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妇女、性和社会性别的话语
来源：《社会性别研究选译》
我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所走过的学术历程，源于我在香港成长的过程，也始于我在60年代大动荡时期在美国进修研究生课程的经历。60年代的政治空气，使我有机会参与美国民权、妇女、反越战等政治运动，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内的种种学生示威活动。作为一名外国学生，我深为充满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分化、老年歧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社会问题的美国而感到沮丧。
当经历这些社会问题的、被剥夺了权力和利益的群体力图通过政治动员和行动来改变现状时，我从中看到了这些社会问题所反映出的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这种令人迷惑的启示，引导我重新审视许多对美国社会的基本假定，使我对社会机制与个人的复杂关系提出了质疑。我力图像赖特·米勒（C. Wright Mills，1956）所建议的那样，承担起以社会学家[批判性]的想像力[来解释当代的社会历史现象]（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的重任。
各学科中的女性主义以不同的速度、方式和力量，改变了本学科的知识图像。在60年代，我学习社会学时的两个主修方向是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工业社会学。当时，这两个领域皆为男性所把持，基本上不受女性主义的影响。很少有女社会学家可供我作榜样，并能与之共同探讨女性主义的话语。我最初受美国女性主义启蒙完全是自学的结果。直到1973年秋季，我在美利坚大学正式教授深受欢迎的“妇女与社会”课程时，才有机会与其他女性主义同行们一起携手共进，改造过去社会学以及妇女研究中的知识。
当妇女研究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几经改造时，“性”和“社会性别”的概念也被重新定义与辨析（McIntosh，1983；Schuste & Van Dyne，1985，Tetreault，1985）。在这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讨论的重点不是“社会性别”，而是“妇女”，以及类似性差异、性别角色（Sex Role）和性别角色社会化（Sex- role socialization ）等主要概念。我所用过的几本教材的书名都带有“妇女”一词，其中包括辛西娅·爱波斯坦（Cynthia Fuchs Epstein，1970）所著的《妇女的位置》、维维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和芭芭拉·莫仁（Barbara Moran，1970）所编的《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的妇女》、诺纳·格拉泽（Nona Glazer）和海伦·威尔（Helen Y. Waehrer，1971）所编纂的《在男性制造的世界中的妇女》以及琼·休伯（Joan Huber，1973）的《变化中社会里的变化着的妇女》。
6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在对漠视和排斥妇女的传统学术进行批判时，开始从事各种项目，在从没有把妇女当作研究主体和知识的创造者的学科领域里，寻找失去了的或处于不显眼地位的妇女。
在“寻找”和“发现”这两个阶段，妇女被视为被迫屈从的群体。她们的社会角色被贬值，她们的经验被认为是成问题的。通过展示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妇女系统性的、普遍性的歧视，妇女是受害者的概念在这两个阶段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学术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学者们从妇女的角度来研究妇女，她们的词汇和经验被视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进而，学术探求又开始提出新的课题，来阐释多样化的妇女群体的经验。课程改革的最后一个阶段为“多焦点学术观”（Multifocal Scholarship，Tetreault，1988），亦称“涵盖学术观”（Inclusive Scholarship，Schuster & Van Dyne，1985）。
这一阶段强调“性别平衡”（Gender-Balanced）的课程，亦在与男性的相对性中来研究妇女。这种涵盖的视野考虑了人类各种复杂的经验。此经验是社会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性倾向、年龄、残疾等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差异和多样性所造成的。
在课程改革中，当“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取代了“以妇女为中心”时，学者们对于这一现象的学术和政治含义，看法不一。一方面，主张“以妇女为中心”者认为，在妇女从知识领域中消失了几千年后，重新发现妇女的研究，是需要时间的。她们认为传统知识不言而喻地具有男性、白人、阶级和同性恋恐惧症等偏见。如果要重视“她史”，使妇女的经验和著作得以确认，女性主义者要对这种传统知识的假定、理论、概念和知识根基进行挑战。而这种挑战将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它需要严谨的学术努力，将妇女置于研究的中心，视为研究的主体、理论思考的中心和积极的知识创造者。有些人害怕将重点从妇女转移到社会性别上，会把时间、努力、资源消耗在不是妇女主要关注的问题上，从而进一步削弱妇女的重要性。有人甚至担心男性参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政治过程会对妇女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会使妇女在知识领域和社会中更为不显眼、进一步失去权力，致使旨在改造现状的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失去其效力。
