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音朝克图 | 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评《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1]
宝音朝克图
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随着相关档案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尤其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西迁新疆察哈尔史研究领域始被学界关注。近二十年虽有研究成果问世，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相关论著实为鲜见。2013年12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社科联研究员加·奥其尔巴特、新疆社科院研究员吐娜及助理研究员苏奎俊、王旭送四位学者所著《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2]（以下简称《西迁史》）。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治学态度，全面系统地展现了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发展的全貌，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马大正先生在该书序文中指出的：这是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标志性成果，具有学术前沿的性质。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四十余万字，除序文、前言、附录、后记外，正文由上下编共25章组成，并配有大量表格以及古今地图和照片等插图。这是作者在其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3]结合学术界相关研究完成的有关西迁察哈尔蒙古综合性研究成果。
首先，《西迁史》研究的时空及领域视野宽阔。时间上，涉及自蒙元时期察哈尔部源流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七百多年漫长岁月。空间上，追寻该部发展轨迹，囊括了漠北到漠南，再到漠西，乃至整个新疆天山南北的广阔地域。内容上，涵盖了察哈尔西迁新疆前后的活动轨迹，具体涉及察哈尔部渊源、清廷筹划察哈尔西迁的经过，及其移驻新疆直至建国前的军政组织、戍边徭役、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历史人物，以及民族关系等军政、社会全方位、多领域的问题。作者对上述领域分门别类，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考察和分析，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得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
《西迁史》课题组成员由新疆土生土长的蒙古学者和汉族学者组成，他们熟悉本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文化。在学术上具备这种先天性优越条件，使他们能够全面、深入地阐释隐含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间艺术、节日文化等文化深层的精髓和内涵。
其次，《西迁史》填补了学界一些空白，一些薄弱环节亦得以充实和完善。比如，作者剖析新疆察哈尔蒙古方言的特点，认为该部在与土尔扈特、厄鲁特等卫拉特蒙古相处的200余年间，“潜移默化中吸收了不少卫拉特土语”，[4]并以词汇、语音、语法等实例揭示二者之间的异同，剖析其语言中所保留的原察哈尔方言的诸多因素，记述了胡都木和托忒两种蒙古文字的使用情况。察哈尔营的社会组织和相关制度一直是西迁察哈尔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西迁史》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察哈尔营从西迁到民国时期被废除期间，其军政制度一直实行总管旗制；通过对乾隆年间察哈尔营所处置的一些大案进行深层解析，确定清代察哈尔营所运用的刑法为《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和《清会典》、《清会典事例》等；此外，作者认为在察哈尔营组编和建旗过程中，以氏族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封建领属关系虽然已大大削弱，但其基层苏木内部仍存在氏族制残余，在此前提下作者首次提出了察哈尔营还存有家奴的现象，并探讨了其来源等相关细节问题。
清代新疆察哈尔营在伊犁戍边期间，其部分官兵也曾携眷从伊犁移驻塔尔巴哈台驻守，在该处形成了由二百余户组成的一个苏木（佐）。《西迁史》利用满文档案对这一苏木的戍边及经营官牧厂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填补了相关空白。此外，相关论著中对察哈尔妇女西迁一事重视不够，该书则对察哈尔妇女西迁前的各项筹备及其行程、迁居新疆后的情况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关新疆察哈尔蒙古族教育和医学史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迄今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为此作者在挖掘和利用仅有的少量文献及回忆录等资料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勾勒出新疆察哈尔蒙古族教育与蒙医发展的历程。
