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感谢特朗普，中国更强大了，美国更烂了

小编注：本文是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Thomas L.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留学字典》翻译编辑。

当我观看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场总统竞选辩论时，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种幻觉：中国人一定也聚集在一起观看这场辩论，每当特朗普说了一些不靠谱的话，中国人都会大笑着喝一杯威士忌。不用半小时，看辩论的中国人都喝的酩酊大醉了。

怎么会没有这种可能呢？中国人看到了一些他们之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一个语无伦次的美国总统，在镜头里不断失控的滑稽动作。特朗普把自己急于留任的心态表现的一览无余，因为未能连任可能意味着对他的起诉、羞辱和清算。

也难怪中国人幸灾乐祸！一场始于武汉、已在中国得到遏制的疫情，目前仍在美国民众中肆虐。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新冠疫情本应该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最后却变成了是西方国家的“滑铁卢”。这就是约翰·米克尔斯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在他们的新书《警醒：为什么疫情暴露了西方的弱点以及如何修复它》中提出的论点。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每10万人中就有65.74人死于新冠病毒，截止目前总计死亡人数约为21.6万人。而中国每10万人中仅有0.34人死于新冠病毒，总计死亡4750人。你可以怀疑中国的数据，但是中国的死亡数据即使翻几倍，中国在保护人民方面还是做的远远比比美国好得多。

事实上，本月初，在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白宫成为超级传播场所、数百万美国人不敢送孩子上学的之际，中国的本地传播几乎为零，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涌向汽车站、火车站和机场，前往全国各地欢度国庆假日。

与此同时，人民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10月1日，彭博社报道称，“人民币在经历了12年来最好的季度后，正作为一个避风港受到全球关注。”而中国9月份的进出口额双双飙升。

这种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本应该出现在美国！

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总编辑米克勒特瓦特（Micklethwait）告诉我：“我们认为，至少相对而言，西方政府的巅峰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正忙着将人送上月球，中国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另外，“那是最后一次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信任他们的政府。”

但是，《经济学人》的政治编辑伍尔德里奇补充道，今天我们将走向“历史的全面逆转，这段历史始于500年前，当时中国同样遥遥领先——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政府。我们忘记了中国以前的辉煌，但是中国没有。今年可能是亚洲重获500年前领先地位的关键一年，除非西方国家醒悟过来。”

面对当下的疫情，美国如果真的要想恢复元气，就需要制定一项应对新冠疫情的国家计划。中国就做的很好：它部署了它的威权监控系统的所有工具，用来追踪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并控制其传播。中国的一些面部识别技术非常好，你甚至不用摘下口罩，扫描你的眼睛和上鼻子就可以了。

美国无法采用这种策略，美国的政府系统和中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民主系统却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达到和中国一样的疫情管控效果。

这才是令人沮丧的！

美国在近代史上曾与一些国家对峙——二战中的日本和德国，冷战时期的朝鲜和苏联。战争开始时他们总是有一个优势：他们可以通过强大的政府系统，命令他们的社会自上而下做事。但从长远来看，美国总是胜利的，因为虽然我们通常对战争毫无准备，起步缓慢，但我们总是很快适应，并团结起来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这次，美国却未能齐心协力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

今年3月28日，面对新冠疫情在美国的扩散，特朗普宣布“我们的国家正与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交战”，他发誓要召唤“美国民族的全部力量”来击败它。但他却没有这样去做。除了卫生工作者之外，公众团结和战时愿意牺牲的行为很少或很快就消失了。

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民主国家没有能力有效管控疫情——韩国、日本、新西兰的表现都比我们好得多。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美国有着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高度分散的地方-州-联邦权力分享系统、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分裂的政治体、一直致力于削弱华盛顿政府力量的共和党；同时很多人美国人热衷于从社交网络上得到消息，社交媒体的传播放大了阴谋论，破坏了真相和信任。

最要命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位总统，他连任的政治策略是分裂我们，摧毁信任，摧毁真相，并宣布任何与他的目标不符的新闻都是“假的”。没有对疫情真相和科学管控的信任，才导致美国今天的局面。

美国上一次流行病大爆发实在1918年，当时许多美国人并不介意戴口罩——你去看看以前的照片就知道——因为当时的美国领导人要求民众这样做，并以身作则。但这一次，美国总统没有用事实为根基获得美国人的信任，同时还无视病毒的威胁并嘲笑戴口罩的人。所以，很多美国人都不信任他。

作为结果，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居然无法理性地讨论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公共卫生专家大卫·卡茨博士在《泰晤士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和三月份对我的采访中指出，我们需要一个平衡挽救大多数患者生命和维护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国家计划。如果我们只专注于拯救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将因此失去工作、储蓄和企业，造成数百万人的绝望境地。如果我们只专注于保住每一份工作而不顾疫情，那会无情地造成很多人被新冠疫情感染而死亡。

卡茨博士主张采取“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的策略来保护老年人和最易受伤害的人。当年轻和健康的人逐渐回到工作岗位上时，他们很可能会逐渐或轻微地感染冠状病毒，并让他们保持经济活力，在我们等待疫苗的时候建立一些自然的群体免疫力。

不幸的是，我们永远无法对这种策略进行理智、冷静的讨论。卡茨博士说，从右翼分子来看，我们甚至因为做了最简单的事情——比如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而受到蔑视。美国左派的社会担当似乎要大得多，但却将疫情中有关经济权衡的任何讨论视为不道德的行为，“把任何允许任何死亡的政策视为一种社会病态行为”。这就是美国当下的分裂局面。

今天困扰美国的种种并不是靠新冠疫苗能够解决的。我们失去了对彼此和我们政府的信任，失去了对真相的基本认识——所有这些都是共同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所必需的。这种信任我们在以前的战争中有过，但今天面对新冠疫情却荡然无存。

我相信乔·拜登是由民主党提名的，而且很有可能获胜，因为大量美国人直觉认为，我们对不团结的现状感到厌恶，拜登可能会开始扭转这种局面。拜登的胜利不足以使美国在政治上和实际上恢复到健康生态，但这是必要的。

同时，希望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不要现在趁机攻打我们，美国已经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注：本文为由本号原创翻译整理，原载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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