另一方面，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妇女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作为社会性别的关系，被置于复杂的支配机制中加以审视（Chow，1996c）。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男性参与改变现状，要充分认识并有效地改变妇女成问题的屈从地位以及她们的种种不利状况便是不可能的。男人显然也有社会性别（Connell，1992）。
因此，涵盖知识既解释了妇女的、又包含了男性的经验。仔细斟酌过辩论双方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后，我所在的美利坚大学集体决定，将“妇女和社会”课程改为“妇女、男人、和社会变迁”。同时，将以“妇女研究”为名的学科改为“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
斯泰西和索恩（1985，P.306）指出，人类学已开始超越以妇女为中心的方法，在研究各种社会机制和追溯男女生活形成过程中，来辨认各种文化社会生活的社会性别基础、与社会性别的组织以及关系的意义。在《行动着的社会性别》（“Doing Gender”）一文中，韦斯特和齐默尔曼（1987）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把社会性别看成是男女在日常接触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从而取得的。特别是鲍勃·康纳尔（Bob Connell，1992，P.736），他强调要扩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其包括时男性、性文化和性行为的研究。
他争辩道：“要认识一种不平等制度，我们必须审查占统治地位的一方——研究男性对于研究社会性别，就如同研究统治阶级对于阶级分析一样至关重要。”我想提醒的是，受压迫者对他/她们的压迫者的了解，往往比压迫者对他/她们的了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纳尔的贡献在于他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这种分析揭示了男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种男性气质是如何通过一种十分易变的社会性别关系结构交互作用并与女性相作用而形成的。这种将男性纳入理论思维和研究概念的重要意义，还见于里斯曼的研究。里斯曼的实验性测试发现，用微观结构因素（例如情境的要求和社会网络的影响），比用个人特征更能有效地去预测父亲如何去从事母性的抚育行为。
性和社会性别是如何概念化的，这一问题是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关键。性，作为生物的构成，指的是生来俱有的男女生物属性。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Epstein，1985；West & Zimmerman，1987）。有关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争论，往往是围绕着自然与养育、生物与文化的关系而展开的。近来的研究把男女两性视为共存于一个连续体中，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面。
这是因为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发现，不是如同大家以前所假定的那样，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被精确地划入任何一个固定的分析范畴内（Lorber & Farrell，1991）。实际上，大多数所谓的性差异广泛分布于人口之中。而同一社会性别内的差异，往往比不同社会性别之间的平均差异大（Anderson，1997）。尽管生物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是被普遍承认的，但大量研究结果证明，社会环境和文化对于个人的影响比自然和生物现象的影响大。
正如爱波斯坦（1985，P.441）所解释的：“……除了性和生育功能外，男女生物上的差别对他/她们的行为和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在早期社会化中所形成的社会性别特征，也可能被成年后的经验所改变。……社会权力的分配对男女所处不同社会状况的影响，要比他/她们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差异的影响大得多。”
美国社会学学会中有一个已成立多年的“性和社会性别”分会。这一分会承认“性和社会性别”在学术上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存在的重要性。学者们在使用社会性别时也包括了“性”。1987年，社会学界女性主义的核心小组——“为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学家”（Sociologists for Women in Society，SWS），发表了她们的学术刊物《社会性别和社会》。
