点，也是中国云计算的起点。此时距离亚马逊试水AWS不到两年，王坚将一个当时还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云计算系统，命名为“飞天”，而甲骨文不可一世的创始人Larry Ellison，还在硅谷的论坛上嘲笑“云计算”是“愚蠢的概念”，从未想过仅仅三年后，他就将永远地失去它在亚洲最大的客户。今天的中国虽然依然在芯片、系统、软件等许多领域和国际一流水平差距巨大，但也在许多领域开始奋起直追。只有自主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的天花板，这不仅仅是阿里的经验之谈，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历程之中。我们关注国产替代的过程中，过去经常听到一个言论，说中国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别人做产业链一环都活得好好的，怎么就你天天什么都想跟人争第一。被更多人提到的技术和国防安全，也只是答案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能力，而获得能力的唯一途径是自主的学习、创新和管理变革。我们在《俄罗斯芯片，为什么不怕卡脖子》一文中讲过，在西方的围堵下，俄罗斯固然还能通过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和设计理念，来实现军工上不被甩开太远，从而保持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但其产业层面的落后，民用产业的衰落，却导致了严重的人口、人才外流，对于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一百个顶级工程师或许就可以撑起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但要让全国人民都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要有百万个工程师，千万个技术工人，以及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这也是为什么，星海情报局始终如此关注中国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原因之一。中国要想在发展中破局，并不是简单军工行业的几项技术突破，更重要的是要在5G通信、芯片、云计算，乃至轻工业消费品领域，都形成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这不仅要做产品和品牌上的国产替代，还要做规则和标准上的国产替代，让更多国家愿意主动使用我们技术标准、提升与我们商贸合作的深度。未来的问题和困难依然会层出不穷，但所有可能发生的曲折，都不会影响中国产业界走向自主创新的目标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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