再次，《西迁史》在颇有争论的问题上亦多有创见，有些则可谓一家之言。作者从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相关史料记载[5]和学术界的一些前沿性观点[6]进行梳理和考辨，提出：察哈尔部是蒙古族众多部落中的最大部落，也是带有特殊性质的部落集团，察哈尔部早已打破原有的血缘关系，进而成为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由大小贵族子弟混合组成的部落集团，并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正统”的象征，认为察哈尔部是由达延汗时期的护卫军——中央察哈尔万户沿袭而来，该中央万户的起源可追溯到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大汗的护卫军中央万户，这一看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之前对这一问题的模糊判断或观点。
《西迁史》作者致力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相关文献档案及方志资料的挖掘与研究，除常见的正史、实录、方略、方志、私人著述之外，搜集和利用了大量清代满、蒙文文献档案，以及地方志、回忆录等资料。通过长期、广泛的社会调查和搜集，整理了流传于民间的口传资料。比如，以往学术界对察哈尔部西迁过程只作粗略的叙述，《西迁史》则从西迁兵丁的拣派、出发地点、行进路线等细微问题着手进行具体的研究。学界以往根据清代官方资料认为，当时察哈尔官兵是踊跃报名情愿西迁的，作者经过认真查阅满文档案及留存于当地民间的相关资料发现，清廷派员到察哈尔八旗挨家挨户进行动员，最终只有部分家境贫寒者或单身男子自愿报名，其余兵丁则是被强行调派的；关于西迁的时间、出发地点，《西迁史》指出：西迁人员先后共分三批派出，第一批出发地点在扎噶苏坦湖附近的达兰图鲁（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扎克斯台湖附近）；第二批出发地为济尔噶朗图塔拉（即今正蓝旗境内的赛音呼都嘎牧场吉尔嘎郎图村）；第三批为西迁的察哈尔妇女，其出发地点则在察罕托洛盖驿站附近（即今乌兰察布市化德县东面白山头山附近）。前两批察哈尔西迁兵丁的行进路线大致相同，均穿过蒙古高原进驻伊犁，只是第二批西迁者分为前后两个队伍前行，其前方队伍同于第一批西迁队伍的路线，均绕道在阿尔泰山过冬，而第二批后方队伍所走路线与上述队伍略有不同，是由乌里雅苏台南路台站直赴巴里坤过冬。作者还绘制西迁路线图附于书中。
《西迁史》在察哈尔西迁新疆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方面也有很多创见，认为察哈尔蒙古官兵西迁新疆不仅使自身历史发生了变化，同时对伊犁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还对察哈尔营的屯田事迹作了详细的研究，其耕作、收成、奖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实属首创。此外，作者探讨了察哈尔西迁新疆后的民族关系问题，提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与当地的卫拉特蒙古及汉、满、维吾尔、哈萨克等相邻民族友好相处，进而剖析和揭示了形成这种民族关系的缘由或内在因素。
最后，《西迁史》所依据的史料取自不同民族文字的记载，呈现出厚重扎实的风格，相关史料更多地分散在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少数民族文献档案中。《西迁史》作者中有精通汉文和畏兀体、托忒、西里尔蒙古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者，挖掘和整理了相关珍贵资料和访问录，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新疆蒙古历史档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档案馆藏伊犁行政长公署档案等。这些档案文献弥补了以往史料不足的缺憾，其中多数为鲜为利用的珍贵史料。
总之，《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以广阔的视野，将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驻守新疆这一史实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大局中进行考察和研究，并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分析，进一步拓展了边疆史的研究领域。同时，由于所涉及的时间较长、领域较广，史料分散，所涉问题头绪多而复杂，故仍有待深入和完善的余地。诸如在清代察哈尔营的社会组织、阶级划分、法律制度等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进一步挖掘更多、更系统的一手史料，注重做到宏观上的提炼和理论上的升华，既梳理其历史发展的总体脉络，又解析其内在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批准号：12&ZD146）的成果之一。
[2]该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宣传部2012年文化建设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
[3]加·奥其尔巴特，吐娜著：《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与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
[4]《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9～391页。
[5]参考《蒙古秘史》、《黄金史纲》、《黄史》等蒙文文献，《皇明九边考》、《武备志》等汉文史料。
[6]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编排：宋 俐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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