这一刊物为社会性别的研究和理论引入了社会学的视角。洛伯（Lorber，1987，P.3）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中指出：“……我们并非机械地对男女进行比较，而是对社会性别范畴本身提出质疑。社会性别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这是我们分析的重点。”韦斯特和齐默尔曼（1987）对现存的有关性和社会性别的看法提出异议。她们进一步指出，性（生来俱有的分类）、性范畴（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和社会性别（社会成员资格的不断验证）之间的重要区别。她们认为，承认对这三个概念独立分析的必要性，是理解社会性别在普遍的日常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地被创造着的关键。
作为分析范畴的社会性别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方式，分析的层次既有微观的相互交往，又有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我在下面阐述几种方法去强调它的概念含义的进化过程。我在这里界定几种研究方法是为了便于分析讨论。尽管作者们界定社会性别时的重点和意义都有程度上的不同，大家基本都强调了社会性别是社会所构成的。
1. 强调“性差异”的社会性别观（Gender as Sex Differences）：这种观点受到心理学范例的强烈影响，把社会性别定义为个人的属性，认为这种属性产生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化，或此两者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Hochschild，1973）。男性的刚毅和女子的柔弱被看做是生来俱有的，而且这些特征奠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性别身份、人格和自我概念的基础。本书第三部分作者们的一个共识是，这种观点过于倾向于生物决定论，心理学的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也过强。这种观点基本上把社会性别化的行为特征解释为内在的个人属性。
这些作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这种思维倾向于忽视社会情况、人际间持续的相互交往以及机制性因素是如何去影响社会关系的形成、界限、想像与发展的。这些作者对本观点认为性差异使妇女与男人成为“分离但是平等”的推论表示怀疑。这种推论，漠视“差异”这个事实本身就包含着对人的低下或优越的地位的等级排列，成为论证和保持性别不平等的基础。对性差异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强调共同点，把男女错误地理解为两相对立的。当在研究中发现性的差异时，“性/社会性别”就被错误地用来描述、代替、解释此种发现。
2. 强调“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Gender as Statusand Role）：在“功能主义”和“角色理论”传统的影响下，这种观点把“社会性别”看成是已获取的“地位”。此地位伴随着一系列特别的期望和模式化的行为——称为“角色”。在刚开始研究社会性别时，这个研究领域常被称作“性角色”。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性差异被用来把世界划分为男人的和女人的角色，这些角色高度地融汇进了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实践和结构体系里。
本书第三部分的所有作者都发现这种观点不能充分地解释社会学中的“权力”、“冲突”和“变化”等概念。爱波斯坦（1985）争辩道，权势者用“理想的”社会性别角色去掩盖“真实的”角色行为，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男女之间是具有许多共同点的。这种“功能主义的僵化”（Friedan，1963）或“功能主义的并合”（Functionalist Cooptation，Stacey & Thorne， 1985）悄悄地将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合法化了，并漠视社会结构引起的冲突，而且把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永久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社会性别作为角色的概念过于强调单个人性，因为角色概念忽视了社会性别是在日常活动中（West & Zimmerman，1987，P.128）、不同的社会场景里（Risman，1987）、相互交往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同对这种观点的批评相呼应，斯泰西、索恩（1985）和康纳尔（1987 & 1992）补充道，角色理论倾向于把社会期望和自我描述固定化，忽略历史的变化，过分强调共识与社会秩序：把权力结构的政治问题边缘化了。素恩（1980）甚至认为：社会性别本身，正像种族和阶级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个角色（虽然它同其他男女的具体角色相连）；离开了具体的场景或组织情景，此概念是空洞的。
3. 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别观（Gender as a System of Relationships）：社会学学科强调社会结构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观点影响下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性别视为一个人际关系的体系，而不是个人的属性。这种方法把解释的重点从个人转移到结构。社会性别关系跨越种族、阶级、年龄、和体制的界线。
