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海峰：科举虽已成为历史，但考试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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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教授
一、为科举平反：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
学人：“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刘海峰，《中国科举史》后记）您并不认同对科举制过于消极的评价，也用到了 “平反”这个词，加诸科举制之上的诸多“恶谥”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呢？
刘海峰：科举是中国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制度。由于历史悠久、制度复杂、利弊明显、影响重大，历来都有不少人评价科举，而且对其评价反差很大，甚至有激烈的争论。到清末为了废科举，对科举制进行了激愤的完全否定，难免以偏概全，而后人们对科举多数留下了坏印象，至今许多人对科举仍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废科举似乎就是对科举盖棺论定，科举的“恶谥”就是从清末批判科举的人士那里来的。此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
由于长期对科举制进行片面的、妖魔化的宣传，使很多根本不了解科举制的人在认识它之前就留下了坏印象。因为认定科举很坏，20世纪曾经出现了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办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言论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因为科举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所以需要平反，需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并非一时兴起或突发奇想，我自己对科举制看法的转变是渐进的，但也是一贯的、全面的。对科举用“平反”一词并非我的首创，我只是将各种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此说罢了。以往许多学者发表不少肯定科举的言论，或者提出为科举的某一方面平反，实际上也都是旁敲侧击地阐述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但还没人敢直截了当地声称“为科举制平反”。我之所以有勇气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平反，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各学科的学者发出的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觉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认识存在着大量的误区，亟需正本清源。既然掌握了充分的根据，在科举学研究风会磅礴郁积之后，在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的时候，便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
学人：不同于专业学术研究，一般民众对科举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范进中举》《孔乙己》等经典课文，由此形成了对科举制戕害读书人的相对负面的印象。面对科举研究的新进展，官方教材中似乎并没能及时吸纳？专业研究者又可以做些什么来纠正这种偏见呢？
刘海峰：只要上过中学的中国人，大概都知道范进和孔乙己，许多人以为科举只会造就这类可怜和寒酸的读书人。有不少文章还谈到范进的“悲剧命运”，甚至进而说范进代表的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范进中举漫画
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其实，“范进”是一个寒门出贵子的典型，是通过考试彻底改变命运的文学典型，比当今在工地搬砖的青年学子考上清华大学更具有励志的意义，因为范进改变命运的幅度要大的多。原来家徒四壁的范进实现了底层平民的逆袭，实现了巨大的社会阶层流动，范进中举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而恰恰是古代“高考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
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科举学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中国学术界早都开始了为科举制平反的思潮，从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开始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中国逐渐进入一个理性评价科举、重新认识科举的时代。然而，官方教材中还没有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吸纳进去，这需要一个过程。经历过以往中学语文教材中《范进中举》《孔乙己》及长期片面批判科举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要改变一般人对科举的偏见不容易，还需要做许多宣传工作，包括让教材编纂者意识到不能继续贬低科举，继续贬损选拔出1300年间我们民族大部分精英的考试制度。为科举平反和正名，消除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只要用事实说话，让史实说话，我相信迟早能逐渐纠正人们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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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科举考试消融了社会阶级，使天下读书人得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机会，也使统治者可得天下英才、不必担心有一个孤立于他的巨大社会阶级存在，我们可以视其为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双赢”么？有观点认为科举制窒息了整个社会的其他“职业可能”，您怎么看？
刘海峰：科举之所以能够消融社会阶级，是因为采用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机制，打破世袭和门阀制度，将参政权向平民开放，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是平民百姓的出头天。如果说贡院犹如考试地狱的话，那也是通向古代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些格言反映的都是科举时代平民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期盼与史实。范进中举的故事确实生动地描写了科举时代某些文人的可笑之处，但很少人意识到它同时也反映出“中举效应”的积极方面，即经过苦读可能出头，可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走出社会底层。古代社会很少有机会能够让人通过个人奋斗而跻身主流社会，读书应举便是难得的一个途径。
在前科举时代，寒士几乎没有出头的机会。西晋时著名文学家左思的《咏史》诗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形象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实际。而到科举时代，情况则大为不同。颜元曾说：“家贫、亲老，宜作时文以便砚食；”章学诚也说过：“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此类说法典型地反映出陷入贫穷状态的书生指望靠科举改变命运的心理和希冀，也充分反映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事实。
