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山夜话丨乡村是允许人好好吃饭的地方
最近ACDC的收尾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我们正以一种极为佛系的心态看待这件事。疫情现在是个很好用的万能借口,但凡有啥耽误的,大家就说“因为疫情因为疫情”。
上海疫情把两千多万人弄在一起不让动,给了大家一个一起佛系的机会,反正总有些设备是不能到位的,总有些人是不能过来的,那么我们也就乐得在乡村里按照舒舒服服的节奏来。乡村本来就是个想快也快不起来的地方嘛,不然还要住在乡下干什么。
以前在意大利旅行,注意到某些餐厅门口会有个小小蜗牛标志,旁边写着“Slow Food”的字样,觉得是个很好看的设计。
那种餐厅一般看起来就很高级,不记得有进去尝试过。我和太太小郑同学那会儿都是背包客,住着青旅,吃着街头快餐,对于高档生活很不熟悉,走过门口的时候我一般总是在骂骂咧咧。但是,那只蜗牛我是记住了的。
再后来,作为背包客的人生告一段落之后,搬家去了大理,在双廊的一条小巷里又见到了那只蜗牛,是在曾经旅法、后来定居大理的艺术家沈建华先生的白居门口。
说句题外话,沈先生就是在那个院落中创办了双廊白族农民画社,带着一群本地的奶奶嬢嬢们,创作出一大批无比精彩的农民画作品。这件事颇为传奇,后来被沈老师的邻居、电影导演张扬拍成了电影《火山》。
待疫情稍歇,待电影能在院线跟大家见面,欢迎去电影院里捧个场,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了,那只蜗牛。1986年,麦当劳要在奥黛丽·赫本吃过冰淇淋的西班牙台阶附近开分店,惹恼了一个对传统美食有深厚感情的意大利共产党员卡罗·佩特里尼。共产党员的战斗精神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佩特里尼同志于是号召了一群人一起去麦当劳门口阻扰人家的开业典礼。
这件事让他名声鹊起,也成了“慢食运动”的开端。
这个运动有明确的诉求,是要抵制那些全世界走到哪里都要标准化的快餐,抵制那些不需要厨师就敢开餐厅的资本主义生意,而致力于保护和提倡传统的地方美食,鼓励使用本地特有食材的烹饪,鼓励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反对浪费,等等。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些不言而喻的“正确的废话”。
在我们的餐饮鄙视链当中,洋快餐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品种,不值得被当作一个威胁来对待。我们大中华人士当然认为菜是地里拔出来的最好,肉是屠宰场门口的最好,当时当季当地是无可替代的高级。
后来我查了一下慢食运动的资料,发现这个被麦当劳催生的运动后来扩展到了122个国家,拥有800多家分会8万多名会员。其中情绪最激动的显然还数意大利,开设了360个分会,有超过3.5万名会员。
意大利人对于美食的态度我们是很能领会的。在吃饭这件事上难得有什么国家能被我们看得起,意大利算是一个。不过呢,相比于他们,我们的态度要温和得多。
我有个朋友在澳大利亚以工换宿旅行,曾经在一家意大利老板开的披萨餐厅打工,她鲜格格地去问老板如果有客人要在披萨上撒菠萝怎么办,那个意大利胖子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要吃屎我也不会拦着,但是绝对不可以在我这里吃。本人对于这样的态度表示高度赞赏。
在我看来,意大利之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于吃饭这件事的态度普遍不正确,发起一个慢食运动来拯救他们十分必要。
吃完晚饭,太阳刚好落在竹林里
摄影:雨然
我在写《不去吃会死》的时候就知道英国打工人的平均午餐时间是三分半钟,还不够我看一遍菜单的。我对那样的人生抱着深深的绝望。人类从“为了活命而吃饭”进化到了“为了快乐而吃饭”,这中间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而有些人类居然返祖了,真是反动。设计出不需要厨师的餐厅,诱导人类以吞咽方式快速进食,鼓励人类退化,真是反动。好好吃饭,是天赋人权来的。
慢食运动最深得我心的部分,是把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元素放进了饮食中。我仔细想过,珍贵的食材和厨师固然难得,有时甚至可遇不可求,然那样的一餐饭终是饮食生涯的高光亮点,并不能当作人生的日常来对待。若是想要“日日是好日”,很简单,只要能够慢慢吃饭就好。
慢慢吃饭,说说简单。经济社会教会我们以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衡量一件事情的稀缺性,叫做“值多少钱”,越是稀缺的,就越是“值钱”。
很久之前就有人很戏谑地分析过比尔·盖茨不应该弯腰捡一张100美元钞票,因为他俯身再站起所耗费的时间,折合成他同等时间挣到到的钱,比那张100美元多得多。以这样的逻辑,在我这样的穷人看来,比尔·盖茨根本就不应该吃饭,实在太奢侈了。