这种关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蕴藏在社会结构中，并通过社会的意识形态得以加固。在性范畴（West & Zimmerman）、劳动分工（Epstein）、社会情况（Risman）和权力与权威（Stacey & Thorne，Connell）多种因素影响下，塑造出的社会性别关系是不平等、不对称的；因为这些范畴中的差异，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结构上，同支配与被支配相关。由此而来，机遇、宝贵资源、权力、特权以及责任也被不平等地分配着。
更具体地说，里斯曼的微观结构理论建议，绝大多数男女之间的差异产生于不同的经历、机遇、所接触的社会网络与交互作用之力量。但是，她在研究中也发现双亲行为不一定与社会性别相关连。而康纳尔另外发展了一个概念框架来研究男性气质和同性恋现象的变化，他集中研究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性别秩序（Gender Order）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动力。对他来说，社会性别次序，是支配与被支配、建立霸权与抵制这种做法等关系运作的场所。
4. 强调过程的社会性别化观（Gendering as a Process）：虽然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社会性别关系的动态性，但研究社会性别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不时地被批评为过于稳定。韦斯特和齐默尔曼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给社会性别的构成增添了过程的维度。她们把社会性别重新界定为：在特定场景里通过社会的相互交往塑造成的。一旦“差异”在创造社会性别时建构起来，这种差异就被用来强化社会性别所谓的“本质”，在社会性别行为中进一步表现出来，并合法化地作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
但是，韦斯特和齐默尔曼与韦斯特和芬斯特梅克（West & Fenstermaker，1995）的基于这种方法的理论讨论，趋向于较多地注意作为交往过程的社会性别化，而较少令人信服地论证社会性别化的过程是如何具体而复杂地同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而里斯曼和康纳尔的研究，则提供了对社会性别关系体系的动态和结构上的较好的理解。
本书第三部分的所有文章都谈到，如何界定和重新界定性和社会性别对于通过研究、教学、制定政策和集体行为来引发社会变化具有深刻的意义。改造知识是社会变化的主要推进器。斯泰西和索恩的文章尤其发人深省。自1985年以来，这篇论文促使我在学术上不断地进行反省。最近，我编辑了两本书——《妇女、家庭和政策：一个全球的视角》（同Catherine White Berheide合编，1994年出版）和《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同结异响》（同Doris Wilkinson和Maxine Beca Zinn合编，1996年出版）。
这两本书就是我与其他/她学术同行联合起来努力回应斯泰西和索恩的挑战的结果。但是，只把社会性别概念化是不够的；把社会性别理论化才是至关重要的。实现斯泰西和索恩展望的社会学思维规范的转移，需要作更多的批判、争辩和严谨的思考，要把社会性别同个人与社会结构、自我与他/她者、传记与历史、理论与研究、思想与实践等联系起来研究；而且，所有这些分析都应当既在微观又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
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对社会性别理论化具有深远意义的、力图改变思维规范的尝试。
第一种尝试是把社会性别看成多重性的统治制度的一个方面。社会性别是多种关系体制和变量交织在一起形成的。这些变量，诸如种族、族裔、阶级、年龄、性倾向、残疾与国籍，是形成压迫与支配制度的各种独特的层面（Andersen & Collins，1995；Baca Zinn & Dill，1994；Brewer，1993；Chow et al.1996；Collins，1991；Dill，1979；King，1988）。
正如科林斯（Collins，1991，P.222）所宣称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抚育了本质上的思维规范的转变，这种转变拒绝对压迫的加法（Additive）方式”，而且赞同研究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相关性。这种方法不再以社会性别作为切入点，而是置社会性别于其他形式的差异之中，强调所有这些差异构成了统治的基础。
1979年，我做了两个联邦赞助的关于美国亚裔妇女的文化适应和职业成就的项目。就在那一年，作为美利坚大学第一个西班牙裔、亚裔和印地安人的暑期学校的协调人和教员，我开始研究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的交叉互动（intersection）作用。1983年，作为一名教员和团体领导，我参加了墨菲斯州立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关于有色妇女的教学、研究和写作的暑期班。这次暑期班对我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的]三重概念的理论思索大有益处。其他有色妇女成员的智识远见和政治承诺给我很大的启发。
在她们的激励下，我写出了《美国亚裔妇女社会性别意识的发展》一文，并于1987年在《社会性别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从此以后，我做了一些有关种族、阶级、社会性别交叉影响的项目，并撰写了有关的论著。在我最近出版的书中，我已不再把社会性别看成范畴，而把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概念化成社会组织和人类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模式和影响社会结构与各种男女生活经验的涵义系统。