“牢笼英才，驱策志士”是科举制的政治功用之一，即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政权向社会开放，使选才范围空前扩大，扩大了统治基础。能够将社会下层的能人志士网罗进政府中去，既能树立政府的开明形象，又可以消弭社会上的反抗力量。当然，唐末、北宋、明末、清末时都有一些落第举子的反叛行为，但总体而言，科举时代多数士人都服膺于科举制度，所谓“国家以科名奔走天下士”（徐珂：《清稗类钞》第2册“考试类”），便反映了科举制的政治用意。同时，宋末、金末、元末出现众多死节进士，也说明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往往具有精忠报国的精神。史载宋太宗继位后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宋史》卷155《选举志》）科举制的目的是选拔政治人才或从政人才，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科举制的目的是基本上达到了。士人通过科举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君主通过科举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应该说是中国古代君主制下的“双赢”。
在一定程度上，科举是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其他“职业可能”。科举取士目的在于选拔少量的治国精英，却造就了许多除了举业之外一无所长的儒生。尤其是明清两代考八股文，当士子将才思过度集中于做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文字游戏时候，自然无心也无暇顾及其他学问和营生。不过我们也要意识到，即使没有科举，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例如元代有相当长时期未实行科举制，“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戴表元：《剡源集》卷八《陈无逸诗序》）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科举制的轨道之后，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书画等方面。明清时期许多落第举子转而教馆，或者从事医学，一般并不会将精力转移到科技方面去，这是中国古代重治术而轻技术、重道轻器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二、科举研究：科举学必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
学人：一直有呼声将科举制及科举文化遗产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今天也留有很多这方面的实物资料，如贡院、考卷、名录等，您也担任着科举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您是否支持科举制度申遗？（如果是的话，您认为科举制度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是什么？）今天的研究者对科举史料文物的利用是否有什么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刘海峰：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传统考试制度。科举制及其衍生的科举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重大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文化遗产。科举文化遗存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是稀有的、不可再生的、具有特殊传世价值、濒临消失并急需保护的遗产。凡推荐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其申报者必须符合WHC-UNESCO规定的一项或几项标准方可获得批准，其中第3项是“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而科举文化遗存便非常符合这一标准。现存科举建筑从童生试、乡试、会试到殿试建筑具有其完整性，“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科举文化遗存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江南贡院 图源网络
2016年2月，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会议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中国科举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研讨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原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希清、李世愉，以及我本人，副秘书长李兵，还有江苏省文物局、文化厅、秦淮区方面的代表出席了研讨会，初步讨论了科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行性、科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与分工等。
将科举文化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也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申遗有两个关键点，一是真实性，二是完整性。能够用于申遗的主要是有形的科举文化遗存，尤其是科举建筑。关于科举文化遗存的真实性，要求是科举时代留存下来的传统建筑而非假古董。而关于完整性，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种是一处科举建筑的完整性，另一种是从童生试、乡试、会试到殿试建筑的完整性。第一种整个科举考场的完整性，只有明清两代举行殿试的故宫太和殿、保和殿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包括太和殿、保和殿在内的故宫早已整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他省级乡试贡院根本不可能完整保存下来。因此，科举建筑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第二种完整性，即从童生试、乡试、会试到殿试建筑的完整性。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工程，工作量很大，而且竞争非常激烈，需要多方面人士共襄盛举，拿出具体方案，或者联合韩国、越南的科举文化遗存一起申遗，才有可能完成。虽然曾经对中国、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重大作用的科举制已经在中国和东亚国家中消失，但我相信，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要持续推动科举申遗工作，能为已消逝的科举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的科举文化遗存，迟早必将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今天的研究者对科举史料文物的利用方面，我觉得应充分利用大量新印的科举文献。由于过去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科举，这些科举文献还有许多是处于原生态，从来还没有人去触碰过。解脱“科举很坏”的思维定势，可以发现许多新东西。另外，现在还有大量的科举文物遗存，研究者应该多看看那些科举文物。触摸科举线装书，你甚至可能还能感受到科举人物或举子的手泽和体温，这对认识科举、感悟科举时代很有好处。
