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许多学生看起来“既抑郁又快乐”？
原编者按：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小书。一部面向当下的反思性著作。
马克·费舍 (Mark Fisher，1968—2017)，网名K-punk，英国作家、乐评人，互联网上活跃的思想家，近乎实时地记录了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出版，与在媒体遇冷、形成剧烈反差的是，在学生群体引发高度热议，成为青年一代的口袋书。《纽约客》《卫报》等知名媒体随后几年也纷纷刊发书评，知名书影音网站Goodreads上累计收获3万人4.23分（5分制）。
它由一组关于社会文化的观察性描述，个人的反思、回忆组成。从学生的“倦怠无聊的脸上”，费舍发现作为数字切片的年轻一代，在娱乐矩阵中沉迷上瘾；在电影《盗火线》《教父》中，发现后福特主义——组织只以利益联结，丧失了教父时代对地方和社群的依恋……在电视综艺中，他发现了遵循享乐原则的媒体，正如投喂我们的保姆，它只告诉观众“感觉和情绪”，媒体场上充斥着自我主义者……
一部围绕真问题、真经历的才华横溢之作，犀利剖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个体的痛苦与困惑，对“现行社会经济秩序”来了直击入心的一剑。
（本文转载自“南京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反身性无能与止动
马克·费舍
我遇到的许多青少年学生看起来处于一种我所谓的“抑郁的快乐”状态。抑郁通常被归为一种快乐缺失状态，但我所说的状况，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处于这种状况的人会觉得“缺了什么”——但不理解这个神秘、缺失的乐子只能在快乐原则之外获得。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学生的结构位置不明确造成的后果，他们搁浅在作为“规训制度的主体”的旧角色和作为“服务的消费者”的新身份之间。德勒兹在其至关重要的文章《关于控制社会的后记》中区分了福柯描述的规训社会和新的控制社会。规训社会是围绕工厂、学校和监狱的封闭空间组织起来的，而在控制社会中，所有制度都内嵌于一个分散的公司。
德勒兹正确地指出卡夫卡是控制社会独有的权力的先知，这种权力是分散的、控制论式的。在《审判》中，卡夫卡区分了被告可获得的两类无罪开释。彻底宣判无罪如果在过去尚可能（“我们只有在关于古代案件的传奇描述中找到无罪释放的例子。”），如今也不再可能了。因此，剩下的两个选项是：1.“诡称宣判无罪”，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所有的意图和目的上都被宣判无罪，但可能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刻面临全部指控；2.“无限期延缓”，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参与（他们希望是无限）延长的法律争辩过程，这样，可怕的最终判决就不太可能到来。
德勒兹说，卡夫卡描述的、福柯和巴勒斯也描述过的控制社会正是通过无限期延缓来运作：教育是一种终身学习……你只要还在工作就得继续接受的培训……你带回家的工作……在家工作，以工作为家。这种“无限”模式的权力带来的后果，是内部的管辖接替了外部的监控。只有在你与之共谋的情况下，控制才起作用。因此也就有了巴勒斯笔下的“控制成瘾者”的形象：沉迷于控制，同时不可避免地被控制接管、附身的人。
奥逊·威尔斯电影《审判》剧照
走进我任教的学院的几乎任何一间课堂，你马上就会意识到，你处在一个后规训框架之中。福柯花了很大力气来列举权力通过强迫人们摆出严格的身体姿势来建立规训的方式。但在我们学院的课堂上，你会发现学生趴在桌子上，几乎一刻也不停地说话，不断地吃零食（有时甚至还会吃正餐）。以往对时间的规训性切分正在失效。控制的技术及其永恒消费、持续发展的系统侵蚀了监狱式的规训制度。
学院的资金来源系统意味着，它确实不能开除学生，就算它想。学院能拿到多少资源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达到成绩（考试结果）、出勤率和学生留存率方面的指标。这种市场规则和官僚系统定义的“目标”的结合，是如今管制公共服务的“市场斯大林主义”方案的典型特征。有效规训系统的缺乏，没有得到最起码的补偿——学生的自觉性并没有提高。学生意识到，就算他们连续缺席好几个星期，并且/或者不完成任何功课，他们也不会面临任何实质性的处罚。面对这样的自由，他们通常不会有别的追求，而只会陷入快乐（或缺乏快乐）的倦怠：迷迷糊糊，在电子游戏、通宵达旦的电视和大麻带来的舒适中忘记忧愁。