2017年1月11日，美国候任运输部长赵小兰出席美国会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图为赵小兰在听证会现场。2017年1月31日，赵小兰宣誓就职美国第十八任交通部长，这是她第二次出任美国内阁部长。媒体称，她的上任标志着美国社会正在逐渐打破对华裔女性的传统认知。[图源：chinaqw]
第二个尝试是韦斯特和齐默尔曼（1995）接受挑战使用民族志的方法把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理论化，进而把“行动着的社会性别”扩展为“行动着的差异”。她们所形成的三维理论与加法方式和交互作用（Interactive）方式的模型不同。韦斯特和齐默尔曼通过“行动着的差异”这一概念，对种族、阶级、社会性别的关系重新予以界定。她们认为，“行动着的差异”是持续进行的相互作用和机制化的结果，它导致了多种形式的统治。无论是这种观点的赞同者或是反对者，都从中受到了启发，对理论作出重新思考。
康纳尔进一步把性观念性行为（Sexuality）带回了社会性别的分析中，并把它看成是产生差异的关键场所。这种观点没有把社会性别的重要性非中心化，而是加强了它的概念之复杂性、流动性，使其与理解妇女和男人中的差别以及形形色色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产生关联。
最近，洛伯（1994）进行了创建另一种新思维范例的尝试。她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属性或人际关系。洛伯强调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结构，把社会性别看成“一种机制，它树立对个人的社会期望的形式，排列日常生活的社会程序。这种机制被建造在社会的主要组织里，比如经济、意识形态、家庭、政治等，而社会性别本身亦自成一体，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
斯泰西和索恩在回顾她们的第一篇讨论为什么在社会学里尚未发生革命的文章时承认，现在看起来，她们在1985年使用的比较报告卡（Report Card）的方法似乎有缺陷。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是“跨学科的”，融会贯通研究领域各分支的，在智力劳动的分工中，运用不同的方法，设计、生产、组织适合的学术原则、范畴和运作。
斯泰西和索恩谨慎地总结道，女性主义对社会学有着巨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还不能同革命相提并论。虽然她们对前景的展望相当悲观，但在过去的十年，她们批判性的洞察力和对社会学的指控激发了不少反响。仅举几例，重新思考家庭和工作（Hochschild，1983，1989；Kanter，1977b；Jones，1985），发展与经济（Blumberg，1991），组织（Acker，1990；Kanter，1990；Kater，1977a；Ferree & Martin，1995），妇女与人权（Bunche，1990，1995），男性气质（Brod & Kaufman，1994；Connell，1987），社会性别化的国家理论（Connell，1990；Mackinnon，1982，1983 & 1989）等尖端学术问题与著作，使知识的疆界跨越了学科的界限。
如果说这些著作以及[上面提到的]最近对社会性别的三种重新界定和尝试仅产生了一些影响，这实在是低估了它们的作用。因为，目前对它们在学术上的含义及实用性仍在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评估。智力劳动是一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持续性革命。
我在1995年参加非政府组织（NGO）的妇女论坛，和代表“为社会中妇女的社会学家”（SWS）这一组织作为第四次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NG0的官方观察员的经历，使我在智识和政治上大开眼界。在北京，我目睹了关于在联合国妇女大会准备《行动纲领》文件时使用社会性别一词的争辩。
它反映了围绕着是以妇女还是以社会性别为关注点、如何界定性和社会性别的持续性争执。当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地联系着的时候，社会学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也需要全球化。美国社会学不是无所不包的，它只是一个特别的观察镜，观察在不断变化中的世界里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结构性不平等的种种体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 Mackinnon，1982）指出，性和社会性别是一个世界性的男人统治女人的制度，通过性/社会性别系统去控制性观念、性行为和生育。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1996b）中论证道，通过理论、研究、教学和实践来改造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家能够在对社会性别理解的全球化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像斯泰西和索恩（1985）所期望的那样，在社会学学科中促生女性主义革命，我们需要把第三世界的视角包括进全球的女性主义思考，融入进社会性别的分析，扩展女性主义的话语，来探求一个跨学科的、可能出现的思维范例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是全球性的和社会历史性的。
【哲学传播×百大up主计划向你发送了一封邀请函】
【了解更多，请点击下方图片】
读了好文，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