学人：何炳棣在《明清制度史论》中运用了大量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科举，而科举学之下也有不少子类，如科举地理学、科举文献学、科举人口学等，您对今天的科举学研究有什么看法，如何看待其下属的细分类别呢？
刘海峰：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一书为科举研究的经典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曾在各种论著中将其介绍给大陆学者。该书早已有日、韩、意大利文等译本，但长时间无中译本。何炳棣先生“无暇学习利用”电子邮件，2007年2月，我曾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杜祖贻先生转寄一封信及拙著《科举学导论》给何先生，说我很想找本所合适学者，根据该书主题，以《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为书名，将其译成中文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4月3日，何炳棣先生通过传真给我回信说：“捧读尊著之后，欣然祈愿授权足下在祖国大陆翻译出版。但有一事或言之过早：如尊所所译优越，有俾国内读者，进一步再出繁体字版，是否可授权中华书局？因该局与我两年前已约定凡拙著之中译及以中文撰著之所有论文，均由该局重刊。换言之，该局早已认为拙著具有较永久之学术价值足以传世。再，惊（欣）悉韩译拙著廿年前（1987）已由东国大学出版部出版。此事我毫无所知如此之久，其咎似在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我年迈、事多，研撰不辍，与韩国文化界又从无交往，能否拜托足下劝促东国出版社赠我两三本，由先生转致？如韩方小器，能否由先生先代购，然后由我偿还书邮诸款？”
我随后回复传真信件，感谢何炳棣先生俯允授予在下大陆地区翻译版权，认为《明清社会史论》由明史专家徐泓先生翻译，水平当属上乘，大陆估计很难找到比其更具备相关历史知识的翻译者。与该书授权中译已三十年而令人深感意外一样，韩文译本出版二十年而作者一无所知，亦令人大感意外，确属出版社的责任。在下将尽力请韩国朋友帮助联络东国大学校出版部寄送样书，或代购该书。后来我请成均馆大学的河元洙教授代购，结果他购买寄赠两本给我，我也转赠何炳棣先生，完成心愿。
何炳棣先生的著作是利用科举文献来研究社会流动，或者说是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研究科举。科举社会是科举学下的一个子类，科举学之下有许多分支内容，我在《科举学导论》中都以“论”称之，如科举社会论、科举教育论、科举文献论之类。陕西师范大学的冯用军教授研究科举学，则多以“学”称这些分支，如“科举社会学”“科举法学”“科举政治学”“科举文化学”等。科举学之下的分支中有些是肯定可以称之为“学”的，例如科举文学、科举文献学、科举地理学、科举社会学等。但还有许多科举学之下的分支“学”是否都可以成立，我个人认为可能还需斟酌。
学人：您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中认为，科举学在21世纪会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如今的科举学研究发展是否与您当初的设想类似呢？
刘海峰：20世纪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有三门显学，即敦煌学、甲骨学、红学，敦煌学、甲骨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红学则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相比之下，“科举学”古老得多，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自从科举制诞生不久，就开始有人对科举制度和历史进行梳理。从唐代便开始出现的关于进士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成为科举时代科举学的一个重要形式。1905年科举废止后不久，就有人开始研究科举，但是这80年代以前总体而言成果不算多。1992年我正式提出“科举学”的概念，科举研究逐渐走向理论化和系统化。到20世纪末，我预言科举学将成为21世纪的显学。现在21世纪才过了20年，已看出科举学确实会发展成为一门显学。2009年以后，《科举学论丛》集刊每年都会刊发上一年度科举学论著目录。从各年科举学论著目录来看，近十年来，仅中文出版的科举学著作每年大概总有五六十部，发表的论文有五六百篇，确实是琳琅满目，日渐繁盛。
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大学召开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研讨会每年一届甚至一届以上，由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考试管理机构、科举博物馆等主办，至今已开了19届，成为多学科学者互相切磋、交流科举研究成果的平台，是一个影响颇大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尤其是2009第五届在日本札幌由北海道大学主办、2011年第七届由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2019年第十八届在美国由旧金山大学主办，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发起组织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外国和台湾地区的大学愿意接续主办，这很少见。之所以会有外国的大学愿意来主办类似于年会的科举学研讨会，主要是因为科举学具有重要性，又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随着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尤其是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东亚四国学者科举研究交流增加，充分使用以往较少注意的他国科举文献，将会进一步提升科举研究水平。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多数科举文献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而被抛弃，相对曾经存世的数量，现在保存下来的科举文献比例不是很大。但由于从唐到明清1000多年间，科举文献是中国各类出版物中印刷量最大的文献，清代就经常说科举文献“瀚如烟海”“汗牛充栋”，所以现在仍然有巨量的科举文献存世。
萧启庆先生关于刘海峰教授《科举学导论》一书的评论贺卡（刘海峰教授 供图，系首次公开）
新世纪以来，新印了大量科举文献，大部头的如《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460册、《中国科举录汇编》16册、《中国科举录续编》18册、《中国古代闱墨卷汇编》16册、《历代科举文献集成》10册、《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100册、《未刊清代硃卷集成》90册、《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第1辑20册、《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1辑150册……还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收藏的明清稀见科举史料多种，一种都有20册左右。将来还会有许多大部头的科举文献陆续出版。
海量的科举文献是其他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无法相比的，这为科举学走向繁荣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这里只是从科举文献丰富广博的角度来看科举学的发展前景，由于科举学不仅具有广博性，而且具有重要性、现实性和国际性，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学必将日渐成为一门21世纪的显学。
三、科举与高考：科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考试仍然在延续