要求学生阅读一两句话以上的内容，很多人——我要提醒你，这些可都是达到中等教育高级水平的学生——就会抗议说他们做不到。教师最经常听到的抱怨是太无聊了。这里，被认为“无聊”的，与其说是书面材料的内容，不如说是阅读活动本身。这里，我们面对的不只是由来已久的懒散，更是后读写时代“太过迷醉以至于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新肉体”和正在衰亡的规训系统的限制、集中注意力的逻辑之间的不匹配。无聊仅仅意味着脱离了短信、YouTube和快餐的交际感官刺激矩阵；被短暂地剥夺了源源不断的、对需求的甜蜜满足。一些学生想要理解尼采，就像想吃汉堡一样；他们不能理解——而消费者系统又鼓励了这种误解——的是，难啃的、晦涩的正是尼采。
举个例子：我曾质问一名学生为什么总在课堂上戴耳机。他回答说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又没有播放音乐。在另一节课上，他没戴耳机，但耳机里小声地播放着音乐。在我让他关掉的时候，他回答说为什么要关呢，他甚至都听不到。为什么戴着耳机又不播放音乐，不戴耳机又要播放音乐呢？因为耳机在耳边或知道音乐在播放（就算听不到）确保了矩阵还在那里，触手可及。而且，作为交互被动性的一个典型案例，只要音乐还在放，就算他听不到，播放器也能继续代表他享受音乐。在这里，戴耳机很重要。流行音乐带给人的体验，不是作为某种能够影响公共空间的东西，而是一种向私人的“俄狄播斯”(OedIpod，恋播放器)的消费者极乐的退却，一种对“社会”的筑墙抵御。
被吸进娱乐矩阵的后果，是焦躁不安的交互被动性，一种在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专注上的无能。学生不能把当前的缺乏专注和未来的失败关联起来，不能把时间综合为任何连贯的叙事——这个症状反映的不只是消极怠工。事实上，它怪异地让人想起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的分析。詹姆逊说拉康的精神分裂理论为理解在新兴娱乐产业复合体面前主体性的支离破碎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美学模型”。詹姆逊总结说：“随着意指链的瓦解，拉康式的精神分裂被化约为一种对纯粹物质能指——或者换句话说，一系列纯粹而无关联的时间中的当下——的体验。”詹姆逊在20世纪80年代写下这些话，我的大多数学生就出生在那个时代。如今，我们在课堂上面对的，是在非历史、反记忆的瞬变文化中长大的一代，对他们来说，时间永远是已经切好的数字切片。
如果说被规训的形象是工人犯人，那么被控制的形象就是负债者上瘾者。赛博资本通过使用户上瘾来运作。在《神经漫游者》中，威廉·吉布森让凯斯和其他赛博牛仔在脱离矩阵时产生皮肤下有虫子蠕动的恍惚感。（显然，凯斯嗑药的习惯就是对一种更加抽象的瘾的替代。）如果说像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样的状况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它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病态：是被连接进超媒体消费者文化的娱乐控制回路中的后果。类似地，在许多场合下，所谓的阅读障碍实际上是一种后阅读。青少年无须阅读就可以非常有效地处理资本的图像密集数据——要浏览网络手机杂志的信息平台，会看标语就够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论证说：“写作从来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电子语言不需要语音或文字；数据处理也不靠说或写。”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的生意人有阅读障碍。（但他们后阅读的效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还是后果？）
如今，教师承担着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要在晚期资本主义消费者的后读写主体性和规训制度的要求（诸如通过考试等要求）之间斡旋。在这个层面上，教育绝非高居安然隔绝于“真实世界”的象牙塔，相反，它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场域的各种矛盾，再生产社会现实的引擎室。教师被困于诱导者招待者和规训者权威这两个身份之间。教师想帮学生通过考试；他们则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人物，让我们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被学生当作权威人物来召唤的教师加剧了“无聊”，因为权威位置发布的一切都先验地无聊。