这就导出了一个诡异的结论——有钱人都不应该吃饭。想清楚了这件事以后,我就很不愿意跟有钱人一起吃饭了,总觉得那是耽误了人家的财富增长,也耽误了我好好吃饭。不能好好吃饭,是被我当作人生的重大损失的。
这是我为什么热爱乡村的原因之一。乡村是个允许人好好吃饭的地方。
“允许”听起来好像言重了,其实不然。在我和阿德做乡村社群和生态研究相关的工作中,我们越来越相信环境的力量,越来越明确个体想要去对抗环境是多么无能。不是说城里就不让人好好吃饭了,只是一个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人,要下定决心克服很多麻烦才能做到。
吃完晚餐散个步,村里满是树香
摄影:雨然
找几个朋友,吃一顿漫长的午餐或晚餐,一次两次不难,一次又一次就不简单了,次次都如此,吃饭的地方好找,一起吃饭的人就很难找了吧。乡村是个正相反的地方。我们在DNA的日子,没有聚众宵夜吃四个小时的唯一原因,是大家都吃累了。
并且,我们明显总结出一个规律,只要宋悦洋支上一口锅开始烧烤,自会有人带着食材来,有人带着酒来,也有气氛组的带着快板来入伙,最后围坐一圈的那个圈越来越大,还一定会有几只狗子混在里面捡食。
从技术面来分析,无非是因为大家在乡村的生活半径很小,相互间的关系近,很多别处认为是“活动”的事这里只是平常,有起头的人、有响应的人,便立刻可以发生。
这不是只有安吉才会发生的。在过去大理生活的经历中,慢慢吃饭也是生活日常,你可以吃累了歇会儿,可以社交过度了自己躲起来清净会儿,但只要想要,便随时都有。关键要素是,得有一群熟人和朋友一起生活在小半径区域中,并且大家还得都是有空的人。
能“有空”,能“一起”,是乡村中的平常,在城市中就是稀缺。这还是挺重要的,事关幸福感。蔡澜先生说过,跟朋友一起吃的饭才是最好吃的。蔡澜先生是个活明白了的人。跟朋友一起,就算坐在快餐店里也要慢慢吃,就算快餐的味道也会变好。
慢下来,能看见新世界。慢下来,魔法自会发生。
时间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同样一句“善用时间”,表现可以非常两极,高喊着唯快不破而争分夺秒是很多人以为的善用,慢条斯理细嚼慢咽又何尝不是。然而,当我们换成“享受”的语境,快就不再适用了,唯有慢下来才可以。
时间还隐藏了一个秘密,有空坐下来一起慢慢吃饭的人,能一起创造硅谷。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硅谷这个创新引擎本就是一片乡村。从硅谷的发展史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那里从一个个乡村小镇开始起步,是随着科技产业的发展才渐渐连成了片的。
吃完饭散步回家,总遇见风景
摄影:雨然
小镇是个熟人社会,大家相互认识,信息流动的方式跟大城市不同。追求效率的地方目标都很明确,最好不要有意外发生干扰了自己。乡村不太在乎效率,散漫才是主流,信息的流动没那么有目的性,结果意外踊跃发生,创意也就随之出现了。
信息的这个特性非常反直觉,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典型表现。我们都是厌恶风险的,在论及工作时尤其如此,因而我们总是在以最大的诚意去追求确定性。即便在理智上我们能理解不确定性的好处,情感上也很难克服。
这时候,环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周遭一片行色匆匆中,慢下来需要下一个决心才行,需要在情感和理智的斗争中坚定地站队;而在田野旁小溪边,不需要你干什么,一切都是自然就会发生的。
况且,田野乡间似乎也是更适合思考的环境。更况且,哪怕什么都不想,身处那样的环境中,也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更美好了一点点吧。
我很喜欢克朗凯特说的一段话——“最让人感到满足的,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在一处无人的小海湾抛锚,斟上一杯酒,舒舒服服地坐下,看鹅、鸭子和潜鸟滑向你,然后黑暗慢慢降临,万籁俱寂。”
这甚或可以看做是为什么要把ACDC建在一片乡村中的底层思考。
PS.关于本文的一切内容,不用争,争就是你对。关于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事实上就是亨利·福特的那句名言——不管你认为自己行不行,你都是对的。所以,真的,你总是对的。
茶山夜话专栏
本专栏作者许崧是长居大理的旅行作家,社区研究者,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和ACDC(安吉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召集人。许崧将在这里持续和大家探讨用创意设计解决乡村问题的可能性。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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