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85硕士，996战士，突然想回家种红薯了。
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
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
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
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
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分享了他的心声 ：
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
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受罪，怎么可能被耶鲁录取？”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
《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
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
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更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原本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
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因为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似乎浑身上下洋溢着自信，但这种自信正遭到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
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
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
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
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eumann）曾经披露：
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
有一位学生，优秀、合群，之后却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
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
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
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 ：“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如今也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
我的一位学生，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我知道，他并非真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那些怀着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之心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学生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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