讽刺的是，在规训结构于制度中瓦解之时，人们比以往更严格要求教育者来扮演规训者的角色。随着家庭被要求父母双方都出去工作的资本主义压垮，如今，教师越来越需要扮演代理家长的角色，向学生灌输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并给在某些情况下只在最低限度上社会化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情感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对我教的每一个学生来说，并没有任何法律逼他们来上学。他们想走就可以走。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工作机会，再加上英国政府见利忘义的鼓励，学院看起来是更容易也更安全的选项。德勒兹说控制社会基于债而非封闭；但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教育系统既让学生负债又把学生关了起来。这个逻辑坚决要求你为针对你自己的剥削付钱——负债读书，然后你就能找到你16岁时辍学就能找到的低薪又无前途的工作……
詹姆逊说：“时间性的崩溃，突然把时间的‘当下’从一切可以使它聚焦、把它变成实践空间的活动和意向中释放出来。”但怀念旧的实践运作的语境是无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学生最终并不构成一个能够取代英国式反身性无能的选择。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人》会嘲笑法国反对资本主义，这并不出奇，但它对法国的“止动”的挖苦确有道理。“诚然，最近抗议的学生看起来认为他们是在重演其父辈对夏尔·戴高乐发起的1968年5月事件”，在2006年3月30日的封面文章中，《经济学人》写道：他们借用了它的口号（“鹅卵石下是海滩！”）并劫持了它的符号（索邦大学）。在这个层面上，这次反抗看起来是[2005年]促使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郊区骚乱的自然延续。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底层少数族群反抗排除他们的系统。然而，最近的抗议运动的显著特点却是，这一次，反抗的势力站在保守主义那边。
和郊区的骚乱青年不一样，学生和公共部门工会的目标是阻止变革，让法国保持原样。令人震惊的是，许多止动者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另一个以“68”继承人自居的群体相反。这个群体由像乔治·索罗斯和比尔·盖茨那样的人构成，他们把贪婪的逐利和充满生态关怀、社会责任的花言巧语结合到一起。除关心社会，他们还相信，应该按照“聪明”概念，把工作实践（后）现代化。就像齐泽克解释的那样：聪明意味着动态和游牧，反对集中化的官僚制；相信对话和合作，反对权威；相信灵活性，反对例程；相信文化和知识，反对工业生产；相信自发的互动和自生，反对固定的等级结构。综上所述，止动者及其含蓄的让步（资本主义只能抵抗，没法克服）和比尔·盖茨一派（他们坚持必须用慈善来弥补资本主义不道德的过度）说明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怎样限制当前的政治可能性的。止动者保持了“68”风格的抗议形式却以抵抗变革的名义，而比尔·盖茨一派则积极拥抱“新”。齐泽克正确地指出，比尔·盖茨一派并非对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进展的纠正，相反，它构成了如今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正是后福特主义控制社会中管理的特征。但问题在于，一切对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反对，都有自我挫败的风险，因为要求非灵活性和集中化的呼声，至少可以说，不是那么地振奋人心。
无论如何，左翼没法也不应该团结起来抵抗“新”。资本在怎样分化劳动力上花了很大心思；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充分思考如何应对以下问题：在后福特主义状况下，可以用什么战略来对抗资本；可以引入什么新语言来应对那些状况等。就资本主义对“新”的挪用提出异议很重要，但我们不可能通过适应我们所处的状况来夺回“新”。就适应而言，我们已经做得太好了；“成功适应”正是管理主义善用的经典策略。
本文出处：马克·费舍著，王立秋译，《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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