学人：您同时也研究高考改革，身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听说您还参与了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对高考您应该非常了解。许多人将当今高考与古代科举进行类比，您认为科举与高考有什么异同？
刘海峰：从考试形式和其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以考试成绩作为取舍的依据，只认成绩不认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次，科举与高考都是国家考试，由政府或政府的专业机构举办。都有统一的科目，采用相同的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和形式、统一命题、统一评卷。再次，两种考试都有严密的考试程序，科举考试所实行的编号、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等办法还为现代高考所沿用。科举时代对考试作弊尤其是考官与考生串通作弊惩罚严厉，有些科场案的处理甚至达到残酷的程度。高考试题在考试前属于国家绝密级文件，若泄漏试题也要处于严厉的刑罚。两者都是具有严肃性的国家考试，因而在社会上享有很高信誉。最后，从考试的作用与影响来看，两者也有类似之处。科举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和士子学习的积极性，急剧地扩大了知识分子（士人）阶层，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同时有利于澄清吏治，以任人唯贤取代任人为亲。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个性和求异思维。考试既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了教育的目的，各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片面应试的后果是考什么就学什么，科举考人文知识，强化了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巩固了官本位体制。而现代高考激励青少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奋读书，在选拔人才、振兴科教、发展文化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不过，高考也造成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后果，“唯分数”造成智育一枝独秀，忽视德育、体育和美育，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近视率不断攀升。可以说，科举与高考都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从抽象意义来看，古今两种选拔性考试是同构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举是高考的前身。
纪录片《高三》剧照
然而，高考毕竟不是科举。尽管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还是不可划等号。高考与科举具有以下相异之处。第一，考试目的不同。科举具有教育考试性质，但它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武举除外）。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从政人才，即考选政府官员。高考则是高校新生入学考试制度，考试成功者只是获取高校入学资格而无其他政治待遇。科举时代应举入仕几乎成为读书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出路，中举及第率极低，清代乡试录取率往往仅有1%左右，难怪范进中举会喜极而疯。高考虽也是许多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但现代社会成才途径比古代宽广许多，高考录取率也远比科举及第率高，今年许多省区已超过90%。现代社会的复杂多样，不像古代严格按士农工商分等，因此高考只是高中毕业生的最好选择而非唯一选择。第二，考试内容不同。科举一般只考儒家经典知识和文史辞章，其内容大体不超过人文政法学科知识。高考测试一个人进入高校学习前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考试科目为现代科学、文化的主要分科，内容不仅包含文科而且涵盖自然科学知识。第三，报考条件不同。科举既然是选官，便按官的条件要求应考者。传统社会各级政府中没有女性官员，因此报考者只能是男性；必须身家清白，没有残疾。高考没有性别和残疾的限制。另外，高考的题型、考试模式、评分办法、阅卷手段等等与科举也有不少差异，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科举在整个社会政治和教育结构中的地位远比高考重要。高考指挥的是中小学教育，对高校只起影响作用。科举是当时人文教育的首要内容，是中国帝制时代后期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制约的是当时所有学校，包括近代的京师大学堂和同文馆这样最高层次的学校。所以说，高考与科举既十分相似，又有明显区别。
学人：既然科举与高考有这么多相似之处，那么研究科举应该也可以为高考改革提供一些历史参考吧。您能否谈谈科举研究对高考改革有什么意义，或者说科举学有什么现实性？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的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
科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考试仍然在延续。科举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这是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很不同的地方。漫长的科举历史上积累的经验教训对当今高考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其一是关于考试存废利弊之争。历史上6次有关科举存废之争都发生在帝制时代最高决策层。到底要不要用考试？是考经学还是考文学为好？科举存废之争对我们认识高考利弊存废问题很有价值，甚至当今人们有关高考存废正反两方面的主要论点在科举时代已基本上涉及过。其二是关于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问题），是一个自宋代以后就争论不休的千古难题。考试公平是指完全依据考试成绩来公平录取考生，区域公平是指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落差巨大的国度，这是一个古今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都会遇到的棘手问题，是一个两难问题。由于实行分省定额录取体制，科举时代跨地区报考的“冒籍”现象，与当今“高考移民”如出一辙，研究科举“冒籍”及其封堵措施，显然对防止“高考移民”有借鉴意义。其三是借鉴科举考试的某些防弊措施与考试管理方法，加强当今的考试立法。这点很容易理解，不再展开。其它还有如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演变、命题的发展规律等等，都与现代高考有类似之处，其经验教训都可以为高考改革所参考。
总之，科举研究对推进和完善高考改革很有意义。另一方面，了解高考改革现实对正确认识科举也有一定的作用。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也有利于通古。了解和关注现实考试尤其是高考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科举制度、思想和活动，看待科举就会更深入一些，对古人为什么要长期坚持实行科举制会有“同情之理解”或“理解之同情”。因此，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是相关互动的。
（刘海峰，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排版、编辑：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